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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支配，也拒绝被支配。”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对自己的评语。一个注脚或许就是她的烟瘾。采访中，她要么在说话，要么在抽烟，一根接一根。离开时，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她有没有算过刚才抽了多少根，她不以为意地说：“不用算，我一天两包半。”脸上一半认真一半玩笑，“现在一边倒强调抽烟的危害，对抽烟的人都快构成迫害了，我要反抗。”这种反抗一定让咖啡馆的服务员印象深刻，在1月20日上午的两个半小时里，他过来换了两三次烟灰缸。
讲起课来迅疾得像一场风暴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戴锦华成为权威的电影研究学者，带着某种偶然性。1982年，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那个时代充满了理想主义者，戴锦华是其中之一，用她自己的话说，“自恋而矫情”。但也是凭着这种理想主义者的气质，戴锦华一次又一次走到了学术界的前沿。
报到后的第一个任务是给暑期电影培训班的教师们送资料馆的观摩电影票，戴锦华也因此攒下了厚厚的一叠。之后一年，她看了近百部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对于我，对于那个时代，这是一场奢华到令人心醉神迷的盛宴。”从此，她真正爱上了电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和研究电影的过程中。
戴锦华至今坚持着一个观点：学电影的最佳途径是看电影。在“疯狂看片”的同时，她坚持着另一个秘诀：海量阅读。当时图书馆里的电影书籍少得可怜，戴锦华用两三个月全部读完后，开始到处寻找理论专著。她本来是学俄语的，看英文原版书时，抱着字典一词一词地查，硬是在笔记本上翻译了一遍。“当时我满腔热情地翻译介绍，并不假思索地运用西方电影和文化理论。80年代中后期，我都在十分投入地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来阐释中国电影文本。”戴锦华曾如此回忆道。正是因为这样的积淀，让她成为国内高校女学者中少有的理论行家。凡是听过她的课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惊叹于她的讲课方式：从来不用讲稿或幻灯片，善用复杂的长句和艰涩的术语，讲起课来迅疾得像一场风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戴锦华厚积薄发的时期，她与好友合著了《浮出历史地表》，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专著。此外，她还写出了自己在电影研究界最有影响力的两部作品《镜与世俗神话》以及《雾中风景》中的大部分内容。今天，这几本著作都已成了各自领域内绕不开的“名著”。
1993年，“下海”潮席卷校园。戴锦华突然觉得文化舞台和电影学院都空空如也：虽然有很多机会参与电影、电视剧制作，但思想和学术却在一夜间贬值。最终，戴锦华选择回母校北大任教，她觉得那是一片相对清净的世界。这段时期，身边朋友价值观的变化也让她感到困惑与痛苦。她在作品《昨日之岛：电影、学术与我》中如此表述：“1993年，充满了中国社会的是欲望和骚动……1995年后的观察，是这个社会涌动着焦虑、妒恨，乃至完全无名、无语的仇恨；这也是无助、绝望引发的社会暴力行为激增的时期。几乎不再是欲望的喜剧，而成为剥夺的悲剧……关于中国、关于当下、关于社会的性质与问题的基点和参数似乎都已改变……我首先必须忠实于自己，我必须首先回应自己所感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其结果是《隐形书写》及此后自觉的文化研究论文的写作。”
《隐形书写》成了她的又一部代表作。这本书的副标题是“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一次把怀旧热、畅销书以及商业广告等大多数学者不屑一顾的大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予以讨论。而且戴锦华总是从社会批判的立场出发，“拒绝妥协于形形色色的权力机制”。
戴锦华在电影研究、大众文化及女性文学研究方面都成绩斐然。但多年来，她最爱的仍是电影。她在北大所讲的电影课人满为患，课堂案例根据最新的电影作品每学期更新，课堂录音整理下来就是一部作品。对很多人来说，电影承载着生命的一个篇章：或青春记忆，或人生理想，或滚滚财源。而对于戴锦华意味着什么呢？她思考了片刻，斟酌着用词，说出了那句话“It's my whole life”（这是我全部的生命）。
不能再这样挥霍机遇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自己不会成为一个一流的艺术家，比如电影导演。这是为什么？
戴锦华：首先我觉得自己智力中等，思考问题过于清楚。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深究问题，而且把它明晰化，这是我的强项，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家的素质。艺术家要以某种媒介把感觉到的东西再现出来。我觉得自己不擅长电影这种媒介。另外，电影是一个集体性的创作，电影导演是一种领袖式的角色，要善于统筹全局，摆平人际关系，而这是我最不擅长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中国的影评人也不好当，说好话，观众骂；说坏话，导演骂。
戴锦华：中国的电影人总是说：影评人，你们去拍一次电影吧。但你看，似乎没有一个作家让文学评论家去写一部小说。在欧洲或在好莱坞，影评自成系统，没听说好莱坞的电影人对《纽约时报》的影评人说这种话。不管相对于创作还是相对于市场，影评人必须独立。
环球人物杂志：影评的意义是什么？
戴锦华：如果说影评对实践有影响的话，是通过影响市场，间接作用于创作者，但今天中国影评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能量，所以才有“越看越骂，越骂越看”的怪现象。
今天中国电影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大的一个规模，而相关“部件”缺失，电影文化稀薄，所以才会发生各种混战。比如最近围绕《私人订制》的这一轮骂战就很典型。这种混战经常是以污言秽语的方式恶语相向，这已不仅仅是电影文化，而是社会素质的问题了。
中国电影市场如果要发展、成熟，当然需要影评这个环节。影评人以自己的独立品格确立市场信誉，才能影响观众，进而或许影响到创作走向。中国目前的电影工业规模已与好莱坞相近，但成熟度却相差甚远。我们的发展机遇在全世界也是史无前例的，面对如此大的机遇，千万别以为这就是常态，要珍重地去把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肆挥霍。
我们身处一个知难行易的时代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电影学界习惯用代际来划分导演的风格。您和张艺谋等“第五代”同一年大学毕业，您怎么看这一代导演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变化？
戴锦华：变化太大了。1983年，还是摄影师的张艺谋带着《一个和八个》到北京电影学院放映。整个片子在静默中放完，当银幕完全黑下来时，现场仍是鸦雀无声。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掌声雷动。我当时的感受是：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我们也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了！
而现在，“第五代”主流化了，却全体在市场中陷落。他们个人的成功似乎也只能用金钱——票房和身家来衡量，而不再是给今天的中国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的贡献。
环球人物杂志：以王小帅、贾樟柯、娄烨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曾在国际影展上备受瞩目。近年来，除了贾樟柯，“第六代”好像集体陷入了失语状态。
戴锦华：“第六代”的整个命运都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体制内外之争，所谓“地上”与“地下”。他们创作的每一步都和那个时代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他们被这段历史成就，也被这段历史消磨。现在我已不敢对他们抱有整体性的期待。
贾樟柯是一个例外，他是这一代中，一个完成了从自述性讲述到社会性讲述转型的导演。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陆川、宁浩等近年来崛起的新生代导演，您怎么看？
戴锦华：我认为他们的“成功”代表作带有盲打误撞的成分。他们还需要展示或证明自己的才气。
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是浸淫在他的时代之中的，他最初的创作出自生命的冲动。继而当他开始用技巧、技术去创作的时候，才真正是对他才能与思想能力的挑战。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种种功利的考量，远远超过了对艺术自身的爱与对时代的感知。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为导演们辩护，认为电影圈只是一个小环境，资本为王的时代里，他们必然要跟着资本走。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戴锦华：当然不认同。我从不会奢谈电影艺术家遗世独立，但我同时坚持认为，永远存在着谈判空间。尤其是像“第五代”导演，在市场面前，他们是有谈判资格的。所以对他们我用了“陷落”一词。是欲望的诱惑？还是意志的脆弱？我认为他们没有真正去谈判，更不必说抗争，甚至没像姜文说的那样坚持“站着把钱挣了”。也许他们没有跪下，但却一味地顺应，投其所好。这很悲哀。我们现在身处一个知难行易的时代，的确不能要求电影人比其他人更清醒。今天整个世界是被最为粗暴的资本逻辑所驱使，资本的逻辑不仅是逐利，而且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就是症结所在。况且电影从来都是资本的舞场。
环球人物杂志：资本的逻辑能让中国人拿到奥斯卡奖吗？
戴锦华：其实奥斯卡是美国的国别奖，获奥斯卡大奖目前仍是天方夜谭。
人人踏着“步步高”的调子往前跑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元素在好莱坞电影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比重也更大。
戴锦华：好莱坞已开始为中国拍片了。去年《好莱坞报道》的一篇头条文章就是《我们该不该向中国叩头》。其中的数据显示，去年好莱坞全球票房收入最大的一块蛋糕来自中国，某些单片的中国票房甚至超过美国本土。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强劲势头，中国元素在好莱坞电影中肯定会越来越引人瞩目。但这并不意味着好莱坞的故事内核有丝毫改变，价值观仍然是美国主流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价值观的滞后问题已经讨论很久了。
戴锦华：为了救亡图存，民族更生，我们经历了100年的价值自我中空化过程。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每一次革命都造就了断裂，而告别革命则创造价值真空。
过去我喜欢说我们的价值观混乱、失序，现在的感觉却是太清晰了：对于成功和金钱的膜拜，对于生活方式和价值极度单一的想象。好像没有人乐于去看一看我们身边的现实，没有人真正去想一想自己的“利益”。
就像影片《钢的琴》的序幕，人们踏着“步步高”降B调的节拍，拼命往前跑。到哪儿去？不知道。如果有人停下来想想，大家会说，你装什么装，赶紧跑啊。但前面是什么？对少数人来说可能是乐土，对大多数人却可能是悬崖。
环球人物杂志：但大家确实找不到答案。知识界能给出一个答案吗？
戴锦华：也许更大的问题正是知识分子（笑）。我同意，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没有答案才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找，无解不是答案，求解才是必须的。其实，根本问题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我们对既有的答案心存疑虑。所以大家更应该急迫地去提问、去回答、寻求解决办法。
我不爱好莱坞，但我尊重好莱坞电影人的敏感，其电影的成功正在于它始终尝试以电影触摸现实问题，不断开启现实性思考的入口——当然，最后一定以梦幻式的结局收尾。但我们的问题是，看不到好莱坞的现实性，只看到商业奇观与梦幻性。全球化过程携带着巨大的文化暴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工作是与其对抗，至少是尝试对话，而不是拥抱与复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一边拜金、功利，另一边则是把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理念绝对化，再加以膜拜。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处于转型期，很多人都陷入纠结中，苦于无法找到解决现实矛盾的办法。怎样才能不纠结？
戴锦华：在网络、数字技术带来的断裂性革命面前，我觉得世界文化真的走到了一个大的转折点上。如果新媒体能在未来打开一个文化民主的空间，我希望那会是一个让多数人享有真正多元选择的空间。多数人的参与、介入、享有，才是文化民主化的真正价值。今天，我不相信那些说自己不纠结、不矛盾的人，因为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本身就太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