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中国梦是集体主义

    4月25日下午2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7层廉思的办公室。他刚吃完午饭，正准备把外卖餐盒扔到垃圾桶里。办公室的角落里还放着一张折叠床。这位33岁的副教授在教课之外，还兼着研究生院副院长一职，有不少行政工作。所以，吃住在办公室也就成了常态。“晚上安静时能写点东西，就是辛苦点。”廉思说话字正腔圆，精神头儿十足，就像同事说的，“他总像打了鸡血似的”。

    这名青年学者的研究对象，同样是一群年轻人——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大学青年教师“工蜂”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廉思也由此得到一个颇为形象的绰号——“动物社会学家”。

    希望早上起来能够看到阳光

    在研究的对象中，廉思感情最深的还是“蚁族”，这是他6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群体。2007年，廉思看到了一篇名为《向下的青春——“高知”贫民村调查》的报道，讲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李竟的故事。因为考研和就业双重失败，他不得不暂住在北京唐家岭，继续挣扎着追求梦想。“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让我震惊。”当时，廉思刚刚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正准备进入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这些和他同龄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带着种种疑问，廉思决定到唐家岭一探究竟。这个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由于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承载了四五万寻梦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拿着2000多元的工资，租住每月三四百元的床位，每天只吃两顿饭……廉思也在那里租了房，每天和他们打成一片，开始研究这个群体。

    2008年的冬天，北京异常寒冷。廉思带着队员入村调查时，常常是问卷还没做完，手已经冻得写不出字来。“由于年龄接近，我和受访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问卷还没做完，队员和受访者就成了朋友”。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现实的生活状态，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不希望被过多地曝光”。

    接触得多了，廉思对这个群体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称之为“蚁族”。“蚂蚁是昆虫中最聪明的物种之一，能用来描绘这个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等特点；其次，一个蚁穴里常常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好比这个群体聚居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村子里；此外，蚂蚁很弱小，但如果不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也会造成严重的灾害，就像这些年轻人:低收入、不被人关注，但也容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有人说廉思有本事，“蚁族”们跟爸妈都不说的话，能跟他说。廉思则说：“我不是去猎奇的，是把他们当成朋友。”春节时，廉思和“蚁族”宋永亮一块吃年夜饭。“永亮，新年许个愿吧。”“希望新的一年，每天早上起来能够看到阳光。”宋永亮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一所私营教育机构，和女朋友租住在常年不见光的地下室。听了这话，廉思感到非常心酸。

    而今年3月做最新“蚁族”调研时的一个场景更让廉思记忆深刻：一个租住在5平方米房间里的女孩，贴在床头的一张纸上写着：50平方米的房子，一共多少钱，首付多少万，月供多少钱，她最后得的结论是每个月要挣8000元，下面写着“努力！再努力！一定行！一定能行！”最后是她和男朋友的签名。看到这一幕，廉思流下了眼泪。“我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那一刻，我觉得，这才是中国发展的希望。”

    调研结束后，廉思写成了4万余字的研究报告。2009年，“蚁族”成了流行语，据此出版的《蚁族》一书迅速热销，甚至还被编入了2012年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也算进入历史了，”他笑了笑，“足够了。”

    写出星星点点的情怀

    “蚁族”，是廉思学术研究很重要的内容，但并不是终点。之后，他和团队开展了大学青年教师生存状况调查，并为这个群体取名“工蜂”——工蜂是蜂群中占绝大多数的群体，虽然不够强大，但有力量，承担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它们不知疲倦地酿造蜂蜜恰似老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不光影响自己所处的时代，还影响着他们的学生，他们将影响中国未来20年。”2012年，《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出版，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关注；随后，廉思和团队又开始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今年，“80后”海归生存状况调查即将开启。

    “蚁族”、“工蜂”、新生代农民工，一直有人问廉思：“你怎么会想到调查这些‘边缘人’？”的确，从成长经历看来，他自己无疑走的是一条“主流”的路——出生在北京，家境殷实，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到博士，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9岁就当上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我希望写出这些年轻人星星点点的情怀和力量，哪怕他们现在的境遇并不好，但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我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本分。”也正是这样的本分，让廉思坚持了下来。

    研究“蚁族”时，研究经费意外中断，眼看无法再支撑，廉思就用父母的资助和自己并不丰厚的工资坚持了下来。“很多学者喜欢坐在办公室搞研究，数据从书本找，资料从网上搜；但我们始终坚持一线调查，不用电话、网络，到基层去发问卷。你能想象为了一篇深度访谈，整理三四十个小时录音记录的工作量吗？可我们无数次地重复着这样的工作。”谈到团队时，廉思的语气也开始变得轻松起来。“在我们这个30人的团队里，没有学术权威，没有职务高低，大家都是平等的。我经常在讨论会上被批判，‘你这个事说得不对，你不懂’。”

    即便已小有成就，但廉思在表达完自己的观点时，还是会一个劲儿地说：“这是我的一点粗浅认识。”放在他手边的，还是一部款式陈旧、屏幕磨花、按键脱落、后盖松动的破手机。

    青年向上发展的通道不顺畅

    环球人物杂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不论是“蚁族”还是“工蜂”，都处于最基础的阶层，他们对中国社会能有多大影响呢？

    廉思：我在调查“蚁族”时问他们，5到10年后，你会成为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吗？70%以上选择会。我们团队中很多人感到奇怪，心想你都过成这样了，还说将来是精英？我想，这是高等教育曾经许诺给他的，他有这个心气。另一方面，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会影响他的心态和价值观。试想一个人在年轻时被社会鄙视，当他四五十岁成功时，他会如何来回报社会？他会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蚁族”，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再说“工蜂”。今年3月，社科院36岁的副研究员张晖去世了，几乎同时去世的还有东南大学的一个副研究员，叫张哲，他们前一天还在工作岗位上，第二天就被送到医院去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状态，代表着一个国家对知识的尊重程度，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容颜。

    环球人物杂志：大学毕业生“蚁族”化、青年教师“工蜂”化，这是不是也侧面反映了当前青年向上发展的通道并不顺畅？

    廉思：不得不承认，这几年，阶层固化和阶层流动性减缓的趋势在加强。从今年的“蚁族”调查我们发现，他们大都来自于农村。改革其实就是如何给年轻人，尤其是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更多上升通道。我们开玩笑说，现在是生源精英化，毕业“蚁族”化，教师“工蜂”化，最后可能就是强者通吃化，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如何包容青年，让他们更快地成才、更好地融入社会，是衡量一个国家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维度。这需要在资源分配方式、公平竞争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调整和改革。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说关注他们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那么社会应该怎样来关注这些年轻人？

    廉思：任何社会都不能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能够成功，最终博弈和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大部分人依然平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给青年以希望，这个希望不能太远，要让他能感觉得到；也不能太高，要让他有合理预期而不是追逐名利；另一方面，应该保证不同的阶层有共识，让正义能被传播，观念得以交流；让社会学会思考，民众回归理性。最终，个人有梦想，社会有共识，国家才能有希望。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大家都在提中国梦，你觉得年轻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梦是什么？

    廉思：我们这几年做青年问题研究，在“蚁族”和新生代农民工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梦想，都不仅是个人的，而且包括家庭的、朋友的。也就是说，在个人奋斗的同时，不忘相互的扶持和守望，不忘相互的慰藉和帮助。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一代的中国梦。大家总说通过个人努力奋斗走向成功的美国梦，其实中国梦的内涵比美国梦更深刻：美国梦是个人主义的，中国梦是集体主义的。我觉得，年轻一代身上就有这种集体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