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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袖T恤衫、短裤、凉鞋，环球人物杂志记者5月16日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的一座写字楼里见到曾勋时，他就是这样一副打扮。今年27岁的他是一位出版社编辑，和人初次打交道，都称对方为“老师”。正是这样一个谦和的人，却因言论而陷入一场官司之中。2012年7月，曾勋的新作《孔庆东现象批判》一书出版，2013年3月孔庆东提起诉讼，认为该书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要求曾勋和出版社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50万元，如今官司正在胶着之中。
曾勋告诉记者，通过这本书，他表面批判的是孔庆东，实际上批判的是孔庆东所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感的群体，他们的前瞻性无疑是社会动车的额外制动装置。一旦知识分子丧失风骨，开始胡言乱语，‘追尾’事故率将随之上升。如今，孔庆东式的暴力语言、暴力思维泛滥，知识分子与暴力亲密无间，一定是社会的某个环节出现了病变。”
不谈历史和政治，他还是很可爱的
2011年11月，孔庆东辱骂媒体记者一事轰动一时，曾勋也关注了该事件。“一个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发表这样不理智的言论，有点过分。本来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书，孔庆东的言行有典型性，就以他为切入点，顺便将我这几年对社会文化的看法做了个归纳。”
曾勋在向记者追溯写作源头时，把时间拉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以余杰、摩罗、孔庆东为首的新生代写手，与以钱理群、朱学勤、秦晖、徐友渔等为代表的学者，成为阅读榜的佼佼者。他们的文字有种冲破云层、大声呐喊的酣畅淋漓感。出版人贺雄飞主编的‘黑马文丛’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我曾在枕头边放着一套，通宵看他们的书，仿佛找到了知己。”
从什么时候开始读孔庆东的书，曾勋早已不记得。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曾是孔庆东的“粉丝”，“他的每本书我都看”。“最初主要看他的散文和杂文，比如《空山疯语》、《黑色的孤独》，特别是回忆北大生活的，很有趣。他的一些学术性著作，我感觉没什么头绪，有一些水分，不喜欢看。不谈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他还是很可爱的。”
但渐渐地，曾勋发现孔庆东变了。“2009年出版的《1921谁主沉浮》一书中，孔庆东的崇暴思维已露出端倪。即使是文学专著，他也不忘尽情讴歌暴力革命，认为‘许多人觉得政治不干净、革命有血腥，于是便竭力回避这种看法，竭力把艺术装扮成偎依在怀里的长毛狮子狗’。2011年底出版的《国文国史三十年》将他的‘文学革命’推向了高潮。这本书基本算是钱理群等人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山寨版。孔庆东不具备钱理群、温儒敏等人理性、严密的学术规范，更没有心思待在书房里认真搞学术研究，只能以‘痞气’、‘无法无天’的博客式话语为卖点，博得外界关注。”
说着，曾勋把目光从记者身上移开，停顿了几秒钟。“一些知识分子的变化让我这样一个后来者很迷惑，我不明白为什么孔庆东总把‘汉奸’挂在嘴边。另外，还有很多在上个世纪90年代活跃过的知识分子，有的从政，有的经商，不再发出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的变化其实有着典型的时代特色，孔庆东不过表现得更为激烈，更引人注目。我想说的这种所谓的‘孔庆东现象’，就是知识分子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
在写《孔庆东现象批判》时，曾勋给孔庆东发过一封邮件，说明了写作的初始目的，“不是想侵犯其名誉权，对事不对人，并表示了对他本人的尊重”。据曾勋称，孔庆东助理的回信“态度强硬”。“后来有记者愿意牵线让我跟他见见面，但这件事一直没有进展，最后不了了之。”
书的出版招来“挺孔”之人的反对甚至谩骂，对此，曾勋说：“我不站在‘挺孔’或‘反孔’的任何一边，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对某些人或事发表看法。”
但被孔庆东起诉，还是曾勋没有料到的。5月14日，曾勋到法院做了最后一次交换证据，孔庆东本人没有到场，15天之内法院就会开庭正式审理。就在此前4天，5月10日，孔庆东在另一场官司中败诉。2012年5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律系学生关凯元批评孔庆东的一首诗不合格律，遭到孔庆东的侮辱和谩骂，因而起诉了孔庆东。
对于关凯元一审胜诉，曾勋“挺欣慰，但并不觉得高兴”，“少年时的精神偶像已经接二连三地离我远去。”
倒立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
1986年，曾勋出生于四川内江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一座破旧砖厂的厂长。曾勋儿时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警察，“理由很简单，警察抓坏人，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警察”。父母支持他的理想，给他买了一套仿制的警察制服。
读小学时，曾勋感觉到自己似乎有发泄不完的精力，简直成了学校里闹事的急先锋。老师一度很担忧他会走上歧路，结果他真的走上了“歧路”——练就了双手倒立行走。对于倒立，曾勋有一个很哲学的解读：“倒立首先是身体上的革命，接着是视角上的反转，之后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随着慢慢成长，曾勋当警察的理想破灭了，因为他发现香港或美国电影里的警察一般都会死。曾勋从小爱看电影，曾给自己硬性规定每天至少看一部电影，现在每周也要看两三部。
初三时，曾勋第一次发表文章，在内江当地的一份报纸上。那是一篇游记，写的是一座山里的树很茂盛，最后看到湖里多了一丝云，这丝云就是塑料袋。在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读大三期间，曾勋出版了第一本书《紫土笔记》。这是一本文集，名字源于四川很多地方的土壤呈紫色。2012年出版的《思想是我的盐》是他的成名作，在多所高校流传。书中有对现当代文化界名人的评说，有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解读，有对电影、电影人物的评价，也有关于乡土的怀念与追忆。“对我个人来说，思考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就像盐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它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
贺雄飞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看到了曾勋的文章，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北大怪才’余杰。这不仅由于曾勋也是余杰的四川老乡，而且外表和说话风格也有几分酷似，甚至也像余杰一样有点‘口吃’。正如余杰所说，凡是口吃的人都是大脑转动太快、而表达速度跟不上思想速度的人。我对曾勋的印象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只见过两三次面……我和曾勋的第三次见面，是我邀请他拜访于建嵘。他一整天几乎没说几句话，但回去后很快就写了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充分地体现了他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作家中，有思想水准的人确实不多，大多数人是为商业化而写作。”
公众人物更应该理性
环球人物杂志：你认为出现所谓的“孔庆东现象”，是什么原因？
曾勋：这跟市场化之后知识分子的定位有关。但是要看到，还是有很多人也不像孔庆东这样，他们还在为他们的理想努力。至于孔庆东，我觉得他的表演成分太浓了，身上有些娱乐成分，这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变异。有时候，他为了利益可能会放弃一些东西。但是，要说他内心真实想法的话，可能又会跟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不一样。
环球人物杂志：你之前也批判过一些名人，如批判王蒙思想乏力、李敖文字粗糙，为什么要批判这么多名人？
曾勋：也不是专门批判名人。名人公共性比较强，如果是批评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人，可能就没什么意义，写出来的文章在影响和传播上也会非常有限。我写作的底线是对事不对人，不会对一个人进行人格上的攻击、名誉上的侮辱。其实有时候也没有明确的对错之分。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批评孔庆东崇尚暴力的时候，其实也不乏激愤的语言，你觉得你是个愤青吗？
曾勋：看怎么定义这个词。我觉得自己算是个理智的愤青。如果愤青是指那种遇到什么事都会愤怒的人，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但对社会上一些不公的事情，我还是会发表言论的。
创作者在写作时肯定会带有主观情绪，就像韩愈讲“不平则鸣”。写到这个地方，有了感情，不会一下就压下去。只要不对批判对象做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也在时时自我批判。写作是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今年看去年写的文字，我会发现有很多缺陷、不足，并把自己想到的记下来。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伴随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孔庆东的许多过激言论也是通过网络发表，你有没有觉得网络时代，言论过激正成为一种常态？而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曾勋：美国学者拉赛尔?雅各比曾对网络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做过评论。他认为，网络时代思想的壁垒减少了，很多草根可以进入，并讨论一些公共话题，所以我们应该先看到网络时代的优点。每一种新媒体的兴起，都是积极的意义多一点，但也会伴随一些低俗的东西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自媒体，网络就是个社会。而作为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公众人物，无论是在纸面上还是网络上，都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应该理性一点。一味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只会演化出一场场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