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宁静

    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其实不止章太炎先生，“五四”前后的中国现代学者，许多都有类似经历，往往是早年参加革命，中年以后专心向学，晚年退居宁静。问题是如何评价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学者主观的原因，还是客观的原因？

    写过《新唯识论》的哲学家熊十力回忆说：“余在清光绪二十八九年间，即与王汉、何自新诸先烈图革命，旋入武昌兵营，当一小卒。时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旋见吾党诸新贵似不足办天下事，而旧势力之腐坏，亦岌岌不可终日。余自度非事功才，始决志从中国学术思想方面，用一番努力。”由投身革命军旅而转为学者的经历，熊十力自己讲得很明白了。而另一位大学者黄侃，也是很早参加同盟会，在湖北东南一带曾是声名显赫的革命领袖，民国之后，宋教仁遇刺，袁世凯弄权，黄侃对腐恶的政治不再抱有幻想，决心将兴国爱族之心，寄寓于学术文章。

    一生都在政治风口浪尖上的梁启超，晚年也有所醒悟，自言“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费精力，荒废了学问。他提出：“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说得至为沉痛，也很透彻，把自己都打入了“不能有所成就”的“新学家”之列。

    这样看来，中国现代学者由激扬转为宁静，主要还是社会原因。目睹政治现状怪异腐恶，自知不可为，也就不为了。

    即使公认的已“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其晚年的生活际遇和内心世界是否真正获得宁静，也还是个问题。

    章太炎逝世前一直为实现全面抗战而奔走呼号。1932年1月28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侵略，63岁的他倍受鼓舞，不顾年高体病，北上找张学良、段祺瑞，又向爱国军人和学生演讲，并致函顾维钧，希望他身为外交官，要有殉国的勇气。直至1936年夏天，生命垂危之际，仍在遗嘱中告诫子孙，万一中国被日本人统治，绝不可担任官职。可见太炎先生晚年内心并不宁静。黄侃临终前也曾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叹息说：“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

    难得的例外是中国近代新佛学的创始人杨文会，他早年好读奇书，操办团练，有与太平军作战的记录，也曾去欧洲考察，但天命之年过后，目睹“世事人心，愈趋愈下，誓不复与政界往还”，专以刻经传典和筹办佛学教育为职。晚年卧病之际，只有一事让他“心颇戚戚”，即经营多年的《大藏辑要》尚未完成。此事一有眉目，他便叮嘱家人为他洗脚剪指甲，然后向西瞑目而逝，面色不变。不过那是1911年农历八月十七日。要是大师知道后世的动荡坎坷，估计也难走得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