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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的名字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上了年纪的人眼里，这位美国人可是大名鼎鼎。他曾在中国生活、工作35年，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交往甚密，被称为“跻身中共高层核心圈的美国大兵”。
前不久，92岁高龄的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出席一次论坛，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对半个多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他依然记得每一个细节。更为可贵的是，李敦白并不是一个生活在回忆中的人，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有着独到的看法。
揣着路条，能吃面条
1945年9月，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尽，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的中文专员。这份工作使他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渐渐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李敦白本该复员回国。可此时他由于与中共地下党员频繁接触，“完全被中国迷住了”。他决定留下来，并想方设法到美军的上海陆军总部工作，还与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后来，在宋庆龄的介绍下，他转到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随后又前往张家口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6年9月，他启程去了延安。
“我是在傅作义部队袭击张家口前几天动身的。”李敦白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临走前，他去向晋察冀解放区司令员聂荣臻告别，聂荣臻给他写了张条子，大意说，这是李敦白同志，我们的美国朋友，希望沿途军民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聂荣臻签了字，还盖上了大红戳。我靠这个条子得到很多帮助。每到一个村子，当地的干部看到条子，就很热情的给我煮面条吃，找地方住。”
一路上，李敦白偶尔骑马，但大部分的路途都步行完成。他从张家口出发，途径4个省，突破封锁线，渡过黄河，走了45天，在10月到了延安。“虽然长途跋涉，但我很兴奋，一点不觉得苦。”
李敦白到达延安时，刚好赶上一个星期六。他在拜会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后，碰到了当时的中央青年团书记冯文彬。冯文彬告诉他，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可以带他去。就在那天的舞会上，李敦白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时，舞会上还有朱德、刘少奇和江青。
“我们推门进来时，毛主席正在跳舞。他看到我，就停了下来。”李敦白回忆说。在简单地介绍后，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一个美国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和他找了靠墙的椅子坐下，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同意，我安排个时间，你到我那待一两天，和我谈谈美国。”李敦白说自己也不是什么专家，不知道主席想不想听，毛泽东爽快地说：“你就跟我谈美国，一切我都愿意听。”
后来，李敦白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俩人谈起话来。李敦白注意到，毛泽东是个非常虚心，而且有礼貌的人。“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聚精会神。后来年长一些的朱总司令来了，他起身非常客气地打着招呼——总司令来了，请坐。”
在延安，李敦白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他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巨变留下记录，就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同时，经李先念、王震介绍，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直接批准，他加入了中共，成为了当时中共唯一的外籍党员。
解放前，李敦白经常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他眼中，是个能虚心听取意见的人。有一次，毛泽东和李敦白对美国工人阶级革命产生了不同看法。“毛泽东和斯大林当时有相同的分析，认为二战之后，美国会再次发生经济危机，美国工人会趁此起来闹革命。”李敦白说，“我跟他说我有不同看法。经济危机对于美国工人阶级不是好事，而是灾难。在危机中，工人阶级的组织会瓦解，因为他们没有坚强的领导。我们两人意见不同，但那也没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太差了”
遗憾的是，留在中国的李敦白没能躲开时代的旋涡，曾两次被投入监狱，先后被监禁16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李敦白却被关进了监狱，而且一关就是6年多。当时，苏联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是“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下了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受她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逮捕了斯特朗，并通知中共把李敦白抓起来。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会受到怀疑呢？”这是李敦白当时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尤其是作为一个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我肯定太差了。要不然，别人为什么会怀疑我。”他当时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提高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思想科学化、革命化和纯洁化的人。“我对自己说，接受审查是我的任务。别人有上战场的任务，有工作的任务，我有接受审查的任务。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这样看自己。我利用在监狱的机会努力学习，提高认识。我相信，如果我能从监狱出来，有更高的认识，那就更好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量的错案也得到了平反，“斯特朗国际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李敦白结束了监狱生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郑重向他道了歉。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包括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对李敦白说：“你被牵扯到她（斯特朗）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个好同志。”出狱后，李敦白选择了到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工作，主要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敦白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投入了中国的政治纷争。最终，于1968年再次入狱。第二次入狱时，李敦白唯一获准带进监狱的只有一本《毛泽东语录》。“我下了决心，越是关在监狱，信仰就要越强。我经常默念夏明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的注意力都在这一点上，如果我太关注个人，可能活不到从监狱出来的那天。”
毛泽东思想是笔巨大财富
在狱中，李敦白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主席做了别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国，建设了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进行了宏大的社会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知识分子也变得更有地位。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人的腰杆直了起来。”在李敦白看来，毛泽东的有些政策操之过急，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思想不仅不能否定，反而应该更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来说是笔巨大的财富。而且，这笔财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说到这里，李敦白反问记者，解放战争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我在昆明的时候，和国民党第五军住得很近。他们的军人吃得白白壮壮的，而且训练很系统，按道理说，这样的部队会打仗。”李敦白说。随后，他比较起了解放军。1946年11月，他看到王震率三五九旅从陕南回延安时，很多战士就像小孩子，因为农民分到土地，就让儿子参军了。一个班10个人左右，大概就4个人有布鞋，其余的都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一个班里，也只有四五个人拿着步枪，其他人都是红缨枪和大棍子。和国民党部队相比，共产党军队能打胜仗，关键在于思想路线对头，“共产党有一套科学思想，集中起来说，就是实事求是。”
李敦白跟记者举了一个例子：1947年前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40条指示，他受命把这些翻译成英文。其中，第四十条指示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李敦白看不懂毛泽东的毛笔草书，就请人来解释。对方告诉他，这一条说，如果县区村里的同志想破坏这40条指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工作中，一字不改地照搬执行，这肯定要失败。毛泽东的言外之意是，在执行指示时，一定要研究当地的情况，具体执行。
1977年11月，李敦白被释放出狱。他没有再回到广播事业局，而是先后在新华社、社科院担任顾问。1980年3月，李敦白偕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在美国，李敦白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了6年的毛泽东哲学。最近几年，他又在华盛顿州的太平洋路德大学教书。“学生读《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的节选，他们的兴趣大极了。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应该学，中国人如果自己不学，就太没道理了。”李敦白对记者说。
中国梦是“咱们的梦”
谈到当前中美关系，李敦白认为，中美将最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不会一帆风顺。李敦白说：“实际上，现在中美的关系也不坏，只是相互有些猜疑。不过，每一届美国总统总是会使两国关系前进一些。有些总统，在竞选时大骂中国，上台以后就得面对现实。”
对于美国是否会遏制中国，李敦白说，美国知道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定局，是改变不了的趋势。美国的官方立场是欢迎中国发展，但他们希望中国的发展不要对美国形成太大的竞争，尤其是军事威胁，“两国之间不信任的关键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美国担心中国强大之后会进行对外扩张。当然，我个人看这种担心纯属多余。”
李敦白对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也很关注。“‘中国梦’的提出很重要，是对中国年轻一代提出的一种理念，一种理想和奋斗目标。”李敦白说。在他眼里，和美国梦相比，中国梦更有自己的特点。“美国梦基本上是‘我的梦’，中国梦则是‘咱们的梦’；美国基本上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中国是以我们、我国为中心的；美国梦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好房子、好工作、好家庭，和国家怎么样没太大关系，中国梦说的是国家发展进步了，每个人也会发展、进步。”
对于中共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很赞赏：“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民主。民主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更不在于是不是多党制，而在于能不能真正反映老百姓的要求，民主的主要精神就是老百姓能自由表达自己的需要。”他很认可毛泽东以前讲的“中央就是个加工厂”，这能把老百姓的要求集中起来，然后再作为政策回到群众中去。“这个精神，其实就是民主。”与此同时，李敦白认为美国的民主问题还很多。“美国人不缺乏个人自由，但在大的方面，美国民主可怜得很。美国打了那么多仗，每次都有很多人反对，不还是照样打？”
对于不少学者希望中国能采取和美国相同的经济政策，李敦白嗤之以鼻。“还好中国没学美国在财政、金融上的政策。美国经济还是老牛拉破车。现在5000多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贫困率18%。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幸福的“年轻人”
李敦白和中国的缘分不仅在于他在中国长期的生活和工作，更在于他娶了王玉琳这样一位中国太太。1955年，首次出狱的李敦白在广播事业局工作，王玉琳是局长秘书。在办公室里，李敦白初遇王玉琳就一见倾心。自此，两人经常约在一起看电影、逛街。有一天，李敦白写了一封求婚信，偷偷放在了王玉琳桌上。没想到第二天上午，王玉琳一脸严肃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在桌子上放了张纸，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李敦白吓得头都不敢抬。他看那张纸上写着：“李敦白同志，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提出的那种关系，既然你有这种想法，我只好停止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
心一下子凉了的李敦白突然发现，下面还有两个字“又启”：我昨天答应你，今天下班后，一起逛中山公园，我当然要遵守诺言。下班后，李敦白陪王玉琳逛公园时，再次鼓起勇气求婚，王玉琳居然同意了。如今，提起那段经历，李敦白笑着对记者说：“她很顽固。”
然而到了1956年结婚前不久，新华社老社长吴冷西专门请李敦白吃了顿饭，说服他不要和王玉琳结婚，理由是“你俩文化传统不同，你爱莎士比亚，她爱京剧”。说到这里，王玉琳笑了，埋怨李敦白“老记得这个事”。
从结婚到今天，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57年，老伴王玉琳也已经80岁了。“文革”期间，王玉琳因为不愿揭发李敦白而进了五七干校，吃了不少苦。1980年，王玉琳又陪着李敦白回到了美国，当时李敦白59岁，王玉琳47岁。
初回美国，夫妻二人两手空空，辗转于美国多个地方，生活很不容易。后来中国的外国专家局曾邀请他们再回中国，但老两口婉拒了。最开始，李敦白在一家咨询公司任职，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取名“李敦白有限公司”，自己是总裁，老伴是副总裁。“以前在广播事业局，是同一单位，不同部门。到了美国以后就一块儿了，一起做咨询。”李敦白幽默道。
夫妇两人育有三女一男。如今，大女儿在中国主管咨询公司的业务，二女儿在北卡罗来纳州当医生，小女儿在西雅图当工程师。最小的儿子现在也在中国，任一家美国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
李敦白夫妇的子女都是出生、长大在中国的。儿子到美国时15岁，曾在中国学了一身武术功夫，到美国之后，暑假还去少林寺学武术。当美国同学问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时，他说，平时是美国人，打仗时就是中国人。
有了幸福的家庭，李敦白过得很开心。老伴每天要在自家的花园里走上半个小时，年事已高的李敦白也每天在跑步机上锻炼。而且他的作息习惯也是通常年轻人才有的晚睡晚起。
身体硬朗的李敦白，心态也年轻。王玉琳告诉记者，每当苹果公司推出新的产品，不管是手机、电脑还是平板电脑，老李必须当天就得拿到手，“我家这个老先生，赶先进、追潮流是第一。”被揭了老底的李敦白有点挂不住，用脚动了动王玉琳，转头和记者说：“技术嘛，新的好！”记者看到他拿起手机，拨号码、按键盘也和年轻人一样麻利。
如今，李敦白夫妇住在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的福克斯岛上。当然，李敦白一刻也没闲着，除了给客户做咨询之外，他还兼顾着教课、演讲和写作。1993年，李敦白曾出版自传《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现在，他又在写一本新书，打算以他16年的监狱生活，来谈谈个人思想修养。看来，这位“年轻人”对未知的明天依然充满了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