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这个时代的文学空气太稀薄

    王安忆鲜少出现在公众场合，更极少接受采访。即便如此，她的名字仍然是媒体的宠儿，她每部作品的面世，总能吸引到密集的关注与目光。

    2012年年底，一条消息快速传播开来：王安忆的最新小说《众声喧哗》将于2013年1月8日推出，当当、卓越等网站已开始预售。8日当天，《众声喧哗》在全国图书订货会上正式亮相，淡蓝的底色上，一张黑白的图片占去大部分空间，旁边只用很小的字号标注着书名、作者与出版社，简单，却让人忍不住细细翻看，一如王安忆作品多年来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也是在这一天，王安忆如约守在电话前，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展开了一番对话。

    作品如变戏法般让人目不暇接

    《众声喧哗》并不厚，不过10万字，由同名中篇小说及6部短篇小说结集而成。其中，《众声喧哗》于2012年6月首发于文学期刊《收获》。

    小说的情节一点也不复杂——妻子去世后，欧伯为了排遣晚年生活的寂寞，开了一家纽扣店；英俊高大，在妈妈、姐姐们的宠溺中长大的年轻保安“囡囡”与欧伯相处密切，成为彼此精神上的依靠；离家出走、泼辣能干的东北女人六叶自称是满清贵族后裔，走进了两人的生活，最终却又离开他们。3位主人公在上海的繁华都市中过着卑微而琐碎的生活。在关于新书的介绍中，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写的是市井小民，延续了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实的细腻笔触。”

    新书以《众声喧哗》命名，让人不禁想起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王安忆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说，书名的确来源于此，但她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就像写《长恨歌》时，‘长恨歌’虽然因为白居易的千古名作成为约定俗成的3个字，但我也通过我的小说赋予了它们新意义。”

    “写小说的人，尤其是我这样的现实派，可能不太喜欢特别传奇性的东西，倒是对生活的表象，尤其是那种日常性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王安忆笔下流淌出的，总是对生活最简单、最细致的描摹，却不断地给人惊喜。就好像她自己的人生，简单到“用几百字就能概括完”，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每一部作品的养料。

    1954年，王安忆生于南京。她的家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之家——母亲茹志鹃是著名作家，曾写出《百合花》等新中国经典小说；父亲王啸平是导演、剧作家，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姐姐王安诺曾是文学杂志的编辑；弟弟王安桅从事文艺研究工作。

    王安忆出生后不久，母亲从南京军区转业，带着两个女儿迁往上海。在这座城市，王安忆接受了最初的教育。“母亲和她的同事、作家朋友谈创作，我会在旁边听一点……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太多风雨，不愿意让孩子再去涉足是非不断的文学领域。但我小时候还是喜欢上了文学，开始写儿歌、日记，经常参加写作比赛。姐姐借了不少外国小说，我俩躲在小屋里通宵达旦地读着那些书。”

    1969年，15岁的王安忆初中毕业，次年就到淮北宿县农村插队。日子很乏味，她开始给母亲写信。茹志鹃曾说：“在（她的）信里我不仅可以看到她的形态，而且还可以摸到她的脉搏的跳动。她不仅使我知道了她所住的环境，也使我认识了她的一个个小伙伴，她的生活、劳作、思想感情……”正是在这些信里，王安忆展现了她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

    1972年，王安忆考入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同时，她开始发表散文，写小说，并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李章。6年后，她调回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平原上》。不久，又发表了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

    渐渐地，王安忆发表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接一部，题材和风格从不雷同，变戏法般让人目不暇接。她的好友、作家陆星儿暗暗诧异：“安忆的生活积累到底有多大蕴量？翻看她的经历，似乎没有传奇。只见她去农村转两天，就写出《小鲍庄》；在劳改农场采访3天，写了《米妮》。‘王安忆还有什么可以写的？’不少人都在揣度。安忆干脆哪儿也不去了，潜心地写，写《岗上的世纪》、《三恋》、《叔叔的故事》……简直像一口不断喷涌的井，显示着澎湃的创造力。”王安忆自己对此的回答很简单：“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而真正写出作品要看你理性的准备有多少。”

    我要写出一点和现实生活不大一样的东西

    从写《雨，沙沙沙》开始，王安忆习惯了每天坐下来写作。直到现在，她的写作还是靠着最原始的纸和笔，最快的时候，一天能写1万字，写好后再自己敲入电脑。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作家要有自己的艺术理想，不然就是浪费自己的才华和经历”。您的艺术理想是什么？

    王安忆：好看的故事，这是不能忽略的。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写那些人们不喜欢看的东西，很难读的东西。人年轻的时候都会走这条路，非要把人难倒了才觉得自己厉害。但现在，我就希望我的东西是很普通的人都能看懂的。

    环球人物杂志：我看您的书，也发现您喜欢用的字、句、语言，都是特别常用的，上过初中的人就能读。

    王安忆：对。小时候常听老师说，白居易每写一首诗，就念给老婆婆听。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对了。好的故事，就是连村夫都能听懂的，像民间故事一样。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您也会在故事成形后拿出来先与身边的亲朋分享？

    王安忆：事实上这又是不可能的。写作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不可能和别人进行太多的交流。所以你要有这个自信，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一个故事，如果你自己写的时候都没有兴趣，恐怕别人也没兴趣读下去。你就是自己的第一个读者。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通俗易懂，您眼中的好故事还要具备哪些条件？

    王安忆：它要具备美好的境界，得是高尚的、合乎人道的。我要写出一点和现实生活不大一样的东西。“升华”这个词听起来很俗，但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并不强求自己具有社会责任感，是指这种责任感不体现在对某个具体事情的发言上吗？

    王安忆：其实，当你拿起笔写小说的时候，你对这个社会已经有责任了。因为你的小说不是放在抽屉里自己看的，要出版给大家看。所以，写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对社会的发言，或者说，它表达了我对这个社会的期望，实现了我对生活的一种向往。我喜欢美好的东西，不太满足于生活就像我们所过的这个样子。

    生活在了一个被过度曝光的时代

    生活中，王安忆不上网，也不用邮箱，电子邮件都是丈夫帮她收发。她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特立独行，总是强调，有很多作家，比如莫言、余华和苏童，都跟她一样，大家都在安安静静地、坚持着写作。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很多作品，描述的都是都市的喧嚣和生活的琐碎，但现实中，您的生活状态却非常简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王安忆：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只是外面看起来很寂静，实际上，我们不断在写东西，不断在通过自己的作品发声，这也算是一种“喧哗”吧。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更喜欢隐在自己的作品背后，与现实生活的喧嚣保持一定的距离吗？之前联系您的时候，您拒绝的理由也是自己“曝光度太高”。

    王安忆：有这方面的原因。我最初写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安静的时代，作家也还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职业。但现在，好像每个人渐渐地都生活在了一个被过度曝光的时代，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写小说，还是希望别人认识的是我的小说，而不是我别的方面。

    还有一个原因，在这种如此暴露的情况下，人非常容易受伤，我（这样做）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过去，我并没有这么拒绝媒体，但在目睹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我开始和媒体保持一种比较谨慎的关系。我也是普通人，也有胡说八道的权利，但如果将自己放在这么暴露的环境里，这种权利就丧失了。没有自由，这不是我要的。

    环球人物杂志：随着时代从安静到喧嚣，除了生活，您的创作是否也被影响？

    王安忆：（思索片刻）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在这个时代到来前，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见。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在这样一个充满暗示的环境里，渐渐地，他们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自己的很多素材来自于生活积累。但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巨变的速度快于积累的速度，作为一个专业作家，怎样才能让自己不枯竭？

    王安忆：这是个蛮好的问题。其实，一个作家枯竭与否，与这个时代、与你拥有的写作素材并没有直接关系。很多作家都心怀使命感，希望能创作出史诗性的作品，但我从来不给自己下这样的任务，从来不企图及时地表达时代。时代一定是快于我们的，而我们一定是落在时代后面的。我记录的，只是一个时代里个体的命运。年轻时，我写得非常多，现在，我不喜欢写得太多，因为多的话肯定会泥沙俱下。

    真正和一个作家的生命力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是想象力，另一个是写作、表达的欲望。这些并不是人为掌控的，可以说是一种命运。写作就像一个人的体力，耗尽了他就会停笔。我已经想得很清楚，每个人、每个事物都有生长周期，如果哪一天我不想写了，肯定不会勉强自己。

    写作是一种天赋，你很难去左右它。就像有人用绘画来表达，有人用戏剧来表达，有人用小说来表达，都是天赋。天赋多，就充沛地去用，少就少用，不必勉强。

    环球人物杂志：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您认为自己在写作方面是有天赋的？

    王安忆：至少写作这件事始终能让我感受到乐趣。感到快乐了，我就可以去写，而不去顾忌是不是卖得好。

    环球人物杂志：这种个性化的写作、相对独立的表达，反而让您得到认可。

    王安忆：读者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似乎是介于小众与大众之间，思考着小众的问题，却得到了比小众稍多的读者的认同。这是我运气好吧，运气是很重要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好像一直在强调“顺其自然”。您是一直试图跟着自己的内心感受走，回归内心？

    王安忆：这就要看你和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真正认识一个事物和从中得到乐趣，这两件事情谁先谁后，但我的确越来越能感受到，小说的结构、语言的表达里，藏着一种很深的乐趣。

    环球人物杂志：其他作家呢？在您看来，当代哪位作家拥有更多的天赋？

    王安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相对可能好一些。一来是天赋与大环境的相互促进。这群人在80年代的文学写作，是在严格的标准下进行的。当时中国没有那么多媒体、那么多娱乐，大家的眼睛都看着文学，文学可以满足很多社会要求，如对历史的反省、对社会的分析、对思想禁区的突破、对情感的表达，等等。其二，那时候人的感情也很充沛。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完全不同，外界的信息太多，人的生活方式反而太单一了。

    我还是认为文学的发展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都是有周期的。你不能要求它一直处于良性运行的状态，它总会有衰落的时候，然后再兴起。我们现在的文学周期，好像是走到一个比较薄弱的时候，但说不准什么时候又会起来了。

    环球人物杂志：外部环境要达到怎样的状态，这个周期才能向兴盛的方向走？

    王安忆：很难说。从文学史上看，天才大多出现在（文学创作）特别旺盛的时代，比如俄罗斯文学、拉美文学以及中国90年代的当代文学，在巨大的量中出现那么几个“质”的变化。从目前来看，这个时代的文学空气比较稀薄。

    环球人物杂志：在这样稀薄的文学空气中，您会怎么去生活，去创作？

    王安忆：在这个时代来临前，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有写作的欲望，也自信还有想象力。能写，写了后还有读者看，我已经很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