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现实中的暴力让我不安”

    有外国记者说，贾樟柯是个有野心的导演。2013年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贾樟柯又一次实现了他的野心——新片《天注定》荣获最佳编剧奖。

    不过在贾樟柯看来，与其说是野心，不如说是进取心，他说他“太珍惜自己当导演的时光”。数年前拍摄纪录片《东》时，不愿浪费时间的他“顺手”拍了故事片《三峡好人》，一举夺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12年夏天，在电影《在清朝》的拍摄筹备过程中，贾樟柯又“顺手”拍了《天注定》。有道是天道酬勤，也许这次得奖，也是“天注定”。

    剧本用粗钢笔写在信纸上

    《天注定》以四段式结构讲了4个与暴力相关的故事，分别由姜武、王宝强、赵涛和罗蓝山饰演。姜武扮演的是一个山西农村的“刁民”，总想揭发村里的“权贵”。当使尽浑身解数仍然奈何不了对方时，他拿出了平时打猎用的枪……王宝强扮演了一个神秘的重庆人，同乡们没人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只看到他寄回来的钱。他熟练地射杀路人，谋财害命……赵涛扮演了一个洗浴中心的前台，当客人坚持要她提供色情服务并对她拳脚相加时，她从包里掏出了刀……罗蓝山饰演的少年则一直在东莞换工作。在一家夜总会当服务生时，他与一位小姐产生暧昧情愫，但没能走到一起。感情的挫败让他重回工厂，生活里只有冰冷的机器和高负荷的劳动。直到有一天，他从阳台上纵身跃下……

    这些故事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曾经备受关注的社会新闻：胡文海案、周克华案、邓玉娇案、富士康事件。如此直白地描写社会，贾樟柯的勇气不能算小。“其实我从几年前就开始关注这种极端事件。现实中的暴力让我不安，每个人既有可能是暴力的受害者，也有可能是暴力的实施者。我觉得自己有必要用电影了解暴力，去理解到底为什么普通人身上会发生破坏力如此大的事情。”他对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解释道。

    写剧本时，他说自己是“用粗钢笔写在信纸上，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以那样的方式写剧本，背后有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在？”记者问。

    “我从2002年开始就用电脑写剧本，但是这个剧本我特别想用钢笔写在纸上，因为心里有种激情在。我还记得写初稿很突然，当时正坐着车在高速上，我说要写剧本，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你一直沿着高速开吧，看能到哪里，于是到了大同。司机走了，我一个人在大同的宾馆里呆了两个星期，每天只下楼吃饭。”贾樟柯回忆当时的状态。

    在戛纳，《天注定》收获最多的评论是“很勇敢”。评委斯皮尔伯格力赞它的结构“非常天才”；李安则认为贾樟柯勇气可嘉，“电影力量的强大让人欣喜”。因为片中的血腥镜头和悲剧性的个人命运，有人也许会觉得贾樟柯是悲观主义者，记者倒觉得，他是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内心无所畏惧，于平淡中看到忧伤，在忧伤中看到希望。

    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同步

    在拍电影成名后，一次做访谈，主持人问贾樟柯，是否像坊间传闻的那样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刻在了暖气片上，他笑着否认了。在记者看来，他是把这句话刻到了心里。

    1970年出生的贾樟柯自小调皮捣蛋，小时候因为打架，跳过两次楼。“我记得分别是从二楼和三楼跳下去的。一次是在小学五年级，一帮人从过道两边夹击我，我只能跳楼了，结果一跳成名。”逃学，在街上和“混混”玩，离家出走……这些“坏孩子”常做的事，贾樟柯一样也没落下。高中毕业后，贾樟柯的日子很苦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然后发誓要考北京电影学院当导演。

    这一考就是3年。1993年9月，贾樟柯成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大一新生，只能旁听导演系的课。然而他却很活跃，和几个同学一起，拍了一个短片《小山回家》。投资是同学提供的，摄像机是从报社租的，录音器材是借的，“首映”是在男生宿舍。那天来的人很多，可电影还没放完，观众已经寥寥无几。等到电影结束，一起拍片的同学把录像锁进抽屉，说：“别再把它拿出来了。”贾樟柯沉默着，一脸挫败。

    不甘心的他没有把心血封藏，而是想试一试是否真的很差。结果，1996年的香港独立短片展上，《小山回家》获奖，贾樟柯获得了生平第一笔投资，人民币20万元。靠着这笔钱，1998年，贾樟柯拿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小武》。

    《小武》的原型是贾樟柯学生时代的结拜兄弟，外号“毛驴”，后来成了小偷。他们一起的另一个结拜兄弟做了警察，负责看管“毛驴”。春节回家时，做警察的兄弟告诉他，“毛驴”在看守所成天跟他探讨“人为什么活着”这类话题。“小偷也有自己的尊严”，这就是贾樟柯拍摄的视角。《小武》拍摄的地点在山西汾阳，因为成本不够，到处是旧街景，到处是汾阳老乡们的友情客串，就是这样一个“县城电影”，让贾樟柯在德国、法国、韩国、比利时、美国、意大利等7个国家的电影节上获得了9个奖项，一下子名震影坛。

    2000年的《站台》讲述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汾阳县文工团里年轻男女的故事，拿了8个国际电影节上的10个奖项；两年后的《任逍遥》描写失业工人子弟抢劫银行的故事，入围了3个国际电影节。连着3部关于故乡的片子拍完，贾樟柯从山西“走”了出来。2004年，他拍了《世界》，虽然是深圳世界公园里的故事，从金字塔到曼哈顿只需10秒，但这里的故事却是“一日长于百年”。《世界》成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正式竞赛片。

    2006年的《三峡好人》是贾樟柯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凭借此片，36岁的他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中国导演里，此前只有张艺谋在1999年凭借《一个也不能少》得过这个奖。然而，骑着金狮回来的《三峡好人》在国内电影院里放映时，却被《满城尽带黄金甲》挤了下来。贾樟柯当时说了一句话：“在这样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会关心好人？”

    《三峡好人》之后，贾樟柯的兴趣似乎转到了纪录片上，《无用》、《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他的风格也开始转变成“群像”的叙事。贾樟柯说：“从《小武》到《三峡好人》是我创作的第一阶段，关注的是中国的改变；从《二十四城记》到《天注定》则是我的第二个创作阶段，这个阶段是转型、是创新，也是记录时代，可以说我电影的改变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是同步的。”

    我的心对悲伤的东西有感应

    环球人物杂志：暴力此前极少出现在你的电影里，为何这次会用到它？不是一个营销的噱头吧？

    贾樟柯：不是噱头，这是这部电影逻辑里必须有的。呈现暴力是为了反省暴力、制止暴力，国内的电影很少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天注定》也算是在国内电影界开了一个先河。我在戛纳也说过，如果中国电影对暴力能像美国那样，有30年到50年时间的反思，我也许会用更温和的方式讲这个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电影里为什么总是飘荡着悲伤的东西？

    贾樟柯：其实我自己蛮乐观的，我只是在拍电影时悲观，我的心对悲伤的东西有感应。另外就是我非常珍惜拍电影的机会，所以也想把镜头用在自己觉得重要的地方上，比如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不易，把这些拍下来。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电影能在国际上斩获大奖，但在市场方面似乎并不好。

    贾樟柯：我的电影在国内的确不算受热捧，也希望自己今后这方面能有突破。不过市场需要的类型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我还是要关注现实。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的这部转型作品中，我没有找到此前你作品里那么浓烈的爱情。

    贾樟柯：（笑）是的，以前我的作品都有爱情，《小武》里用很大篇幅讲一个小偷的爱情；《站台》是两对恋人的分分合合；《任逍遥》是个复杂的情感故事；《世界》就是讲述赵小桃的爱情；《三峡好人》里有对爱情的无奈也有对爱情的勇敢。你这个问题让我发现，后来我对爱情确实淡了点，《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都是讲时代的大变革，《天注定》里爱情也少得可怜。呵呵，爱情还会回来的，在接下来的电影里。

    环球人物杂志：《天注定》是你与赵涛婚后的第一部作品，结婚对你和你的电影有影响吗？

    贾樟柯：可能对我来说创作上有了一个更安稳的环境，有了家，她会给你鼓励。婚姻就像高速路上的一个加油站，里面还有服务区可以休息一下。

    环球人物杂志：从《站台》到现在，13年了，赵涛和你始终在一起。她也3次进军戛纳了，你怎么看待她的成长？

    贾樟柯：（笑）我一定要声明，我很希望和不同的女演员合作。她伴随我的电影，是因为她非常适合这些角色。说起来挺愧疚，就在这届戛纳电影节颁奖完毕后我才知道，原来评委团在《天注定》是获得最佳女主角还是获最佳编剧奖之间考虑了好久，其实她已经可以在戛纳获得影后桂冠了，只是因为我，最后没能实现。她知道后很高兴，她想让我得这个奖，但我想让她获得她应该得到的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你对自己电影今后的发展方向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贾樟柯：我不想规划自己的发展，武侠片、歌舞片、动作片、警匪片都想尝试拍摄，但喜剧片和科幻片不行，我拍不了那个，那个要想象力。

    环球人物杂志：内地导演一直有冲奥情结，可惜迄今为止都没成功。近些年的欧洲各大电影节上，内地导演似乎也总是和最佳影片无缘。这说明中国电影目前存在什么问题？

    贾樟柯：目前中国电影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1.4万块银幕、30亿美元的票房，看上去很繁荣。但中国电影自身文化品质必须保持和提高，不能什么好卖拍什么，需要保持一个高品质的电影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