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每一件事，机会就来找你”

    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上世纪90年代出国求学，踏上了在异国他乡奋斗的艰辛道路。他在新西兰近20万华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中国内地接受高等教育后移民并当选议员的华人。他就是新西兰国家党议员杨健博士。日前，杨健接受环球人物杂志专访，讲述他的奋斗历程，以及他眼中的新中关系。

    “落户”新西兰

    杨健1962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地区鹰潭镇（现鹰潭市），父亲杨经仁、母亲周可央都是小学老师。杨健的外祖父是国民党少将，外祖父的哥哥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复杂的家世给杨健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文革”时期，6岁的杨健和两兄弟随父母下放到鹰潭镇白露公社双凤大队，并在那里读完了小学。直到“文革”结束后，人们纷纷“回城”，杨健才随父母回到鹰潭镇，就读鹰潭一中。其间，杨健曾对表演产生兴趣，想进鹰潭文工团，还想去参军，但都因家庭成分不好未能如愿。

    幸运的是，“文革”结束后，全国开始恢复高考。1978年，杨健考上了解放军空军工程学院英语专业。由于成绩优异，他毕业后留校任教。5年后，他又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并在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一年。在此期间，他建立了家庭，太太小金是他在国内读研究生时的同学。

    学业有成的杨健没有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1994年1月，他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录取，攻读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中国对外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在澳大利亚求学的第二年，杨健太太带着大女儿过来陪读。1999年，杨健博士毕业。正巧，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一位教师转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执教，空出一个位子，杨健抓住这个机会，通过申请来到奥克兰大学任教。

    新西兰是英联邦成员国，人口近445万，其中欧洲裔占67%，华裔占4%，剩下的是其他族裔。新西兰华人大多数集中在奥克兰市。因此，那里让杨健倍感亲切。来到奥克兰大学后，杨健担任国际关系系讲师，并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美国国会与对华政策》。很快，系里把与他签下的3年合同改为永久聘用。后来，杨健太太也进入奥克兰大学信息技术部门全职工作。一家人通过奋斗落地生根，走的是典型的当地华裔成长之路。2010年底，杨健被任命为奥克兰大学文学院副院长。2011年初，他开始兼任新西兰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犹豫中走上政坛

    早在留学澳大利亚期间，杨健就积极参加当地中国留学生和华人社团活动。他曾担任过堪培拉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创立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学生俱乐部，组织了包括庆祝香港回归等活动。来到新西兰后，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和政治评论员，他也在当地广受关注。2006年开始，杨健多次代表新西兰参加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半官方对话。当时就有人建议他从政，认为从知识、语言到形象，他都很适合。但杨健更喜欢学术的单纯，并对自己今后的学术发展很有信心，一直不为所动。

    2010年11月，来自香港的新西兰国家党华人国会议员黄徐毓芳辞职。国家党是新西兰两大政党之一，也是当时的执政党。由于将在大选中面临激烈竞争，国家党急于在华人社区物色新的议员候选人，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代表。2011年8月8日，一直对此置身事外的杨健突然接到国家党主席古德费洛的电话，问他是否愿意代表国家党参加大选。杨健没有马上做出决定，但同意与古德费洛见面详谈。

    几天后，杨健与古德费洛见面，两人的话题始终集中在“国家党为什么需要华人候选人”的问题上。古德费洛告诉杨健三点理由：第一，华人的选票对国家党很重要；第二，中国是新西兰第二大贸易伙伴，新中关系很重要；第三，国家党是执政党，必须要有华人代表。

    其实，杨健一直是国家党的支持者。在他看来，国家党致力于经济发展，提倡多劳多得，在注重平等权利的同时强调个人社会责任，很得民众认可。他对古德费洛的观点也十分赞同。但是，杨健心里仍有顾虑，太太也不希望他成为公众人物，担心会失去太多的自由。

    几天后，古德费洛再次致电催促，并安排两位国家党理事与他面谈。国家党的诚意打动了杨健。与此同时，杨健也得到同事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在古德费洛的安排下，新西兰总理约翰·基接见杨健，与他畅谈从政感想。约翰·基出身贫民，小时候住政府救济房，通过个人奋斗出人头地，投身政治。在他的带领下，国家党空前团结。

    在约翰·基个人魅力的感召下，杨健同意代表国家党参加大选，并向学院提出辞职。让他意外又感动的是，学院驳回了他的辞职申请，并且许诺为他办理为期3年的暂时停职。在新西兰，一届国会议员的任期是3年。这也就是说，如果3年后杨健不做议员了，仍可以重返学校，这里始终保留他的位置。

    很快，国家党公布本党候选人排名，杨健排在第三十六位，在当年国家党新推出的12位候选人中排名第一。2011年11月26日，新西兰国会举行大选，国家党大获全胜，连续执政。杨健也顺利进入国会。

    新西兰的“面孔”

    “我当选议员离不开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腾飞，对新西兰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开放的中国也推动了又一个华人移民潮，新西兰的中国大陆移民数量激增，政治影响力也随之提高。”杨健对记者说。他同时表达了对新西兰的“情有独钟”：“我去过很多西方国家，但更爱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的开放性远超其他西方国家。一个在新西兰仅仅生活了12年的中国移民能够进入国会，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早在杨健正式进入政坛之前，就已经体会到了新西兰政治的开放性。2006年，他第一次代表新西兰参加与日本、中国的半官方安全对话。代表团里有几位资深的新西兰前外交官，包括前驻联合国代表和前驻华大使。在东京，他们与日本学者座谈，新方团长让杨健向日方介绍新西兰的外交政策。杨健认为这不合适，因为他是个新移民，应该让前外交官介绍比较好。这时，新西兰前驻联合国代表对日本学者说：“杨健代表了新西兰的新面孔。我们是一个不断变化、更新的民族。”这句话让杨健深受感动。

    到北京后，新西兰驻华大使在官邸欢迎代表团和中方代表，代表团又让杨健向中方人员介绍新西兰外交。杨健再次感到十分为难，认为自己毕竟是华裔，不适合在新西兰外交官面前向中国代表介绍情况。新西兰驻华大使笑道：“杨健，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拿的是哪国护照？”杨健回答：“新西兰护照。”大使说：“那就得了。你就是新西兰人。”从此，杨健再也没有感到身份认同问题，因为新西兰完全接受了他。

    杨健说，进国会后，感觉要学的东西太多。国会有许多特别委员会，他被分到卫生委员会。他常开玩笑说，“Doctor”一词在英文里有“博士”和“医生”两种意思。他是“博士”，人们称他“Doctor”，可能因此有人误以为他是“医生”，所以让他去卫生委员会。现在，杨健是国会卫生委员会的副主席，正在编写《新西兰医疗卫生手册》，同时也是商业委员会委员。

    笑看从政得失

    杨健的一个主要工作对象，是当地的华人社会。“我在华社工作分4个基本层面。在选民层面，作为执政党里唯一的华人议员，我主要面对的是在新西兰的20多万华人。其中，与移民相关的问题是许多选区最常见的问题。不少华裔移民问题很多，我设在奥克兰的办公室经常有人上门求助，问题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在社团层面，新西兰的华人社团多，活动多，我需要与他们保持联系，给他们支持与帮助，并通过这些活动了解不同社团的动态；在政府层面，我的职责是让华社了解政府的政策，同时将华社的心声传达给国家党和政府，担当起桥梁的作用；最后一个层面是新中关系，我接待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政府或企、事业代表团，增进了国家党与中国的相互了解。我也协助政府处理新中双边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工作的层面多，但杨健并没有感到十分复杂。“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益的分配，这跟所有人息息相关，谁都回避不了。一个社会有不同的阶层、族群、行业、团体，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通过参与或影响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来保护。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和谐，希望平稳发展，就需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我所做的，就是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杨健说：“具体来说，国家党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发展，为此我们要不断发现和纠正问题，去制定或修改许多政策，如海外投资、经商环境、资源利用、福利发放、劳资关系，等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国家的前途更加美好。”

    当然，有得就有失。得到的是事业上的成就，而“失去的主要是当学者时的宁静，以及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和自由”。因此，现在只要有空闲，杨健都会把它留给自己的家人。杨健的太太是个非常低调的人，基本不跟他参加公开活动。“我也不勉强她。”杨健夫妇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奥克兰大学读书，小女儿出生在新西兰，现在读7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小学6年级。两个孩子学习都不错，都能讲中文，但更习惯讲英文。“我太太绝对是贤妻良母，我走到今天离不开她的奉献。”杨健说：“我从政后，她比以前辛苦了许多。我家在奥克兰，但国会在惠灵顿。我基本每周都要在惠灵顿待3天，一般是周二一大早飞过去，周四晚上回来。以前在奥克兰大学时，我们一家四口早上乘一辆车就可以了。一般是我当司机，沿途先放下大女儿、小女儿，然后送太太到办公室门口，最后我去停车上班。现在不行了，太太早上要送孩子上学，下午要接孩子，周末也基本是她管孩子。晚上我在家吃饭的时间也不多，更别说帮忙做饭了。”

    杨健全家最近一次来中国是去年初，在国内待了一个多月。“现在我全家去中国不容易。”他说：“这边的暑假是中国的寒假，赶上春节。春节期间这边华人社团的活动很多，我要参加，走不开。”

    “四个第一”与新中关系

    杨健特别看重新西兰与中国的关系，他是新西兰国会对华友好小组主席、新西兰对华关系促进会顾问。在他看来，以前当学者时，经常能为华社和新中关系做一些事，在从政之后，这个平台更广阔，自身的价值也随之提升。“看到自己的建议和想法变成现实，加上党内的认可和华社的支持，我感到很高兴。”

    2013年3月，杨健随同新西兰贸易部长蒂姆·格罗泽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新中关系发展发表了题为《对于新中关系的若干认识》的讲话。他在谈到新中关系现状时说：“我经常对新西兰的华人同胞说，生活在新西兰，我们应该感到幸运。这不仅因为新西兰有着无与伦比的环境、民主的政治制度、稳定的社会和强大的多元文化，还在于新西兰与中国有着牢固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不好，人们会感到不小的压力。对新西兰华人而言，这种压力不存在。不论以任何标准来做评判，我们的双边关系都是好的。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称两国关系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典范，我本人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也与之相似。”

    新中关系为什么能如此和谐？在杨健看来，主要是双方处理好了三大领域的关系。首先在政治上，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友好关系得以持续。近期赴中国访问的新西兰高层人士包括副总理、环境部长、移民部长、贸易部长等。而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新西兰也接待了来访的4位中国政治局常委和委员。

    其次，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托，共同发展。杨健介绍说，现在中国是继澳大利亚之后新西兰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新西兰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也是新西兰第二大、并且还在高速成长的出口市场。中国还是新西兰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和第四大游客来源地。新中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速度远远超过新西兰与其他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潜力对于新西兰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第三，在外交战略上，两国相互尊重。杨健说，新西兰欢迎一个繁荣和平的中国，认为当今世界必须找到一种方法，适应中国的崛起，并确保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其中，接触是最有效的方法。新西兰政府最近专门推出了《中国策略》，目的是为了与中国更加顺畅地全面加强关系。

    “与中国相比，新西兰只是个小国。如果有人忽视了她对于中国的价值，我不会感到惊讶。”杨健说。不过令他宽慰的是，新西兰对华做到了“四个第一”，并得到了中国的认可。这“四个第一”是：第一个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发达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发达国家；第一个与中国协商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

    用国际视野消除误解

    杨健认为，新中两国之间也面临一些挑战。“最主要的是如何消解公众之间的误解，这种误解可能会渗入政府间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杨健说：“误解的风险会永远存在，但只要应付得当，就能加以控制。大约10年前，中国留学生数量的激增、中国移民的持续涌入，甚至中国游客的增加，都曾经导致误解的出现。然而，我们的关系却快速顺畅地向前发展。”

    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杨健强调用国际视野消除误解。他说：“如果要谈大的格局性或战略性的问题，我认为最迫切的是思想观念。比如说，新西兰民众和一些政治人物对亚洲、对世界的了解依然不够，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新西兰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亚洲尤其是中国对新西兰到底多重要。缺少这方面的认知会导致我们缺乏危机意识，错失机会。”

    当然，在杨健看来，新西兰还面临另一个潜在的挑战：如果中美关系恶化，新西兰也许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新西兰不打算与其中任何一个大国站在一起，来对抗另一个大国。因此，她必须准备为促进中美沟通贡献一份力量。

    采访结束时，杨健说：“常有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我小时候总听老师说要有远大理想，我觉得很模糊。事实上我不记得我有什么远大理想。我小时候没想过会出国，后来也没想过当副院长，更没想过当议员。我的心得是：做好你手上的每一件事，机会就来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