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的更新与变异

    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连接和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例如儒家思想，在先秦、两汉、宋明、清代都有所不同，都有新的成分加入。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在他的《论传统》中说，对传统而言，“增添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事实上，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新增入的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边缘状态，而且会遭遇固守既存传统人士的反弹。除非已经进入传统变异的另一情境，即固有传统和新成分实现高度融合，人们已经无法分清楚传统构成的新与旧，甚至以为新成分是旧相知，这时，传统就成为既是现在又是过去的了。

    文化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进行吸收和融合。传统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唐代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文化，在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它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

    这种更新过程一般不会引发激烈的冲突，也不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充当异质吸收的文化主体本身强大、有自信力和包容精神。汉朝和唐朝的时候，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具备这种条件的，所以有佛教的传入，有和西域文化的交流。

    到了晚清，国家处于被东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完全弱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条件，更不要说文化的更新了。张之洞算是有心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到底也不过是“应变”的一种方式而已。其实，处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与当时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彼此之间有好大一个时间差。西方已经是建构了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国还没有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转过身来，双方没有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种情况必然会爆发激烈的文化冲突，结果大家也都知道，是中国文化打了败仗，在西方文化面前丢盔卸甲。

    中国古代并没有“中国文化”这个直接的概念。到了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地涌了进来，与之相比较，才有“中国文化”之说。换言之，“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是晚清知识分子自我反省、检讨传统的用语。而现在，我们使用“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是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古与今、传统和现代，都连接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