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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西安烈日当空，4排高大茂盛的梧桐树让友谊西路显得格外清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与焦富勇一起走在前往友谊医院的路上——他创办的西安博爱儿童虐待预防救助中心（以下简称“博爱中心”）就在该医院门诊楼二层。2006年成立以来，它至今仍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专门进行儿童虐待防治的公益机构，目前已免费救治遭受虐待与忽视的儿童近5000人次。
一路上，焦富勇的步伐不是那么稳健，左腿有些僵硬。“5月末刚在加拿大参加完学术会议，又飞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又飞回中国。在飞机上的时间太长，腿就受不了了。”焦富勇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今年62岁的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0多年。
近期，性侵幼女事件屡屡被曝光。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74.1%的儿童在成长期曾受到虐待，儿童虐待防治已经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社会工作。
做了4次大手术的女孩
焦富勇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虐待儿童分为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4种情况。“过去我们觉得好像性虐待应该很少，但是近几年的报道让大家认识到它的大量存在。”焦富勇说，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救助，也是一起性虐待案例。
2003年，11岁的陕西女童雯雯在路边玩耍，被人以“买好吃的”为由骗到四川通江，3天后又被卖到新疆阿克苏，在一家餐馆做杂工，却没有拿到一分钱。13岁时，雯雯被诱骗到娱乐城做“三陪”。有人往她阴道里塞了一块瓶盖状的金属，最后她的阴道都腐烂了，大小便失禁。
在阿克苏警方的帮助下，雯雯于2009年回到老家。陕西妇联把她送到了博爱中心，焦富勇组织有关专家立即给她做了手术，最后把直肠移到左腹部排便；同时安排了医生帮她做心理辅导。“那个女孩太可怜了，做了4次大的手术。”得到救助以后，雯雯在西安重返校园。但焦富勇还是很担心她，“前段时间给她打电话她还接，最近不接电话了，我担心她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可能现在大了，她不愿意说这个事。身上伤口虽然好了，心灵创伤却最难治愈，会影响孩子一辈子。”焦富勇的情绪显得有些低落。
虽然性虐待更引起关注，但据焦富勇介绍，4类虐待当中，还是身体虐待比较多。2010年，仅在西安，一周内就有两个孩子被父母打死，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一个9岁的孩子因一门课考了70分，遭到父亲殴打，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另外一个8岁的孩子偷了家里两元钱，父母在惩罚他时，失手将孩子打死。孩子死后，父母痛哭流涕，但为时已晚。
前些天，焦富勇遇到一个严重贫血的孩子。排除了很多因素之后，最后锁定在孩子的父母身上。“他们是做小生意的，每天给孩子一两块钱，让他自己去买早餐，常年这样，造成了孩子营养性贫血。”焦富勇说，“这是一个营养忽视的孩子，也属于受虐待儿童。这种例子不少，因为现在留守儿童太多了。”
从被拐卖之后十年的人生波折，到一顿不合格早饭，在焦富勇看来，这都是虐待，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同。作为中国儿童虐待防治第一人，2010年6月，他被国际防止虐待与忽视儿童协会推选为该协会执行常委，是中国人30多年来第一次在该协会任执行常委，也是此次亚洲唯一一位人选。同年，焦富勇在英国约克郡召开的“国际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大会”上获得“国际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协会KEMPE奖”。此项奖每两年在全球范围内奖励一位“在保护儿童实际工作方面贡献最大的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虐待儿童的事”
1977年，国际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协会成立，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1979年，瑞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对儿童采取任何形式体罚的国家；2002年，禁止体罚儿童写入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中……上世纪70年代开始，虐待儿童问题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焦富勇是陕西神木人，1975年从西安医科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先被分配到榆林第一医院工作，后调到天津武警医学院，最后到了陕西省人民医院。他最初产生从事儿童虐待防治工作的念头，是在1998年。当时，焦富勇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附属皇家儿童医院学习。他发现在那里，不仅医院设有防止虐待与忽视专科，大学也设有专业课程，大量人员从事相关研究；而在我国，这个领域还是空白。1998年，他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在新西兰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会议，主办方惊叹：“开了这么多的会，中国终于来人了。”
1999年，焦富勇在西安组织举办了全国第一届防止虐待与忽视儿童会议。但其间的一个小波折，足见当时国内对于虐待儿童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偏差。有个外国专家拿着焦富勇的邀请信到中国大使馆办签证，大使馆工作人员说：“怎么中国还有这么一个搞虐待的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虐待儿童的事，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后来国内一级一级地查到了焦富勇，“我们都比较害怕，怕会开不成了”，他就找到相关部门领导解释：“防止虐待，不是说政府虐待孩子。这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这是一个教育方法问题。我们做的工作，就是用科学的教育方法改变家长、老师的观念……”
会议召开之后，焦富勇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具体操作。按规定，作为一家民间组织，他们必须挂靠在某个政府部门或政府授权的组织下面。焦富勇曾向中华医学会西安儿科学分会申报，投票时，因为一票之差，这事没办成，因为“有人觉得这个事与医生没关系”。最终，博爱中心在陕西省民政厅的支持下，正式获批成立，隶属于省红十字会。
看守这个火种的人太少了
在焦富勇看来，一个完善的救助体系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每个省都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在全国层面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加以协调。”但7年过去了，博爱中心依然保持着它的“唯一性”，而且运行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在近5000人次的救助中，主动到博爱中心寻求救治的只有10%。“主要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更不知道在这里所有治疗费用是全免的，所以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陕西省卫生厅原厅长李鸿光说。他是焦富勇事业的支持者，两人曾联合编写多部关于虐待儿童的书籍。
博爱中心有近10间办公室，三四十平方米的活动大厅显得空空荡荡，屋顶上还挂着几条彩带。焦富勇说，现在专职加兼职工作人员有五六名，“之前还有好多志愿者，但不稳定，很多是学生，毕业之后就不来了。”让他稍感欣慰的是，女儿焦文燕一直在支持他的工作。焦文燕是陕西省人民医院心理科医生，义务给有需要的孩子做一些心理辅导。
受虐儿童前来求助，焦富勇会根据情况把受虐者送到友谊医院的相关科室，博爱中心自身并不实施医疗救助，但要承担费用。而最让焦富勇头疼的就是经费问题。最初，博爱中心由国际组织出资成立帮助开展救治及宣传培训等工作，一共3年。2010年，双方的合作到期。焦富勇又找到了陕西省政府。“当时的省长、现在的省委书记赵永正对这件事表示支持”，政府答应每年出资10万到20万元，但每年都要严格评估后才能拨款。
由于资金上捉襟见肘，博爱中心有时会欠友谊医院医疗费。除了尽量争取资助外，焦富勇还做了最坏的打算。“我的工资也有几千块，即使退休了我还有退休金，起码够中心的日常开支。必须要把这个全国唯一的中心保持下去。”
在社区开展宣传教育，也是焦富勇团队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也面临困难。“社区总说没有时间，有些还嫌麻烦，‘这又不挣钱’。”焦富勇说。有些家长的提问也让他很无奈——“打孩子打哪里好？”
10多年的磕磕碰碰，让焦富勇老态尽显。两三年前的照片中，他还是意气风发的中年人，头上鲜有白发。如今，他已头发花白，腿脚和视力都不太好，又患上了糖尿病，每天要注射3次胰岛素，似乎一下就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
孤军奋战这么多年，焦富勇时常会觉得很孤单。“我们这种组织初期特别需要志愿者，如果大家都要报酬，看守这个火种的人会越来越少。可能很多医生本身压力很大，但国外医生也忙，人家怎么就能做好？我想这只是一个借口。”
爷爷骂孩子：“你不如死了算了”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受虐待的儿童？
焦富勇：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考虑：施虐者为什么这么多？施虐者大多是有一些心理变态的问题。此外，也和传统教育思维有关。 现在，为了求升学率，导致孩子的童年是被挤压着度过的，整天学习，老师、家长忽视孩子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很多成年人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忽视也是虐待。而打就是忽视的最极端表现，也是最应该摒弃的沟通方式。几千年形成的习惯思维是很可怕的，要改变这种观念，很不容易。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虐待儿童事件频发，说明社会道德出现了危机，您认为是这样吗？
焦富勇：还不能这么说。虐待儿童过去也有，但是不报道，是一种潜伏着的病；现在，我们把它提到一个高度来认识了，把这个病态呈现出来了。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这些年社会上对虐待儿童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
焦富勇：相比前些年，现在人们的认识确实提高了。但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很消极的，甚至是受虐儿童的亲人。我们得知虐待儿童案例时，会主动联系受害者父母，被拒绝的情况不计其数。大约五六年前，陕西农村一个十来岁的女孩，睡觉时被人偷偷抱出去强暴了。孩子最后是爬回家来的，肠管坏死18厘米，很痛苦。当我们前往救助时，她的爷爷却气愤地骂孩子：“看把家里搞得影响多不好，村里人都知道了，你不如死了算了。”好在妈妈很心疼孩子，带着孩子来西安找我们。孩子没有错，是受害者，可有的家长不理解这个事。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防范儿童被性侵，您有什么建议？
焦富勇：从我接触到的案例看，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可能是施虐者，有些甚至是老师、亲人，你很难辨别。所以，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从小就树立保护隐私部位的意识。在中心关于性虐待教育的宣传册中，我们会给插图中的孩子画上泳衣，旁边写上安全接触守则：“泳衣覆盖的部分就是我们身体的隐私部位。除了洗澡和看病检查身体以外，绝对不允许接触我们身体的隐私部位。”现在，很多家长没有保护孩子隐私部位的意识，这也是现阶段强奸幼女案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有没有可能彻底解决虐待儿童问题？
焦富勇：彻底解决不容易，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没有解决，美国虐待儿童的现象也很严重，把孩子打死打伤的很多。所以只能说改善。可能若干年以后，大家意识都提高了，虐待儿童不再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是极个别的案例。但是，这在短期还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