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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作者简介：萧延中，1955年出生于北京，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编著有《晚年毛泽东》，被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丛书”列为必读参考书。主编《西方学者评毛泽东》四卷本。对“毛氏语体”的修辞学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
大约半个世纪前，一本“红宝书”在中国构成了一道妇孺皆咏、倒背如流的风景奇观。它犹如一股“神力”，全面而深刻地荡涤了全中国，也搅得世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如果我们试图通过一本270页的语录摘编，整体评说毛泽东的政治观念，显然不大可能。但其字里行间，总体上准确地捕捉到了作者自身的思想倾向乃至意志情怀，这就是：执著的信仰寻求，亢奋的“斗争”意志，敏感的权力体悟，以及抑制不住的激愤情感。
信仰寻求与“斗争”意志
毛泽东卓越的政治修辞能力，使其“笔杆子”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枪杆子”。《毛主席语录》作为毛泽东话语的摘编，首先反映的是毛泽东作为领袖的信仰和追求。《毛主席语录》中，一再显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信仰的坚信不疑。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题的第三专题，编入语录28条，首段便引用了毛泽东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在这段充满激情的宏观论述之后，第三专题又引用了毛泽东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到1963年“避免修正主义”这段时期内的相关语录27条。读者可以明确感觉到，在毛泽东的观念中，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内涵应包括产权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两项基本原则。换言之，只要涉及到了这两块基石，就触动到了毛泽东价值理念的底线。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
此外，《毛主席语录》较准确地彰显出了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信服。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为座右铭，以后在其生涯的各种情境中，这一信念从未改变。《毛主席语录》将“阶级和阶级斗争”置于全书的第二专题，引用语录22条，甚为精当。其中诸如：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些断语，都成为那一时期振聋发聩的政治训诫。
开篇前三个专题的安排——共产党、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疑突出地体现了作者的思维重心，但在以后的结构中，则看不出某种一以贯之的清晰线索，也把握不到作者强调次序的轻重缓急，显现出相当的随意性。此种编辑漏洞或许为信仰者们“创造性地”理解领袖意志，为己所用地“打语录仗”，预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也许正合了林彪那“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的节拍。
“力”与“心”的交织
当今社会，很多领导都在潜心钻研如何提升“领导力”“沟通力”，而这些学问都是旨在达到一种“力”与“心”的交织。这里的“力”指的是“权力支配”，而“心”则指“心悦诚服”。“力”与“心”的融会，就是领袖意志溶解到了群众思维血浆之中，就是强制性的支配力默化为行动者“自我实现”的自豪与狂喜，权力得到了群众的信服与支持，用当时的语言表达就是“伟大领袖与广大群众心连心”。这或许也是第二十二专题“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征引语录最多、达39条的原因所在。
中国历代执权者无一不明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毛泽东也深得此古训的恩泽。毛泽东的独特之处则在于：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前提，将人群预设为“敌—我”两大群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叫“阶级斗争”，并以这组“矛盾”为动力，推动革命一浪接一浪的发展。这一思路构成了语录的第五专题“战争与和平”、第六专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七专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第八专题“人民战争”、第九专题“人民军队”的主要内容。
关于“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称之为“真理”，这已广为人知。他在1936年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38年所著《论持久战》中把武装斗争（暴力）的作用表述得更为清楚：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对中国下层民众“欲望—情感”的深层体悟，是毛泽东最为深刻的成功奥秘之一。得人心者得天下。即使在战争环境中，获取人心的重要性在毛泽东那里一天也未减弱过。第十一专题 “群众路线”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突出信念：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推心置腹之言。1955年7月，他断语：“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泽东甚至把“相信群众”放到了“相信党”前面，作为“两条根本原理”的第一原理。
建立新中国后，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力”开始进一步向“心”的方向融合。即将进城时的1949年3月，他意识到：“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1956年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把目光主要地转向“人”，对准了“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他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人性”。在《毛主席语录》第四专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这些思想均有全面的反映。
从《毛主席语录》的性质看，毛泽东思想原则上是近代中国试图替代儒学的一种信仰体系。毛泽东也坦率自称，他只承认一个“伟大导师”的称号。因而，“教育和训练”也就成为《毛主席语录》中必不可少的专题。由此看来，一些外国学者把《毛主席语录》称作“东方的《圣经》”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政治领袖的合法性最终要靠精神导师来支撑。
遗憾的是，《毛主席语录》对于“敌”“我”的界定比较模糊，例如，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说过：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不难看出，到底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在重要标准方面存在着高度的模糊性，这就为旁人带着情绪的主观臆断留下了巨大的弹性空间。
道德箴言与毛氏修辞
众多中外学者早已注意到，道德箴言在《毛主席语录》中十分醒目，甚至有学者据此把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定义为“德性的统治”或“道德的王国”。这些论述在《毛主席语录》的第十七专题“为人民服务”、第十八专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第十九专题“革命英雄主义”、第二十一专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都有集中体现，可以说它们散见于全书各处，比比皆是：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与饱含激情的高调道德相适应的，是特有的“毛氏修辞和语体”。出身农村的毛泽东，对宣传鼓动来说，可谓行家里手，语出惊人。语言在他嘴中和笔下，从比喻到讥讽，从状物到拟人，自由潇洒，犹如出入无人之境。
《毛主席语录》开篇第一个专题就是“共产党”，第一条则是毛泽东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那句带有对仗性质的政治诗句：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再有，阐述革命的三大法宝时，他用了一组“一个，一个，一个”的排比句，以强有力的语音韵律，阐发自己的经验主张：“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在倡导学习白求恩的共产主义精神时，毛泽东再次运用这种“一个，一个，一个”的强调式修辞手段，给听众和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不会说官话的毛泽东，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套路厌恶至极。在他那些未经修饰的讲话记录中，其话语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和冲击力，经常令听众笑声四起。例如，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是“羊肉”“板鸭”和“火腿”：“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喊出了 “开除球籍”的“毛氏格言”，号称：“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有时，毛泽东这种讥讽笑骂的语言风格带有强大的攻击性，也会伤害他人的自尊。有文章回忆，在1938年下半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批评王明。会议闭幕那天，全体代表会餐。餐后，毛泽东指着身边工作人员执意询问：“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开一个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接着，他讽刺说：“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作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自然，谁都明白，这个被讥讽的牛皮公司经理是指王明。
纯粹从语言学上看，《毛主席语录》并不算毛泽东著作遗产中的珍品，可一旦将它置入具体历史语境，其中所保留下来的对称格言、排比警句、慷慨陈词乃至即兴亢奋，无论是谆谆教诲，还是嬉笑怒骂，就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符号，带着中国人的深沉体味与敏锐反思，汇入了当代中国政治记忆那并不平静的浩瀚长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