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从未间断,为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自古以来,中国人注重修身养性,对个人道德、社会公德十分看重,“礼仪之邦”的美名也传遍世界。
但近些年,国内外不断出现的负面事件,反映出一些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出现了大的滑坡。他们素质不高,在公共场合的不雅行为屡教不改,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令人堪忧的低下素质
今年,国民素质引起广泛争议,和一起海外旅游有关。5月24日,一位在埃及旅游的中国网友发布了一条微博,微博里卢克索神庙浮雕上赫然刻着中文“丁某某到此一游”。微博发出后短短一天,评论就有一万多条,不断有网友加入人肉搜索行列,并很快搜出了丁某某是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这件事很快在全社会引发国民素质的大讨论,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事后,中学生丁某某感到压力,其家长也向社会公开道歉。
实际上,中国游客在境外不文明举动引发的争议一直不断。不久前,泰国国家旅游局公共事务处处长素格立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就说,随着中国来泰国游客数量的急剧增加,泰国民众对中国游客的投诉也达到高峰。中国游客留给泰国人的负面印象主要有三个:不守秩序、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不尊重当地习俗。前两个已经被大家“熟知”,不尊重当地习俗有时让泰国人更无法接受。比如,中国游客进入寺庙不脱鞋,偷着躲着穿鞋进入,这被认为是对当地人宗教信仰的极大亵渎。
无独有偶,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埃及也曾目睹过中国人不脱鞋引发的尴尬。按照伊斯兰教习俗,进入清真寺的人都要把鞋脱掉,放到门口小木格里或整齐地放在台阶上。在开罗的一座清真寺,一位随国际学生夏令营参观的中国学生不顾劝阻,穿着鞋就跨进了清真寺。直到工作人员追上,他才极不情愿地脱掉鞋子,并转手扔给了同行的黎巴嫩学生,让人家拿着。这种无视他国禁忌的行为显得非常没有教养。
出国旅游的游客代表了中国形象,稍有不慎,就会让中国把脸丢到国际上。
在欧美国家,中国游客表现同样不佳。汤普森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工作,他对记者说:“中国游客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人会在公共设施上乱涂乱画,随地吐痰,上厕所不冲水。”而在法国,当地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中国人的急性子。在法国,去教堂都要穿着整齐并脱帽,同时禁止拍照。但中国人去教堂参观时总是急急忙忙,不注重自己的仪容,还随意拍照。
法国媒体不久前报道,一名中国旅行团导游今年8月持假门票参观法国卢浮宫,8月14日和19日又发现有中国旅行团使用假门票。卢浮宫是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这也是卢浮宫史上首次出现假票,法方的重视程度自然不小。事发后,法国媒体对中国游客又是一顿狂轰滥炸,大加指责。也有媒体说,持假票的中国游客有可能也是受害者,但事件一出,很少有人再听辩解。近日有媒体报道说,比利时海关8月底也查获了装有3600张景点假门票的中国包裹。造假直接表明了做人的诚信有问题,加剧了欧洲人对中国游客的排斥。
在国内,媒体曝出的各种低素质事件也让人瞠目。9月4日晚10时,上海地铁11号线上,一名男子到车门附近给孩子把尿,有乘客提醒劝阻,这名父亲不仅丝毫没有歉意,反而大打出手,孩子的母亲和舅舅也加入了打人的行列。就在十几天前,上海地铁3号线上也发生过小孩随地撒尿,尿到一位女乘客身上。小孩家长同样拒绝道歉并飞踹女乘客,还打电话要喊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上述事件发生的时候,其他乘客都在围观,没有一个人出面制止,人们的冷漠尽显无余。
除了狂躁、冷漠,不少人心中还积累了太重的戾气,谁也不愿克制,谁也不愿谦让。去年9月,在瑞士飞往中国的航班上,两名中国乘客的座位一前一后。坐在后面的乘客因为前面的乘客将座椅后倾,感觉自己的空间太小,与对方发生争执,两人很快扭打在一起。虽然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的制止下两人被分开,飞机却因为斗殴被迫返航。
也有比扭打更为严重的。今年4月,复旦大学一位博士生因为与室友合不来,下毒毒死对方;6月,厦门BRT公交上,对自身处境不满的市民陈水总公然放火,烧死近50条无辜生命;7月,北京丰台一男子因为与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发生口角,竟当场把婴儿车里的女婴举过头顶摔死;7月,在北京首都机场,山东农民冀中星因为有冤无处伸而不慎引爆了自制炸弹……这些小事最终酿成了恶性事件,同时也让人看到,再不注重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提升人们的素质,社会必然要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一个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国民素质为何会跌落到如此地步?
原因之一:形同虚设的素质教育
“不学礼,无以立。”这句话出自《论语》,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学“礼”,就没办法在社会中立身。而“学”的前提是教育,是老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唐朝思想家韩愈把为人之道的培养,放在“师者”职责的首位。现实的情况是,中国从孩子的教育开始,就出现了严重问题。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最早的老师。应该说,中国人目前普遍存在的道德问题,和很多家庭忽视道德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看来,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屡屡被突破,社会风气必然会影响到家庭,影响到每个人。他表示,全社会的重利轻德正让孩子从小就忽视道德培养,他们进入学校或社会后,反过来进一步恶化整个社会风气,形成恶性循环。
本来,学校可以培养孩子们正确的道德观,但当前的应试教育却把这一培养推进了死胡同。一位中学老师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应试教育带来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老师和家长说起当前的素质教育,十人评价九人摇头,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学校强调升学率。升学率上不去,学生恨你,家长骂你,领导批评你。”在她看来,现在学校有对学生的道德教育、素质教育课,但它指挥不动、调动不了学生,也不构成对学生的整体评价。“学生一般的调皮捣蛋根本不被重视,只要他们不出格,还是看成绩。我们现在的办学像是办奥运,比什么我们就练什么。道德水平这东西考不出来,也不是念念书本就能提高的,我们重视也没用。”
而在中国的大学,虽然已经没有升学的压力,但浓厚的功利思想依然让素质教育无从谈起。不少学生为了奖学金、评优名额等暗中较劲;一些老师把自己的课题扔给学生,再给学生一点好处,师生关系变成了雇佣关系。大学虽然一直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但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还是很差。就业时,不少人找不到方向,自暴自弃,随波逐流。有人对比内地和香港学生时发现一个现象,香港学生在求职做自我介绍时,常会自豪地介绍自己做过多久义工,参加过哪些公益活动;而内地学生会“骄傲”地列举自己拿过几次奖学金,在竞赛里得过什么名次。相比之下,后者明显没有把社会公德心和责任意识放到一个应该放的位置。
原因之二:不重视公共意识培养
除了教育,当前社会公共意识缺乏,是人们道德沦丧的另一个原因。
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怀宏认为,近三四十年的社会转型对中国社会的人伦道德影响巨大。“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个人也以求利为追求,但求利多少算够?即使手段、方法都合法,它的终点在哪里?”在所有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又互不相让时,不正当的手段便迅速蔓延,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
从某种角度看,逐利也无可厚非,但前提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能冒犯他人的利益,为此,必须相应地提高公共意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院院长孙抱弘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缺少公共意识,是目前国人素质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孙抱弘看来,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穿睡衣上街等行为,都是缺少公共空间意识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强调个人修养,但缺少一个系统的公共理念,即‘承认他人’。现代社会中,‘他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任何人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他人。只有相互承认,社会才能良性运转。中国人过去重视人缘、血缘、亲缘联系,重视身边的‘熟人社会’,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公共关系错综复杂的陌生人社会,这会面临大量的公共问题,仅靠个人无法支撑,你有修养他没有修养怎么办?大家都没有修养怎么相处?这会让社会运转与管理捉襟见肘。”
公共意识的流失,在于对人们公共意识的培养走入误区。“我们的文明教育,多是从个人行为规范的角度切入,比如学校教孩子要讲文明,懂礼貌,诚实守信,却没有强调这么做的原因,也没有让孩子们看到不这样做的后果。学校都没教好,社会中更难以有人帮你补上这一课。这样一来,人们常认为个人修养就是个人的事,做则高尚,不做也无可厚非。于是,中国乘客会在飞机上打架,会在飞机起飞前拦截,还会在文物上刻字。他们都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对整个公共空间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没有为此付出足以警示自己和他人的代价。”孙抱弘说。
原因之三:传统文化不断流失
其实,中国有着深厚的“文统”和“道统”,向世界贡献了孔孟老庄等数不清的思想大家。“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这些蕴含着丰富精神养分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如果被继承发扬下来,完全能弥补与抵御目前因为社会变化带给人们的精神迷惘。但实际上,它们常常被忽略或者抛弃了。对此,国学大师冯其庸显得更为忧心、痛心。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当今各种不文明现象反映出的,是一些中国人内心世界的浮躁和虚空,这份空洞源于传统文化的缺失。”
冯其庸经历了中国社会的种种跌宕变革,对传统文化在近代的盛衰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冯老向记者回忆起小时候学习国学的情形:“小学五年级失学后,我在家读《论语》、《孟子》,里面说‘民无信不立’,这句话让我理解了守信是做人的根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因此懂得了自己不喜欢的,不应强加给别人;说‘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我明白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要害怕改正错误。这些话日后自然而然成为我的人生信条。”如今,这些古籍古训离人们越来越远,它们不再是家庭的案头书,也不再是学校的必修课。
“‘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积极分子为了反封建文化,把中国很多传统文化一起否定了。‘文革’中,传统文化被冲击得很厉害,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礼俗等都遭到破坏。”在他看来,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柱子,是无形、强大的精神长城,也是国人坚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原动力。“一旦传统文化流失,民族就没有根底,精神不振,素质低下。”冯其庸说。
提高国人素质,传统教育首当其冲
导致国人素质低下的原因是复杂的,远不止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但也并非不可捉摸,提升人的素质也有章可循。其中,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重视传统文化教育。
上世纪50年代,冯其庸先生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那时的社会氛围,对古典文化还比较重视。我当时教授《中国文学史》和《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两门课。为什么要学这些课?因为这些作品里,集纳了大量国学精华,学了确实可以净化人的身心。现在的大学教育,不管文科、理科,考上大学后,都不再学国文,很多大学甚至都不开大学语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兴起过一阵国学热,但时间不长。前些年有人提倡国学,也很少接触到精髓。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大学教育,需要重新重视传统文化课程。我特别提倡开设基础课大学语文,工科、理科都应该把它列为必修课。”冯其庸说。
在冯其庸看来,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崇尚科学,科技也越来越重要,但归根结底,科技由人来掌握。如果人的道德修养、文明素质不够,现代化早晚会毁于一旦。所以,在培养各行各业人才的同时,必须加强文化修养教育,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能让人受益终身。
在冯老那里,很多看似与个人利益无关的品行修养,都是锻造一个优秀个人的必要条件。“腹有诗书气自华。传统文化可以提升个人修养,让人更加优雅从容。比如,你爱自己的祖国,具有民族自豪感,你会心怀坦荡,落落大方;反之,你对国家的荣辱兴衰无动于衷,自身气质就会是麻木与自私的。”冯老回忆起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时的情形:“当时的老百姓都觉得,日本人虽然强大凶残,但我们早晚会把他们赶出去。当时流行一首民谣,叫《甲申乙酉定干戈》。我都不明白什么叫甲申乙酉,老人们说,那就是年份,歌里唱道,也就是十五六年,我们就能把鬼子赶出去。我们听了,没有人认为没有根据,而是充满信心。那种信念和凝聚力多么可贵!现在和平时期,但这样的爱国精神依然重要,这样的传统依然重要。”
媒体也要肩负起责任
教育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来塑造人,而传媒会在短期内影响人。尤其在当下,媒体的传播手段层出不穷,在提升国民素质教育方面的作用难以估量。一位资深媒体人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强调,如果不利用传媒,不能旗帜鲜明地打出美与丑、善与恶的旗帜,全民素质的提升就缺了一条重要途径。“我每天早晨上班开车时都听央广新闻。8点钟他们会请一个权威人士来做公益报时,十几秒钟,几句话,传递出来的却是主流媒体倡导的一种价值观。比如,民政部的官员会谈扶贫,知名运动员会告诉人们怎么锻炼身体,学者会倡导人们珍视传统文化……久而久之,听众就会被正能量感染,这就是潜移默化。”
为了做到这一点,媒体应该肯作牺牲。“早晨8点是黄金时段,拿出来做广告应该能挣很多钱。但如果媒体只想着经济效益,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那是很悲哀的,这个社会就没救。”在他看来,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引导与监督,保证媒体都有一定的黄金时段用来进行公益宣传,提高国民素质。“可以创办一些固定栏目,发表文章或专题,告诉人们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要坚持下来反复讲,同时要贴近民众。现在有些节目,要么说教味太重,与观众隔一堵墙,让人敬而远之;要么什么都没有,或是开着低俗玩笑的娱乐节目,或是演员飞来飞去的电视剧,这些东西对读者或观众没有任何教益,看了也不会让人得到提高。媒体监管部门也应该做一个长远规划,规定媒体某一个黄金时段,不要竞标,要想办法为社会和民族做些事情。”
另外,媒体人也要加强自身素质。刘小兵是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文员,她向记者提到了央视一则让自己感动的公益广告。“广告上一位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吃饭时还没忘儿子爱吃饺子,把饺子装进自己口袋,要给儿子带回去,广告语是‘他忘了许多东西,但从没忘记爱你。’这则广告触碰了我最柔软的神经,让我思念我的父亲。一个好的公益广告,能直击人的心灵,自然就起到了净化心灵的作用。这样的优秀公益广告太少了,媒体人如果自己都没做到真善美,他们在宣传真善美时都不投入感情,怎么教化别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则从传播学角度讲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传播学中“意见领袖”和“自上而下渗透”都是强调榜样的力量。社会精英阶层可能成为全社会模仿的对象,并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因此,和媒体一样,社会精英阶层也必须肩负起对社会的责任。
法律、制度还要跟上
对于国民素质提升,看起来是道德层面的事,但法律层面的努力也不能忽视。长期以来,对于个人素质低下引发的纠纷,如打架斗殴,很少在法律层面引起人们的重视。记者的一位警察朋友说:“这些事,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着,我们接警之后大多是批评教育,做调解,双方达成谅解了也就算了。如果事闹大了,有的要拘留,出人命的会直接由刑事接管。一般的小事,哪有那么多警力去处理?”
而对于随地吐痰、乱写乱画这样的事,更是没法管,常常只是当成“丑恶现象”进行“谴责”,这种谴责往往苍白无力。记者在一个公园随机采访了一位管理人员,在他看来,在公园里罚一个随地吐痰、践踏草坪的人现在也不容易,“弄不好还挨顿揍”。而且,到处讲人情,不可能因为一点点事,把人都得罪了。“现在是制度在、法律在,但经常没人给它们撑腰。很多法律制度也是抓大放小。实际上,大小都该严管。很多小事放任了,不管了,总会酿成大祸。吐口痰事不大,但人的恶习是相伴而生,这个没管住,其他的也跟着冒出来。久而久之,我们就会放纵出一个恶人来。”一位律师告诉记者。
好在,这一情况正在逐步改善。比如,今年国庆期间,针对旅游行业颁布的《旅游法》将开始实施。新的旅游法规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如果不遵从这些规定,就违法了。对此,国家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栋表示,旅游法虽然只针对旅游业,但这步迈得很踏实。“不管游客是否能做到,作为旅游产品提供者,这些制度必须要明文附在与游客签订的旅游合同中,出发前对游客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做到有法可依。这总比没有强。”
张栋同时认为,不仅在旅游行业,国内许多公共场所都应该将文明素养条文化、法律化。比如,街边草坪、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等,虽然也有一些保护规定,但常常是既没有人监督,监督到了也没有办法严惩,最终流于形式。“在有章可依的前提下,还要做到有章必依,违章必罚。”当然,做到这一点很难。
难也要做。中国要进步,提升国人的素质刻不容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28年前曾道出过这一点的重要性:“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8年过后,中国GDP超过日本,高速铁路正迅猛地覆盖着华夏大地,载人航天器和载人潜水器把炎黄子孙送到了太空和深海……我们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不断提升的道德水准、个人素质,才能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大,更是民族精神深远、长久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