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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吴君亮，1961年生，重庆人。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热衷于倡导预算改革，“推动政府预算公开第一人”。
“也有爱好，包括公共预算观察。”吴君亮在自己的微博介绍中如是说。旁边配着他的照片：光头，戴眼镜，一副憨憨的模样。
他是一个在国外生活多年又回国创业的商人，也是一个爱逛博物馆、偶尔讲讲抽象派的艺术爱好者……当然，他更为人所熟知的标签是“推动政府预算公开第一人”。从促成中国第一次预算公开，到批评“三公”经费过高的犀利言辞，在吴君亮的生活中，公共预算观察——这个2006年才正式开始为人所知的“爱好”，颇有些后来居上的意味。
非常纠结
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谈及对公共预算改革的兴趣，吴君亮直言：“和我所学的专业有关。”1978年，17岁的他考入西南师范大学，学的是政治学；1986年到美国休斯敦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时，学的还是政治学。从历史课中他了解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场由民间研究机构推动的轰轰烈烈的公共预算改革，深刻改变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毕业后，吴君亮选择了金融投资的工作，但他毫不讳言自己对政治一直有兴趣。“在美国，我可以了解、观察人家的政治，但没有机会参与。”1998年，中国启动了公共财政改革，吴君亮在大洋彼岸也关注着这个变化。“预算和公共政策、国家治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预算改革对国家进步的推动作用很大。”
2006年，吴君亮注册了中国预算网，为同样关注这个问题的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不久后，他发现：公共预算信息很难收集，因为政府部门几乎不对普通民众公开这些信息。这让吴君亮觉得没法理解：“刚开始改革时，预算公开做得不够还可以理解。但经过将近10年的准备，还是关着门来做。”
这时，吴君亮已经回国，在深圳开了一家公司，妻子、儿子也跟着回了国，唯有大女儿留在美国上大学。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创立的事业上，还是分出一部分来给公共预算观察这个“奢侈的爱好”，吴君亮非常纠结。作为一个有十几年从商经验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倡导预算公开，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精力、金钱，很可能还会牵扯到复杂的社会关系，而这将更切实地影响他的事业、生活。最终，吴君亮做出了决定，“人生总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数年里，吴君亮和他组建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先后向国内几十个中央部委、几十个地方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公开财政预算。“我们总共发了45个申请，大部分都得到了回复，但其中大多是以‘国家秘密’为由直接拒绝，还有的就是找些理由敷衍搪塞。”有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很多回复都标注着001号，可见这是很稀罕的事。”
推开大门
200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施行，成为破冰的契机。一天，深圳市财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给吴君亮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是收到了他们要求查看预算的申请，想了解点情况。第二天，那个工作人员又打电话：“有时间你们可以来看看。”
5月27日，吴君亮与两名志愿者在深圳市财政局阅览室，看到了那本《深圳市本级2008年部门预算》。“这么重要的文件我还没见过，其他的普通人大概从未见过。”为了这次“来看看”，他们准备了笔记本、相机。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不能借也不能复印。”“能拍照吗？”那人听了停顿一下，说：“没说不能拍照。”“整本预算有200多页，拍了200多张照片。”现在回忆起来，吴君亮还是有点激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政府对普通公民公开预算，一扇沉重的公共预算之门由此敞开了。
也是在吴君亮的推动下，广州市在网站上公开了114个政府部门的2009年部门预算，这也是第一份网上公开的政府预算报告。
今年8月，部分省级政府第一次公开“三公”经费，吴君亮研究了这些数据，他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超支就是不好，节约就是好。超支有时也有恰当的理由，关键是各部门要公开具体细节。例如出国费用，应详细列出出国次数、人数、地方，每次花多少钱。”
别人都说吴君亮是预算公开的破冰人，但光环的背后，他也承担了不少压力。2009年，吴君亮正在国外出差，大半夜突然接到国内公司经理的电话，“国税局、地税局来了一大堆人，突击检查公司账目。”“只要来人身份没问题，要什么文件就给吧。”吴君亮预感到了什么，就又补充了一句：“记得拍照。”第二天，外地的客户打电话给他：“有人到我这里核查账目了，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吴君亮也没法和人家解释，就说：“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后来，他让律师给国税局、地税局写律师信，申请公开抽查的程序。对方只能笼统地回复说是统一抽查。“既然要做公益，我肯定会把自己收拾干净。”吴君亮还开玩笑地说：“就连出差，我都不去东莞了。”那以后，很少有人再找他麻烦。
公开与不公开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预算公开对于社会有什么意义？
吴君亮：公开是现代公共预算的组成部分，有多方面的作用，比如能促进民众对预算了解，形成参与；对防止预算被浪费、贪污，形成节俭、科学的有效预算等，都有正面的作用。
如果预算透明了，那这个钱该不该花、该花多少，就会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不是关起门来，几个人说了算。如果政府项目预算、国企预算、国企年报都能够公开的话，贪腐一定可以明显降低。
我看到一个数字，去年全国各级政府通过预算的开支加起来是20多万亿，大概占到去年GDP的 39%。根据我的判断，如果能够做到预算公开，至少可以把这个占比下降20%，换言之，可以节省四五万亿。
环球人物杂志：你们的志愿者队伍是怎么一个工作形式，都做些什么事？
吴君亮：我们不是正式组织，是观念共同体，比较活跃的有上百人，有来自北京的，也有来自我以前都没听说过的小县城的，还有不少是在国外的华人或留学生。每年，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人大代表提供的——去收集预算数据，建立了一个数据库。我们会把对预算的分析寄给市长、财政局长，不过到现在还没有回复。
环球人物杂志：您看近年的预算有变化吗？
吴君亮：公开的范围大了，但公开的东西有些地方反而有所收缩：数字更模糊，表格更抽象，相关参考文字更少。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
吴君亮：政府可能会担忧更完备的预算信息公开会形成压力。比如说，可能会觉得目前预算分配有不公的一面，如果拿出来，老百姓看到了，会有不理解或者抱怨，这对他们形成压力。所以，少提供一点事实，把这种压力延缓、推迟或者消弭。
环球人物杂志：您刚刚说的不公，或者更严重的贪腐通常会体现在预算的哪些部分？
吴君亮：首先是部门工资、薪酬、福利、保障房的支出，这些加起来，使得公务员的平均薪水比当地平均收入高出好几倍。其次是项目预算开支过大，每个部门掌握太多资金，调研、庆祝、检查，这些项目动辄上千万。这些钱怎么花的，老百姓完全不知道细节。如果公开了，灰色收入、浪费性支出这些都不容易办到了，可能还有人会觉得，这个官当得没味道，没油水了。
百姓看不懂，责任在政府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一听到预算，就会想到冗长的数字、术语，您觉得如何才能让老百姓看得懂？
吴君亮：预算，其实与家里的账本是一样的，只是数字上的大小不同。老百姓看不懂预算，责任在政府。因为政府目前公开的预算大多是不完整的、支离的信息，形式也不科学规范，你叫人如何看懂？
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整个预算都有个流程。首先，在制定预算的时候就要让老百姓有所了解，政府要主动宣传；第二，在审议时，政府要把各种不同意见告诉民众，让他们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来；第三，通过以后，要以规范完整的形式公开。老百姓就会觉得，噢，这个事情和我们有关，看得懂，有影响力，评价几句，指指点点，这都是影响力。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您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吴君亮：最大的一个就是《预算法》修订要尽快落实下来。现在预算出问题，就是预算准备、预算审议、预算批准、预算实施以及决算，这几方面做得都不够好。《预算法》的修订能推动预算公开，让这几个方面比现在都更加进步。
总而言之，我认为，预算是国家政治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预算体现的只是政府部门的意志，那么人民的参与就显得非常微弱；反之，如果一个现代政府里有一个现代预算制度，民众能够了解、影响和参与预算，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大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