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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融资业务无法满足自身发展需求

典当行,再也不能高高在上

本刊记者 毛予菲 《 环球人物 》(

    提起典当行,人们总会想起影视剧中的情形:黑漆大门前挂着大大的“当”字牌匾;昏暗的大厅里,木质柜台高高在上,来典当的人要双手托举才能把抵押品递进窗口;戴着瓜皮帽的朝奉(当铺店员)在柜台内站着,居高临下地接过抵押品仔细打量一番,又瞥一眼柜台外的人,故意把价格压得很低。所以有人会把典当行与“剥削”、“欺压”这样的词联系到一起。

    近些年来,走在北京街头,曾经销声匿迹的典当行又随处可见了。8月23日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探访了北京几家知名典当行。这些店面大多延续了古色古香的装修风格,雕花的窗口栏杆、实木材质的商品展示架台都充满古老韵味。与想象中不同的是,宽敞明亮的大厅里,翡翠玉石、名包名表琳琅满目,店员一律西装革履,热情招待每一位顾客……尽管是炎炎夏日,典当行里门庭若市,来当的、来赎的、来逛的人都有。

    为了深入了解行业情况,记者采访了北京典当行业协会会长杨永。在他看来,曾经略显神秘的典当业,在现代社会已经被烙上了新印记。

    古老行当再度兴旺

    所谓典当,是一种通过质押(抵押)财产取得当金,然后在一定期限内支付息费,赎回当品的行为。据杨永介绍,中国的典当业已有1800年历史,最初是以慈善机构的形式出现在寺院,一开始由寺院直接向穷人施舍钱财,后来演变成人们通过抵押物品来借钱,等有钱之后再来赎物,并逐渐从无偿典当发展到收取息费。“先有典当,后有票号,再有钱庄。”这是学界对旧时代金融业发展过程的清晰描述。可以说,典当行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金融机构,它孕育了近现代的金融业。

    1949年后,典当业一度被政府取缔。直到1987年,四川成都华茂典当行诞生,标志着典当业在我国重新开始发展。之后20多年中,典当行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到2013年,全国典当行已近7000家。

    据专业人士介绍,柜台典当师负责对当品的鉴定和估价。和过去柜台朝奉相似,典当师都是科班出身,必须接受长时间的培训才可以正式上岗,一般从业一两年后才具备初级业务能力,三五年后初步成熟,5年以上才能算基本成熟。

    在北京朝阳区金台路附近的一家典当行里,记者拿出自己的手机,递给柜台内的典当师。在仔细询问了手机购买时间和地点后,典当师检查了手机外观,查询了生产批号。5分钟后,这位师傅告诉记者:“这个手机能当1500块钱,您要是带了身份证和手机购买票据,马上就能签合同拿当金。” 他还介绍说,当期一般是1—3个月,在此期限内还上当金和息费就可以赎回手机,“我们典当行的息费利率是4.66%。1500乘以4.66%,息费共计69.9元,今天要付90%,约62.9元,赎手机那天再还当金和剩下的7元。这就是整笔典当业务的流程。”

    杨永告诉记者,典当贷款分为质押和抵押两类,周期一般都在1—3个月。典当手机属于质押贷款,也就是押上动产向典当行借款,动产包括机动车、金银饰品、古玩字画等,息费利率在4.7%左右。质押价格一般为市场流通价格的60%—80%,其中金器、上等玉石、艺术收藏品的成交价格往往比较高。另外,近些年来,不动产(房产、土地等)典当业务开始兴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抵押贷款。办理抵押贷款业务需要先去房管局、土地局办抵押手续,之后才能签抵押贷款合同,拿到当金。不动产典当的息费利率相对较低,而且对不动产的估价完全按照其市场价格,不用打折计算。“抵押物品在市场中能卖多少钱,就能在典当行当多少钱。”

    大部分来典当的人都会在期限内赎回当品,他们大多是资金周转出了问题,一旦有钱了就会赎回。如果当品到期后不能赎当,则称为绝当,也叫死当,当品就归典当行所有。典当行会通过拍卖行进行拍卖,或者直接在店面出售。

    既是融资渠道,又是流通平台

    来典当行贷款的人形形色色。“有些是因为个人急需,比如生了大病急着用钱。还有很多中小微企业来做短期融资,现在这个比例越来越大。”杨永说。在他看来,典当行在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首先就是融资渠道,这也是它最传统的功能。

    杨永认为,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快速是典当行融资的突出优势。“典当行能在短期内为顾客提供周转资金,扮演着融资快餐的角色。比如顾客拿来金银首饰等动产做质押贷款,典当师花三五分钟鉴定估价后,顾客马上就能取得当金。住房、土地等不动产抵押贷款因为要做抵押登记,所需时间稍微长一些,但一般三五天也能融资成功。”

    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典当业除了提供传统的融资服务外,还发展出了新的社会商业职能。比如,老百姓买的贵重商品,一段时间以后放在家里不用就变成了“废品”,这时候就可以把它们卖给典当行,成为绝当品,典当行再将这些绝当品一起拍卖或变卖。相当于典当行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一些不再发挥作用的物品再次流通起来。

    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流通平台是典当业近10年才出现的新业务,处于快速成长期。商品售出与收购的差价成为典当行的另一种盈利来源。在港澳台地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典当行融资和流通平台业务各占50%。

    杨永介绍说,这种商业模式的发展潜力很大,现在来典当行购买当品的人非常多。“年龄大的、年龄小的,富裕阶层的、一般阶层的,什么人都有,就跟逛商场一样。作为流通平台,典当行出售的物品贵重的一件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便宜的不过几十块钱,有时候不超过100元就能买到一个翡翠平安扣,很受消费者欢迎。”

    跟过去相比,典当行的业务变化被杨永归纳为两点:一是客户人群变化很大。过去来当铺周转资金的多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吃不饱穿不暖了来典当行套现。现在来典当行的很多是中小微企业,因为资金周转问题前来质押、抵押贷款。二是人们对典当业的认识已经不再带有负面色彩,而是变得客观公正了。旧社会当铺朝奉压制顾客的现象,不可能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出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典当行只有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行业才能得到长期发展。

    中国的典当行为何做不大

    “典当行的本质是一个社会性、临时性、小额的融资机构,面对的是居民和小企业,所以必须在市场中自求生存。其社会属性决定了它不会像银行那样迅猛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秦池江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

    1994年,典当行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划归人民银行监管。2000年,因金融体制改革和人民银行职能转换需要,典当行取消金融机构性质,作为特殊工商企业移交给原国家经贸委监管。2003年,商务部成立,典当业划归商务部监管。

    秦池江说:“金融界对典当行业的作用和意义不是很认可,政府对典当业既不扶持也不打压。”在他看来,这种“爹不疼娘不爱”的行业,在自力更生了20多年后,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已经很不错了。

    据杨永介绍,欧美和日本的典当业都很发达,美国典当行的数量是1.8万家。相较而言,我国典当市场还相当不成熟。秦池江告诉记者:“我们的市场经济只有30多年,人们的观念、市场活动程度都与国外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大多数企业都是两只眼睛盯着政府,一有困难就找政府。老百姓的习惯也是这样,连找工作都要找大单位、大企业。所以,和银行等其他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相比,融资业务规模较小的典当行业务空间有限。”

    另外,虽然中国幅员辽阔,但典当行主要分布在城市,在农村基本没有空间。因为农村的房产土地不能作为抵押物,如果以农产品做抵押,典当行又不便保管,所以农村业务不好开展。

    制约中国典当行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来自行业经营者自身。以北京的典当行为例,它们习惯单打独斗,没有组织联合,也就不可能对行业整体进行市场规划、技术规划、业务规划。

    连锁发展,打造旗舰品牌

    “标志性企业的出现是衡量一个行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因为成熟的行业必然会出现大家都知道的品牌。”杨永说,“一个行业的稳定和快速发展,需要有一批旗帜性企业带领。”

    在欧美、日本等典当市场成熟的国家,行业龙头不少。比如美国国际典当公司,是美国典当业中最大的连锁公司、跨国公司和上市公司,在美国拥有1700家店面,现在已经控股了墨西哥的一些典当行,并准备进军欧洲市场。再如著名的大黑屋是日本典当业的老大。反观中国,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知名典当行,即使是最大规模的典当公司,在全国也就30家门店,与国外的差别非常大。

    “中国的典当行应该走连锁化发展的路子。”杨永说,成熟的旗帜性企业必然是连锁化经营的,典当行也不例外。“典当行的发展不能局限在一个区域或者几家门店里,旗帜性典当行必须有跨区域分公司,有连锁门店。”秦池江也指出:“北京市的典当行其实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集团性的公司,各个典当行成为分支机构。就像银行一样,建立网络共享客户信息,降低风险,形成规模,合作发展。” 

    然而,当前我国典当行在跨区域经营上困难重重。现行的典当行业管理条例《典当管理办法》规定,达到一定标准的典当行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但实际上,典当行要想真正跨区设立分支机构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涉及异地管理,跨区域审批带有一定的行政审批色彩。比如,北京的典当行要到其他省份设立分支机构,当地省份应该如何管、管理什么,都没有明确规定。杨永呼吁:“现行的《典当管理办法》已经过时,限制了典当行连锁店发展,应该马上出台新的法律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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