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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昌是其族领导人古公亶父的孙子，在其父公季死后被立为西伯，后来到武王灭商之后被追尊为周文王。他应当说是奠定周王朝基业的第一人。说他当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或许过了，但这种人心和人才的归依是显然的。于是纣王便将姬昌抓起来囚禁在羑（音同有）里。
姬昌据说在羑里被关了7年。按韩愈《羑里操》一诗的描写，他被囚禁的地方是一个地牢，被囚的姬昌张眼望去是一片昏暗，凝神细望也是有如目盲，仔细谛听也是毫无声息。他早晨不知道太阳升起，晚上也看不见月亮和星星。久而久之，连他自己也怀疑了，自己是有知还是无知，甚至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的确，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时刻，姬昌远离了他的故土、亲族和人民，此刻只有他一个人被关在这牢房里；而这也是困厄的时刻，是冤屈的时刻，他并不是因为犯下了恶行被囚禁在这里，恰恰是因为他的德行被囚禁在这里；当然，这也是非常忧伤的时刻，就像《周易·系辞》的作者所揣想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但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的时刻。的确，并不是所有人在这样的时刻都能创造，更多的人会被厄运打垮。姬昌没有被打垮，他在这样一段孤独和忧伤的时光里，一定是想了很多很多。据说他将伏羲创制的八卦演为六十四卦，从他出狱后的行动来看，他也一定对未来的社会政治有了深远的谋划。
如果古人所言不虚，他的创造主要有：一是一种自此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周易哲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有莫大的影响；二是一套政治礼乐制度。姬昌一定深入思考了商朝的政治得失，可能发生的变革，以及新兴的政治应当是怎样的面貌。而这一自此萌芽的“周文”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
有时，人的一个无意行动或仓促决定或也能改变历史。但那还谈不上是具有长远谋划乃至精神意义的创造。最具精神意义的创造并不是发生在轰轰烈烈时，反倒发生在寂静和孤独的时刻，后来那些波澜壮阔的场面只是这种创造的铺陈和展现。因为一个人在这样孤独的时刻往往会从繁忙的事务中脱出，进入专注和深入的反省。伟大的创造必须是从自己的内心生发，而这时他有的是时间，又恰好仅仅是他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这种孤独的困厄还会使那些意志坚强的人更加奋发，即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谈到过一个人的退隐对于复出的意义。当代中国的一个著名例子是邓小平，他在“文革”中被下放到了吾乡江西的一个地方，半天到工厂劳动，半天禁锢在家。我的一个同乡是兵团邮差，他说曾远远看到邓小平站在其居室的窗前，久久地凝神想事。而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大概也就在那时开始孕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