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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2013年11月12日，经过4天的闭门讨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落下帷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
这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引起了海内外高度关注。美国“市场观察”网站认为，本次三中全会可能是数十年来中国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会后，“中国有可能永远改变”。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领导人勾画了“大手笔改革计划”，认为此次会议“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转折点”。而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正如人们所预测，展现出了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烈的改革决心。
《决定》中改革之所及，正是当下中国民心所向。本刊选取土地、户籍、住房、人口、教育、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民营企业这８个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邀请权威专家做出解读——此次改革能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
土地流转改革
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解读人：杜志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杜志雄，1963年出生，安徽铜陵人。从1985年开始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科研处处长、副所长等职。主要从事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农村中小企业金融研究。
环球人物杂志：允许农地流转，是否会触及土地所有权问题？
杜志雄：农地流转指的是使用权的出让，而非所有权，土地私有化是不可能的。农地分为农村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宅基地属于农村建设用地，耕地属于农业用地。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实际上早就存在，本次全会只不过进行政策确认。农业用地的流转，主要是小规模农户拥有的碎片化土地向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流转。
将来要建立规范的农地流转合同，明确流转期限、租金等。比如，一块耕地从A流转到B之后，可能被作为公益性用地，用于集体福利项目或社会公共利益项目的建设。双方的利益该如何处理？就需要规范的农地流转合同加以明确。
环球人物杂志：耕地流转时，怎样保证合理估价？怎样保障农户的安置？
杜志雄：由于不涉及所有权，耕地流转价格实际上就是租金。总的来说，需要一个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让市场决定耕地价格。我们可以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来评估耕地价格，然后由国家发布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耕地的参考价格，也就是基准租金。在基准租金的基础上，买卖双方协商具体价格。
允许耕地流转，是为了适应一部分人想将耕地流转出去，或不得不流转出去的情况。农户不耕种无非3个原因：年纪大了；觉得种地不合算了；外出务工了。所以，是否要将耕地流转出去，取决于农户自身，大规模、非理性的耕地流转不可能出现。对转让了耕地的农户，一方面要通过耕地租金保障他的利益，另一方面要通过就业城市的社会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
环球人物杂志：耕地流转和加快城镇化，会不会使18亿亩耕地红线失守？
杜志雄：耕地红线不会、也不应被突破，这关系到国家安全。但城镇化必然要用地。解决这个矛盾有两个途径。首先，充分利用已经城市化的农地。过去十几年，城市扩张已经占用了很多农地，但利用率低下，先让人口和产业扩张到这部分农地上。其次，一些新的农地成为城市用地也是必须的，但不能打耕地的主意。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盘活受到限制的农村建设用地的流通，比如打破对宅基地流通的限制。
环球人物杂志：城郊有大量盖在宅基地上的小产权房。放开宅基地流转，允许小产权房合法化，会有什么影响？
杜志雄：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意味着城乡住房市场被打通了，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居民可以到农村买房了。今后几年，这一现象首先会在城市近郊凸显出来，因为现有城市住房显然不能满足新增城镇化人口的居住要求。
小产权房合法化必须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是利益分配。小产权房合法化必然带来这部分土地利益的增加，但这些利益是国家政策带来的，如果完全归于当地社区和持有土地的农户，必然使其他农户产生不平衡。因此，要让仍在从事农业经营的其他农户和经营主体分享利益。而且，土地本来就是国家和集体的，不是完全的私产，合理分配新增利益无可厚非。
另外，小产权房合法化不可能一步到位，否则政府信誉必然受损。这和宅基地不同，宅基地流转只是将既存事实确认下来，但小产权房是国家明令禁止过的。虽然它大量存在，但不乏认真执行国家规定、禁止小产权房存在的地区。如果轻易放开，会对执行了政策的人造成变相伤害。执行政策的人吃亏，不执行政策的人反而得利，今后政府的权威和信誉如何保证？不能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滋生出新的问题。
已经购买了小产权房的人，收益也会增加，但要向国家补交一部分成本。之前小产权房成本低，是因为税收、地价都比较低。合法化以后，要按照实际成本来核定地价。
环球人物杂志：以前，村委会在土地开发中享有部分收益，有些征地矛盾因此而起。宅基地自由流转，村委会的收益是不是没有了？
杜志雄：村委会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人，在此过程中要付出时间、精力成本，得到收益是应该的。但之前的一些土地开发，有违规和暗箱操作的情况，农民对此不了解，使得一部分本来属于农民的利益流向村委会。一旦土地流转政策化，农民对相关政策更加了解，懂得如何保护自身利益，必然会在地价谈判时掌握主动权，收益肯定会增加，村委会的利益就会降低。
户籍制度改革
三中全会《决定》：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解读人：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李强，1950年出生，北京人。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兼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委员、民政部政策咨询专家组顾问、北京市市政府专家顾问团委员等职。
环球人物杂志：此次户籍制度改革会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推进？
李强：户籍问题牵涉较广，相关改革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包括此次《决定》的表述，也是“分阶段、分类型”。所谓“分类型”，是按照城市规模，即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等，不同类型的城市采取不同对策。
环球人物杂志：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近期会有改革突破吗？
李强：比较难。北京等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确实超过了其环境资源承载力。很多人担心，大量人口的继续涌入会对特大型城市的承载力提出严峻挑战，使其所面临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加剧。根据其他国家特大城市的经验看，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确实会使城市经历一个“痛苦指数期”。但经过市场等机制的调节，城乡人口以及城市之间的人口最终会趋于平衡。我们目前无法预测“痛苦指数期”会持续多长时间，只能说，对于那些资源承载力十分有限的特大型城市，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想取得大城市户籍，目前看有哪些渠道？
李强：广东等地目前所做的积分制改革试验，取得了一些成绩，可以继续探索。但积分制只是户籍改革的阶段性措施，真正从这个制度中受益的，还是流动人口中的精英阶层。以广州市为例，入户的积分体系包括文化程度、社会贡献、住房等12项。其中，文化程度上，大学本科可得80分，初中毕业只有10分；职业资格方面，技师或事业单位工勤技术岗位二级、中级职称60分，初级工10分；另外，参加社保五个险种每个险种每满一年积1分，但最高不超过50分……政策规定，原则上积满85分可提出入户申请。这样算来，如果你是大学毕业生，就能拿到80分基础分，再加上工作等其他加分项，很快就能积满。不是大学毕业的农民工就很难有落户的可能了。
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可以理解，毕竟每个城市在允许外来人口入户时，总是尽量将优秀的个体纳入自己的体系。但必须加以完善，可以在积分制的基础上，同时放开技术准入。我们调查过，现在很多打工者虽然在文凭上只是初中毕业，但他们绝大多数都通过多年劳动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能，只是其中近90%的人没有得到技术证书。所以，应改革和完善农民工获得技术证书的平台，实现技术证书与户籍改革接轨。凡获得一定等级技术证书的、城市产业链条上的劳动者，就能拿到城市户口，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福利。这样做，还能让全社会尊重劳动技能，有助于提高技术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
环球人物杂志：相比之下，小城市是否已具备户籍开放的条件？
李强：从政策上来说，这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中央2002年放开了小城镇的户籍限制，但尚未放开小城市。根据民政部的数据，中国现有660多个城市，还有近1500个人口在50万左右、未进行县改市的县城。大量农村人口其实已经在这些县城中定居下来，但除了县政府所在城关镇的居民持有城镇户口外，居住在县里其他乡镇的居民持有的依旧是农业户口。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是有较大差距的。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开放中小城市户籍限制，让大量农民工就地或就近实现市民化，允许他们成为县城的市民，享受县城教育、医疗等资源。
环球人物杂志：但这意味着对县城现有资源进行扩建，钱从哪儿来？
李强：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农民的退出机制与县城的投入机制接轨。一旦农村建设用地经过政府审批进入流转，它的价格就会大涨。可以从这笔价格收益里拿出一部分钱，投入到城镇建设中。当然，这背后有巨大的利益，该怎么分配，必须谨慎。
环球人物杂志：“分阶段”进行户籍改革，又该如何理解？
李强：因为户籍和市民利益挂钩很紧，而每个城市的利益差异较大，所以应该允许各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户籍改革试验，而不是统一由中央部署。比如北京，对于进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今年放开了中等职业学校的异地考试，明年将放开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别的渠道可以解决流动人口的福利待遇问题吗？
李强：我认为，优化中小城镇的资源配置也是可行的方法。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很强，如果县城里能提供就业以及优质的医疗、教育、养老资源，很多人也未必愿意离开家乡的县城，往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挤。所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住房制度改革
三中全会《决定》：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解读人：牛凤瑞（原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牛凤瑞，1946年10月出生，河北固安人。2001年至2008年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即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主任，是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决策咨询专家。
我认为此次关于住房的改革主要有两点。
一是保障房改革进一步深化。预计会取消经济适用房，并轨公租房、廉租房，从而进一步明确保障房的目的。目前，我国保障房建设的概念被泛化，经济适用房、两限房、拆迁房、安置房等都被纳入保障房的范畴，搞得盘子很大，反而造成管理混乱，继而滋生腐败。要想真正解决人多房少的问题，只能是分层次逐步满足。比如说，我们目前只能提供5万套住房，就先确定5万个保障对象，将5万套住房适当降低保障标准，优先保障人均居住面积6平方米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入住，再保障8平方米以下的，接着是10平方米以下的。
二是楼市调控机制改革。我们以前的思路是限制需求，但住房需求不是靠限制就会消失的。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下一步将着力建立楼市调控的长效机制，比如增加房屋的有效供给，由限制购买转为税收手段调控。同时增加公租房供应量，分流一部分恐慌性购房需求，引导理性购房。通过机制给予刚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稳定的预期，削弱投机性需求，使房价达到合理水平。
有些人关心限购政策会不会放开，何时放开。我认为，限购政策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措施，是把今天的购买力往后推。当购买力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一旦政策持续时间过长，就会导致市场交易成本和政府管理成本过高，也可能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我认为，目前各地对限购政策是有些骑虎难下的，最大的可能是不再强力执行限购令，或出台新的政策将限购令覆盖掉。
至于房产税，在目前的情况下，若面向普通存量住房，很难说征税成本能否和预期收益相匹配；若面向高端住房，税率过低对持有者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税率过高虽能抑制其在国内购房，却会促使其在国外购房，对扩大内需弊大于利；若面向多套住房，持有者可能提升租金，把税负转嫁到租赁者身上；若面向增量住房，则需要对土地出让金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而这又要求地方公共财政结构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制也随之作出连锁调整。
要开征房产税，得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产权认证。现在至少在公务员房产认证上是有困难的，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已推行了20年，效果仍不理想。第二，资产评估。房子是个性化产品，需要由庞大的中介队伍进行专业评估。第三，开征土地税。大家现在缴纳了限期70年的土地出让金，但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证，个人的房屋产权非常不完整。但总的说来，开征房产税是大势所趋，在理论上没有太大争议，政府也有足够的征税动力。
人口政策改革
三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解读人：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张车伟，1964年出生，河南遂平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这次《决定》在人口政策的表述上做了一些调整，究其原因，还是人口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制定和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时，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人口基数大、生育率高。但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生育率可能不超过1.5%，人口增长的动力、潜力没有了，人口膨胀的压力也就不存在了。
按现在的生育水平推算，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很可能超过日本。老年人口比例过大，会让整个社会缺少活力和创造力，也让社会养老保障问题越发严峻。如今，养老模式已经发生变化。过去我们讲“养儿防老”，可现在我国家庭结构变成了“421”，即一个家庭里，有4位老人、1对夫妻和1个孩子。对这对夫妻来说，现在除了要抚养孩子，还要赡养4位老人；而对这个孩子来说，将来可能要赡养6位老人。如果社会不解决好养老保障问题，个人将承担很大压力。
而且，老龄化社会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是没有应对经验的，等我们真正进入时，会有更多想不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放开生育，是有必要的。另外，现在人们的生育愿望普遍不高，即便全面放开，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大家自愿生育的数量也不会超过3个。
第一步可以有限制地放开二胎，比如放开“单独”二胎，即允许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胎为开端；下一步，再全面放开二胎，甚至有可能还有第三步，即设定一个上限，比如一对夫妻的生育数量不能超过3个，这样就够了。我认为，有朝一日，我们不仅不会限制生育，还会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鼓励生育。
具体到放开“单独”二胎，我认为越快越好，不需要再做试点，要在全国统一放开，也不需再有间隔4年才能生二胎的要求。按照《大国空巢》作者、人口学者易富贤的估算，放开“单独”二胎，最多能让受益人群每年多生不到200万个孩子。考虑影响生育的种种因素，比如高达百分之十几的不孕率、较高的生育成本和低生育思维惯性等，多出生的人口数量实际上会更少。放开的前几年，过去积累的一些生育意愿会集中释放出来，人口增加较多，但很快就会过去。所以放开“单独”二胎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
有人担心，进行人口政策改革会不会让当前有限的，甚至是匮乏的社会资源更加难以承受。比如现有教育资源能否满足放开“单独”二胎后人口增长的需求。我认为，是可以承受的。与最顶峰时相比，学龄人口数量下降了，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总体供给不存在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而这在哪个国家都是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幼儿园没有纳入义务教育的阶段，它的供给是不足的，应该着手加大学前教育机构的投入。
总的说来，过去我们的思路是通过限制人口增量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如今，我们的生育水平已经降到不能再低，所以思想要变过来，政策也要变过来，今后要让经济社会的发展来适应人口的发展。
教育体制改革
三中全会《决定》：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解读人：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1972年出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编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环球人物杂志：《决定》提到，要打破“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将招生权交给高校，这一改革有什么好处？
熊丙奇：我们现在的高考模式是统一高考加集中录取，这导致基础教育沦为应试教育，学校只能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这次改革后，考试就不再是“指挥棒”了，而是基础教育和高校选拔人才的评价工具之一，不是唯一。这有利于建立多元的教育评价指标。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和特点制定招生标准，学生可以真正实现个性化发展，不再为追求高考科目的高分而抹杀个性。
建立了这样的评价体系，基础教育就不再“育分不育人”，办学的指导思想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一个学生可以在拿到多个录取通知书后再选择大学，那就会迫使大学必须转变教育理念，对受教育者负责，从根本上打破计划录取制度，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
环球人物杂志：但是很多人担心这会导致招生腐败。
熊丙奇：这其实是大家的误解。我们这10年来推进的自主招生改革，都是“假的”自主招生改革，是没有把选择权交给老百姓的改革。为什么现在学校里会有潜规则？因为受教育者没有选择学校的权利，更无法参与到学校的评价当中。如果北京大学想给不合条件的官员或富商后代提供机会的话，它5年之后就会变成一个二流学校，甚至三流学校，这就是选择的结果。给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同时要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如果一个学生能同时拿到多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学校为了吸引这个学生，就必须向他证明：这所学校的教育水平是值得你信赖的，教育服务是能让你满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必然是透明的大学，也必将更加公开、公正地对待学生。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谁来监督学校实行公平、公正的招生呢？
熊丙奇：可以通过立法来规定学校在招生过程中必须公开的信息，让全社会监督它依法办学；还可以建立“大学理事会”，实行校长治理制度，即校长不再由行政任命，改由公众或师生选拔；还可以建立“家长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这就重建了学校治理的结构。
环球人物杂志：取消行政级别的阻力会非常大，该从何入手？
熊丙奇：如果改革由掌握权力的人主导，自然阻力重重。“去行政化”改革，校长和党委书记可能不会愿意，因为他们有行政级别；教育行政部门可能也不会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少了上升的台阶；政府部门也会觉得棘手，因为以后管理学校变得更难了。我认为，应该由全国人大来主导教育体制改革，制定方案，监督相关部门放权。全国人大要真正起到决策、质询、监督的作用。
环球人物杂志：改革后，如何进行学校评级？
熊丙奇：这次三中全会提出的“管、办、评”分离制度，指的就是政府管、学校办、社会评，也就是说，学校办得如何，不由政府部门评价，而是由专业机构评价。现在的政府部门很强势，使得专业评级机构没有话语空间。各地虽然有教育评估院，但它们隶属于政府部门；社会上有些评级机构对大学进行排名，但又不够规范。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政府部门没有公开信息，导致排行榜真实性、客观性存在疑问。其次，国家对于社会评级机构应该有明文规范，但目前还没有。在以后的改革中，教育行政部门应该逐渐退出评价体系，同时做到信息公开，并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通过行业自律，来提高社会评级机构的质量。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应该如何扩大省级教育权？
熊丙奇：教育权中，哪些权力属于中央，哪些权力属于地方，应该有明确规定，但目前在我国不太清晰。中央的教育权应该包括三方面：一、制定国家教育发展的统一战略；二、为贫困地区的受教育者提供公平的教育环境，通过中央财政划拨来推进教育公平；三、从全国范围内统计教育发展信息，为未来的教育规划提供数据。除此以外的权力，应该归属地方政府和学校。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三中全会《决定》：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解读人：曾康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财政学系主任，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
曾康华，1959年出生，湖南洪江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财政学和计量经济学教学工作，以及宏观经济运行、中外财税理论和计量经济研究，学术专长为宏观经济计量研究。
关于《决定》中涉及到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我认为，归根结底是一个资金的问题。我国今年的经济总量53万亿，财政收入12万亿，但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占财政收入的6%，与西方国家平均水平的30%相去甚远。但是，社会保障如果全部由政府兜底，无疑会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三大方面，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中，养老保险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养老金的筹集。在本次三中全会上，国家已经明确思路，鼓励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拿出更多资金为社会保障提供有力支持。对社会来说，这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对政府来说，这是减轻财政负担的最佳途径；对企业来讲，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内容，有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对于企业职工来说，这是对自身的双保险。
实际上，我国在2003年就出台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但发展并不顺利。一方面，有实力的企业，尤其是石油、电力、烟草等垄断行业的企业，对国家可能出台的优惠政策持观望态度，迟迟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更多中小企业不具备相应的实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最可行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对企业年金制度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从制度层面调动企业积极性。比如，某企业每年拿出100万元建立企业年金，如果国家不实行税收优惠，企业要按20％的税率缴纳税收，即20万元；如果国家实行税收优惠，企业按优惠税率10％的税率缴纳税收，即10万元；如果国家免去此项税收，企业则不需要为此交税。
国外实践经验证明，对企业年金缴费实行免税或推迟征税，是推动企业年金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般会在企业和职工缴纳年金费用及年金基金投资这两个环节免税，只在退休职工领取企业年金时征税。这是值得借鉴的。
当然，税收优惠政策对大企业和小企业应有所区别，否则可能陷入“好的更好，差的更差”的怪圈，反而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势单力薄的中小企业，国家可以把税收优惠政策放得更宽，鼓励它们跟上企业年金制度建设的步伐。
除了企业年金制度，中央此次还将涉及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制度改革提上了日程。事业单位年金制度触及社会公平范畴，势必比企业年金制度的改革更复杂。由于现行体制等种种原因，事业单位年金改革的方向并未完全明确。一些已经转企改制的事业单位，可以按照企业年金制度走，而另一些事业单位和高校，虽然难以在短时间内自筹经费解决年金问题，但应该也只是时间问题。
行政体制改革
三中全会《决定》：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解读人：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周天勇，1958年出生，河南南阳人。1994年调入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现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环球人物杂志：简政放权是此次改革的一大亮点，其中审批制度改革，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周天勇：我们可以从多个领域来看。首先，工商注册登记制度有3项改革。第一，取消注册资本限制。以前，注册登记门槛较高，注册资本金最低额度为100万元，还必须是实缴。改革后，对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将不再作限制。从理论上讲，交几十块钱注册费就能注册一个资本额为1000万元的公司。
第二，取消经营范围限制。一个小店注册了卖馒头就不能做包子，一家贸易公司注册了主营钢材就不能经营服装，以后这种限制要取消，准许企业自主扩大经营范围。
第三，不限制注册地点。按我国现有规定，创业者必须在工商局允许的办公地点，如写字楼里办公。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出不起租金就无法创业。前段时间，一些地方的工商局开始允许申请人在取得邻居和居委会同意后，在居住场所创业。未来，这个口子会越来越大。
另外，我们来看户口、护照、准生证这些改革呼声最大的审批项目。有的审批本身就没必要，比如户口，应该加以根本性改革，把它单纯作为一个统计学工具，帮助管理者了解辖区内有多少家庭、每个家庭有多少人口，而不再作为一个审批项目。有的审批有必要存在，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被人为增加了程序。比如护照，有一道程序是让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很多单位不知道怎么开或者不愿意开，申请人就卡在这道环节上。
今后会明确几点。一、审批部门要么合署办公，要么明确一个主办部门；二、工作人员应一次性告知申请者需要携带的证件种类及具体流程；三、限制办结时间，严格压缩审批时间期限；四、对刁难拖延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权力寻租的工作人员，实行严厉追责。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减少审批要和部门收费清理衔接，但落实情况不理想，问题出在哪里？你认为如何解决？
周天勇：实际上收费总是跟审批挂钩的，审批越多收费的借口越多。我们出台一个审批政策，就多一个收费的理由，进入恶性循环。现在改革关键还是要减少审批，最大的阻力在于减下来的人员如何分流。但这不能成为理由，否则机构越来越膨胀，百姓负担越来越重。
环球人物杂志：办社团比办企业的审批手续还多，这方面会有什么改变？
周天勇：以前，要成立社团，得先找到可挂靠的单位，如民政局、工商局、团委等，由于有的部门不想承担挂靠责任，所以成立社团很困难。今后，可能会取消审批挂靠制度。但要分类进行，对慈善、环保等有益的社团应该鼓励，减少挂靠束缚；对枪支协会等危害社会稳定的社团则要更加严厉，不予登记。
总体上说，最理想的改革结果是，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医药卫生安全、食品安全、出版物和影视作品暴力及黄色内容之外，其他都不需要审批。
减少行政审批制度，就能减少行政收费。这次改革就是要明确：今后凡是没有人大批准，任何部门下发的涉及收费的文件都是违法的，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简政，大家对放权也很关心。会有哪些权力从中央下放到省？
周天勇：主要有三个，一是下放大的项目审批权，二是下放基础设施建设权，三是禁止地方政府办企业。第三点尤其重要。以企业贷款、企业还债为例，一旦政府还能办企业，就会让企业形成依赖，没钱就向政府要。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省到中央，各级政府为了下辖的企业和项目“跑部钱进”，最终各级政府在财政体系上形成恶性竞争。只有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去管，企业和下级政府不去找，才能真正实现权力下放。
举个例子，如果想在农村建一家土豆深加工厂，得到镇、县、市的农业主管部门一级级申请立项、申请资金。这说明上级政府掌握了太多资金。此次改革，就是要把政府掌握的资金限制住。土地审批权下放后，只要项目本身和农业挂钩，就不需要再审批。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一旦权力下放与取消审批同时进行，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再为了某个证、某个项目一层层往上跑，然后等着一级级往下批。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放权会不会陷入过去“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周天勇：权力下放后，短时间内可能会相对混乱，但不要怕。有点乱还能活起来，但一管就真会死了。不要试图靠审批规避问题，更不要给体制复归留借口。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这次改革尽量一步到位，关键是监管要硬。
民营企业改革
三中全会《决定》：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各种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解读人：保育钧（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副主席）
保育钧，1942年5月出生。历任人民日报社记者、编辑、组长、部主任、编委会成员、秘书长、副总编兼秘书长、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1996年1月调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1998年起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和社会法制委员会委员。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决定》给民企改革确定了怎样的方向？
保育钧：民企的改革方向是和其他经济改革一道，通过自主创新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拉动经济一靠出口，二靠消费，三靠投资。在目前出口和消费增长有难度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尤其要靠有效投资。民间投资就是一种有效投资。今后，民间资本会进一步盘活，民间资本增值效率和质量也会继续提高。
民营企业的头等任务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从能源资源的消耗和廉价劳动力的使用转向依靠科学进步、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为社会提供各种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一、二、三产业都需要民间资本的注入。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服务相关的领域实际上也已经对民间资本放开了。下一步需要落实的是规则的细化。比如，修改相关表述，用“非禁即准入”的提法代替计划经济时代“放宽市场准入”的提法。另外，各行各业的准入门槛该由谁来设立，设多高，也应该有个规矩。这个规矩的制定，要坚持民主与法制的市场经济原则，不能光听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的，也要听取行业协会的意见。民营企业应该有发言权。
环球人物杂志：投资领域放开后，怎样保证民企和国企有相同的竞争力？
保育钧：民企最大的优势是产权明晰，发展动力足，但如果将全国共30亿元的民企注册资金平均到110万家民企头上，每家才不到300万元，势单力薄。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民间资本联合重组，通过资源整合组成“联合舰队”，抱团发展。这样做能变单个资本为社会资本，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
具体来说，可以首先从项目合作开始。一个企业拿不下来，联合多个企业共同拿下来。另一个方式是通过股权合作，和别的企业一起组建股份制公司，变单个资本为社会资本，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第三种，允许民间资本成为国企的股东，组建新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资实现证券化，由原来的独资或一股独大变为股权多元化，实行真正的公司化治理。总而言之，民营企业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环球人物杂志：为鼓励民企发展，《决定》强调简政放权。今后，几十块钱也能注册公司，那么如何管理呢？
保育钧：过去，我们对企业的管理办法是“严进不管”，以后要“宽进严管”，工商部门不再是把门的，而是监督的。比如，将企业经营状况联网公布，谁都可以去查，发现了问题也能随时举报。哪家企业要是弄虚作假、搞欺骗，就要上黑名单。这是一个群众监督机制。另外，政府也可以对上了黑名单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惩罚措施，如经营受限等。此前，很多企业有地方政府的保护，今后，只有诚信经营才能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