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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蒋庆泉，是一个85岁的老头，在辽宁锦州市大岭乡务农，偶尔去集市上卖鞋垫。银幕上的蒋庆泉，却是电影《英雄儿女》中那个高喊着“向我开炮”的英雄王成。
如果不是被俘的经历，蒋庆泉可能早就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如果不是战地记者洪炉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寻找，这位活着的英雄也不过是东北农村一个精神矍铄而又默默无闻的老头。
2013年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停战60周年的日子。60年过去了，世界的变化已是沧海桑田。当年那个俊朗的小伙儿，也早已是耄耋老人。60年后的今天，这个掩藏在时代宏大叙事中的悲情故事终于慢慢展开，蒋庆泉起伏跌宕的命运令人唏嘘。
“山上的人都不顾性命”
1953年4月，抗美援朝战地记者洪炉下连队采访，通讯员陆洪坤向他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1953年4月16日，步话机员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2营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对手是美军王牌部队第7师。
蒋庆泉当时25岁，刚在此前的一场战斗中受了伤，还在休整中。原本要跟2营营长下连队的步话机员有事走不开，请他临时代替。谁知这一安排，改变了蒋庆泉以后的命运。
16日晚上8点，蒋庆泉随2营营长来到石岘洞北山。两天后，5连仅剩下20多个人在阵地上坚守。他们已经两夜一天没休息、吃饭，也没喝水了。“连长和排长都死了，营长叫我留下来联系炮火，等待接应。”几十年后，蒋庆泉回忆道，“我接到营长的命令，就知道自己很可能活不下来了。”
当时，距离抗美援朝停战还有3个月，胶着状态的战争更残酷。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在阵地的暗堡中，幸存的战友围着蒋庆泉保护他，以便他能顺利向炮兵指挥部通报炮弹的位置。
谈到战场上的瞬间，蒋庆泉充满了自豪感，语气铿锵。“炮弹打好了，我就谢谢炮兵同志；打远了，我就要求近点儿。离我方碉堡40米、30米、20米、10米、5米，你给我轰！”
当战友说离他太近时，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别废话。向我碉堡顶开炮！向我开炮！向我开炮！”最后，蒋庆泉彻底急了：“为啥不来炮！”
“当时是不是已经完全顾不上自己的性命了？”面对记者的提问，蒋庆泉摇摇头：“不是我不顾性命，是在那个山上的人都不顾性命！”
蒋庆泉呼喊的炮弹还没有来，他却被敌人的弹片击中肚子，还有一块弹片飞进右眼，眼前血红一片。被炮火映红的天空，以及弹药、沙土混合而成的气味成了他一生抹不去的记忆。
在步话机另一端一直和蒋庆泉通话的是陆洪坤，他听到了“向我开炮”这句话不久，步话机里就再也没有蒋庆泉的回应。他猜测，蒋庆泉可能牺牲了。
1953年5月18日，洪炉根据陆洪坤的叙述，写了战地通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当媒体正准备大力宣传时，上级突然命令所有报道要立即停止。因为在美军提供的战俘名单上，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看到《英雄儿女》什么都不敢说
被弹片击中后，蒋庆泉昏了过去，再一醒来已在美军的汽车上……一个多月后，他才开始能说话。美军审了他多次，但他的回答都一样：“我是1953年1月参军，我在1军1团1营1连1排，我们排就我1人。”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他们仍然穿着军装，用印有“抗美援朝”的搪瓷缸喝水，却不再被当作自己人。负责审查归俘的干部下了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蒋庆泉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太难受了。过去的宣传在我们的脑子里留下的，就是脊梁直，骨头硬，只可战死不可低头。我却阴差阳错被俘了……到死我也解不开这个扣。”
1954年，蒋庆泉复员返乡。开始，家里人以为他死了，家门口还挂了烈属的牌子。等到他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没有了，但人能回来，家人还是高兴的。蒋庆泉自己却整天郁郁寡欢。别人问起他的战场经历，他总是岔开话题。
1964年，《英雄儿女》上映，成为那个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电影改编自巴金先生的小说《团圆》。其实在原著中，王成的牺牲本来就只有一句话，如何把这个人物角色塑造得更饱满，编剧毛峰和武兆堤煞费苦心，最后他们采用了洪炉以蒋庆泉为第一原型创作的“向我开炮”的故事。英雄王成高呼“向我开炮”挺身一跃壮烈牺牲的形象，也成为了最富精神力量的英雄符号。
1966年，蒋庆泉也和家人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到半截他就哭了。“这个好像是我，可是又不是我，为啥这样说？王成撩衣服的动作都跟我那么像，话也一样，但人家是英雄，我被俘了。我不敢说，也没说，只能趴被窝里哭。”
“你们都好吗”
这么多年过去，战地记者洪炉一直试图寻找到蒋庆泉。2000年，他发表了《“王成”你在哪里》一文，公开寻找蒋庆泉。2004年，在央视的《电影传奇》栏目《英雄儿女》专辑中，洪炉又提到王成的原型叫蒋庆泉。之后，蒋庆泉的儿子蒋立看到了相关报道，联系上洪炉。2010年，洪炉终于见到了蒋庆泉。
从那之后，来采访的人很多，蒋庆泉仍纠结于自己曾经的俘虏身份。“我也不承认自己是王成。我就说，我虽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狗熊；我曾是俘虏，但我绝不是叛徒。”
旧事重提是否再次勾起了父亲的伤心事，蒋立本来有一些顾虑。可想到父亲在几十年后能被承认，他还是很安慰。
如今，蒋庆泉每月可得老兵补贴800多元，每年还有1000多元的医疗费。每逢集市，他就和老伴去离家二里地的集市卖鞋垫。出发前，他要将几百双鞋垫搬到家中那辆已生锈的三轮车上，用麻绳捆好，然后招呼老伴出门。
过着这样近似清贫的生活，有人替他抱不平，但是他觉得现在挺好。“人如果连这点心态都摆不正，那怎么能行？”蒋庆泉说：“一生多坎坷，老来无续章，功过是非由他去，无需论短长。”
2011年8月，在民政部门安排下，蒋庆泉在长春一家医院接受免费白内障手术，58年前残留在他眼里的弹片也被取出。8名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的老战友来到医院看望他，见到战友，蒋庆泉哽咽地说：“好久没见了，你们都好吗？”此时此刻，老兵的眼里都噙着泪花。
一句“你们都好吗”，既是问战友，也是问自己。如今，60年过去了，对于战争带给他们的荣耀与遗憾，他唯有一句：好好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