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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陈九霖，原名陈久霖。1961年10月20日生于湖北黄冈，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大学毕业后，他先在民航北京管理局任局长办公室翻译，后调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1993年，他进入中国航油油料集团公司，4年后出任该集团设在新加坡的全资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裁。2004年，他因中国航油事件入狱，现任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在天堂的门口，也有通往地狱的路。” 陈九霖喜欢用《天路历程》里的这句话来描述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
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因为石油期权交易中资金链断裂，造成5.5亿美元（当时约合45亿元人民币）亏损。时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的陈久霖在新加坡被捕入狱，因被控欺骗德意志银行、从事内幕交易等6项罪名，判刑4年零3个月。2009年，他服刑期满，回到中国，改名为“陈九霖”。
2013年8月，厉以宁教授等人联袂推荐的《走近陈九霖》一书面市，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一家酒店的咖啡厅里见到了陈九霖。他一身西装，侃侃而谈，并不回避“中国航油事件”，多次提到对《易经》和《圣经》的参悟。
谁的“成功”都是短暂的
谈及儿时的岁月，陈九霖称，他印象最深的是“生死”。那时的农村，死亡是常见的事。有些人活到30多岁就死了，有时村里出去运煤的人在海上遇到风浪，一条船上的人就都没了。“所以，我从小就思考，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那时候，就体会到人生多半是痛苦的，在无常的人生中应该尽量使自己变得强大，增强自己抗御风险的能力。”
在北大求学时，他一直努力培养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教授们刚从牛棚里放出来，有的学生也很大了。校园里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还有很多对社会的思考，这些都影响了我。”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多家国企任职，1997年，执掌中国航油油料集团设在新加坡的全资子公司。当时，这个子公司经营困难，奄奄一息。在陈九霖的努力下，公司扭亏为盈，并成功在新加坡上市，市值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
环球人物杂志：当初怎么有勇气去接中国航油的“烂摊子”？
陈九霖：我们那个时候跟现在的不少人有很大差异。现在的一些人都把利益摆在第一位，太现实、太短浅。我们那时候责任感大于自身利益。当初，我根本没想眼前是陷坑还是金山，就觉得这是组织上派的，领导信任我，那就得去做。而且，我相信只要方向对，认真做，总能做出点事情来。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如何让中国航油成功的？
陈九霖：第一是努力。当时，我弟弟也在新加坡，我和他住在一起。我每天打电话到处约人谈生意，早上很早就出去，晚上很晚才回来。我弟弟看了都劝我回国当个处长算了，别在新加坡受罪了。还有就是，我的工作方法比较灵活一些，主要得益于北大的教育和之前工作的经验。在海外做生意，遵循市场规律很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成功后会有功成名就的感觉吗？
陈九霖：那倒没有。《周易》里讲到的那种经常变化、循环往复的道理，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谁的所谓“成功”都是短暂的、相对的。
我是个救火员，烧掉了自己
2004年，中国航油因交易员违规从事投机性的期权交易，误判石油价格走向，在不当时机斩仓而出现巨额亏损，导致公司资不抵债，只能申请破产保护。该事件至今争议不断。有人说，中国航油落入了国外投机商设下的“陷阱”；也有观点认为，是执掌人陈九霖的赌性导致了这一惨剧；还有人表示，中国航油的监管缺位才是根本原因。孰是孰非，似难说清。而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无疑是陈九霖。一夜之间，他从英雄变成了阶下囚。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再回顾中国航油事件，你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哪里？你应负多大的责任？
陈九霖：这件事我一向认为是由多种因素合力引起的。第一，当时缺乏经验，遇到欺诈，如高盛及其子公司杰润合谋对付我们。第二，内部管理有问题。我当时主要精力放在并购上，忽视了交易方面。第三，处理危机的方式不对。一开始因为判断市场对我们有利，内部拯救了50天，但没想到之后行情变了方向。结果大家互相推卸责任，公司好像成了我一个人的，实际上我一点股份都没有，决定也不是我做的。可当时有些人说，拯救中国航油就是拯救陈九霖。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航油事件确实有争议，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责任在你，因为你当初做了一些过分冒险的事，导致公司亏损；另一种是你扮演了一个“替罪羊”的角色。从你的角度来说，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要冤枉你？
陈九霖：说到冒险这件事，就是做期权。其实，我们做期权是董事会批准的。事发前一年，公司已经做了一年期权，不过，不是为我们公司自己做，而是经总部介绍为国航、南航做。新加坡政府把中国航油事件当成了一个政治事件。他们不敢得罪高盛、德意志银行和澳大利亚政府，也没有彻查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但他们摸清了中国人“弃卒保车”甚至“弃车保帅”的心态，所以查办我，因为我没有靠山。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就是通过这件事，提高新加坡的国际地位。台湾人老说新加坡是个“鼻屎小国”，印尼前总统哈比比说新加坡是地球上的一个“小红点”。新加坡当局抓中国人，是想表明他们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心。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当时就说，这类金融事件，不止发生在新加坡，世界上顶尖国家也都发生过类似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会因中国政府没有“替你做主”感到委屈吗？
陈九霖：我相信多年后，历史会给我一个说法。纳粹德国进攻法国时，法国的重要情报被泄露了，导致全军覆没。那时，法国人痛恨犹太人，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个犹太人干的，就把他抓了起来，判了死刑，后来改成无期徒刑。这个人一直保持缄默。10年后，当时的一个清洁工站了出来，把她在纸篓里捡到的一个条子拿出来，证明不是这个犹太人泄露的情报，而是另有其人。大家问这个清洁工，当初为什么不敢仗义执言，她说：群情激愤时，如果我说，就等于引火烧身；而且，即使举证，也未必能保住那个犹太人的命。到今天，法国还有一个纪念这位犹太人的石碑。我一直认为这个犹太人就是未来的陈九霖。我很清楚，我不是为我自己，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相当于一个救火员，我烧掉了自己。总有一天会有人站出来说话。
人生五十才开始
牢狱生活使陈九霖失去了很多：朋友疏远，仕途终结，妻子患上抑郁症，儿子成绩一落千丈。让他最痛苦的是，落难期间，母亲逝世。作为母亲最骄傲也最疼爱的儿子，他没能与老人见上最后一面。
环球人物杂志：能不能谈谈在新加坡监狱的那段生活？
陈九霖：我回国后参观中国监狱，发现新加坡的监狱比中国的差。中国的监狱里至少每人有床铺睡觉，新加坡樟宜监狱里没有床，只能睡水泥地。那里气候潮湿，很容易得风湿病。中国的囚犯有工作的机会，至少能转移一下注意力；但新加坡监狱里，只有1/3的人有工作。没有工作的人每天在五六平方米的小牢房里待着，精神很容易出问题。我在监狱里见过不少目光呆滞，每天要打三管镇静剂的犯人。吃药的人也很多，每天都排长队领药。另外，新加坡监狱里思想管制很严，报纸都是十几天前的，很多所谓的“敏感新闻”都被墨汁抹掉了，连北京开奥运会也是敏感新闻。如果犯了错（包括在囚室做运动），就会被关到一个地下室里，用强光照着，一天只给3分钟的水，头发也被剃光。
我当时想不管怎么样，好歹得活下去。我就利用时间锻炼身体，进去的时候只能做三四个俯卧撑，出来的时候一天可以做3000个。在精神上，我排解的办法是采访犯人。白天，我跟各种犯人聊天，问他们为什么犯罪、怎么犯罪。晚上回到牢房，偷偷把这些内容记在一个本子上，将来我要出版这本书，书名暂定为《狱中杂记》。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现在的石油行业有什么看法？
陈九霖：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很大，但蕴藏量和生产量有限，现在57%要靠进口，今年10月中国会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这样风险很大。比如，新加坡拉美国在马六甲海峡驻军，如果有战事发生，美国把海峡阻断了，我们的石油进口航线被截断，就会很麻烦。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有限。国际能源机构要求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达到90天用量，才可以成为其成员国，而中国只有30天的用量。一旦油价猛涨或出现油荒，后果不堪设想。此外，中国的石油金融市场比较落后，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很弱，还赶不上印度尼西亚，只能被动地任人宰割。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石油集散基地，中国耗油量这么大，却没有像样的集散基地和石油金融中心。
环球人物杂志：经过这么多大风大浪，您怎么评价自己？
陈九霖：我觉得我是一个真实的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追求一个梦想——做一个尽可能大的事业，做能够创造价值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当然，这中间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想做点事情的人，越是要遭受巨大的风浪。我很喜欢一句话：“人生五十才开始。” 我现在也是重新开始，不管做不做得成，都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