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杨，每年给丈夫一份探险计划

    窗外是北京繁华地段金宝街熙熙攘攘的街景，香港马会会馆里却非常安静，客人不多，低低的交谈声让大厅氛围显得从容优雅。在等待王秋杨时，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再次翻看她的新书《自由呼吸》：封面上，她一身厚重的登山装，背个硕大的行李包和氧气罐，在一望无际的皑皑雪原和蔚蓝色天空里，回身冲镜头微笑，飒爽而无畏。

    身后传来她打招呼的声音，记者回头应时，却着实吃了一惊：身材高挑的她看上去十分纤瘦，一头乌黑长发垂至腰际，和想象中的形象大相径庭。

    10年前，说起王秋杨，人们想到的，是一个叱咤商界的女强人；如今，这个名字更多是和“7+2”探险（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即亚洲的珠穆朗玛峰、欧洲的厄尔布鲁士峰、非洲的乞力马扎罗雪山、南美的阿空加瓜峰、北美的麦金利峰、大洋洲的查亚峰、南极洲的文森峰以及徒步到达地球南北两极点）联系在一起——目前全世界完成此项探险的仅有20余人，王秋杨是首位中国女性。她讲述探险经历的 《自由呼吸》也在近期出版。

    从小住在树屋

    “怎么会迷上探险？”一落座，记者抛出第一个问题。王秋杨笑了，“最开始有朋友说，咱们去玩‘户外’吧！我跟着去了，一看，原来就是找个山，然后搭个帐篷住进去，我心说：这就是户外啊？我可是玩这个长大的！”

    王秋杨的父亲王成斌1944年投身革命，在枪林弹雨中经历过生死。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作为野战部队的一员，在全国各地的深山老林里安营扎寨。1967年，王秋杨在闽南的大山里出生，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7岁。“我经常在树上，从这棵树爬到那棵树，像猴子一样，然后在树头建树屋，不管刮风下雨都住在里面，觉得特美。”母亲做完饭，通常要走到门外冲着一片林子喊：“秋杨，吃饭了！”因为她在很多棵树上都安营扎寨，每天选择不同的树屋“栖息”，母亲也不清楚她今天寄居在哪一间。

    从小向往自由独立的她，从父亲那里获得了很大的支持。“我爸爸觉得我决心做的事情都值得鼓励，他也不会因为担心我的安全而过分保护，我要自己去承担后果。这样的教育方式让我一直都对自己很有信心，敢想敢做。”

    王秋杨真正开始严格意义上的探险活动，是在1998年。“那年跟随中国科考队穿越‘西风带’，赴南极探险。从踏上征程开始，我就觉得一切都发生得自然而合理，大自然的博大和苍茫，绝美和残酷，对我来说是那么亲切。”

    2003年10月登顶云南哈巴雪山（海拔5396米），是王秋杨与登山运动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次年，她又成功登顶四川四姑娘山二峰（海拔5454米）。“每次登山前，都要根据山峰的海拔和技术难度，进行相应的训练，最长可能好几个月。每天在山里徒步、登高、测血氧含量。几次训练下来，教练和队友发现，我的登山适应性出奇地好。这是我的生理性优势。”渐渐地，完成“7+2”这个目标，在王秋杨心里清晰起来。

    “不是挑战，是享受”

    王秋杨一年至少有3个月在外面跑。朋友们都说：“她去探险如同去散步，说走就走了，有时会把大家吓着。”最安之若素的反而是她的丈夫和儿子，“每年年初，我都会给丈夫一份当年探险计划，他全力支持。”在两个儿子心中，王秋杨更是英雄和榜样，“我儿子跟同学们说起妈妈，永远是骄傲的，‘我妈妈到了南极！’‘我妈妈登上了珠峰！’”

    “你自己呢，探险中最兴奋的是什么？”记者问王秋杨。“其实我一直是平静、专注的，如果说兴奋的时刻，可能还是历尽艰险到达顶峰的瞬间吧。但与其说‘兴奋’，倒不如说‘感恩’来得贴切。”

    “那最恐惧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难住了她，王秋杨偏着头想了好久。“我还真没有恐惧过什么，非要说的话……”她冲记者一乐，“我比较怕虫子。”

    “面对死亡危险的时候也不恐惧吗？”“死亡，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罢了。我热爱生命，但不惧怕死亡。”这份淡定也许只有在真正经历过生死的人身上才能看到。从事登山活动9年来，每一次登顶、每一次脱险，甚至每一次失败，都让她更接近生命的本真。

    海拔5895米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雪山不是“7+2”项目里难度最大的山峰，对王秋杨来说，它却是生命意义上的 “最高峰”，因为在这里，她经历了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失败。2005年筹备攀登乞力马扎罗雪山时，她多少有些轻敌：腿是瘸的——在之前的训练中膝盖受伤；手是断的——右手小手指骨裂；到最后登顶的那几天，例假也跟着来凑热闹。不管多么不甘心，那次她也不得不接受失败的事实。铩羽而归的两年后，王秋杨终于站上乞峰之巅。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总觉得2005年没能登顶乞峰，对我而言未尝不是一种幸运。让我对山，而且不仅仅是山，怀有一种敬畏与感恩之情。”

    王秋杨说，登山之初她就想过，会有一座山、会在一个时刻教给她“生死”——这堂对登山者来说最严峻的课程。2009年她和队友登顶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时，一场几十年不遇的暴风雪突然降临。登顶时已经处于身心临界状态的王秋杨，在下山途中昏厥了。“我能感觉到队友迎着暴风雪背着我一步一滑地挪动，也能听到有人在我耳边大声喊话，我拼尽全力想向大家证明我还活着，可没有一丝力气。感觉体温就像流血一样，哗哗地流走了。”有那么一刻，她感到自己回到了父母的家中，看到父亲和两个儿子正在桌前吃饭。“突然一个激灵，我清醒过来。”王秋杨最终脱险了。那场暴风雪引发了阿空加瓜史上最大的山难，一支登山队比他们晚几小时撤离，有7位队员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有时候我们觉得生死只是一瞬间，可真正经历了那个瞬间的边缘，才懂得人的生命力多么顽强，活下去的愿望有着怎样的力量，可以把那一瞬变成艰苦卓绝而不肯言败的斗争。无论以后人生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和绝境，我都会想起阿空加瓜，它让我知道，我永远、绝对不会放弃希望！不会对生命的力量失去信心！登山真好！活着真好！”王秋杨在日记中写道。

    “‘7+2’项目结束了，还会有新的挑战吗？”记者问道。王秋杨摇头，“不是挑战，是享受。如果一件事情对你来说已经成为压力和负担，那干脆不要做。至于接下来，我不会去规划，就像当初开始‘7+2’一样，一切顺其自然。”

    “我无法将自己一年四季都捆绑在办公室里”

    “要专注、要有勇气、要团队协作。登山如是，经商亦如是。”王秋杨经常这样说。不登山的时候，她回到城市，回到公司，“每天坐在办公室叫号进人，像个医生”。她以登山者的专注和耐力，拼杀在这个残酷的商业世界。

    “大儿子出生那天，我还在和客户谈判。我嘴巴在说话，眼睛看着表心算：宫缩已经达到20分钟一次了。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签完合约，我下楼开车直奔医院，把孩子生了。”

    1993年，26岁的王秋杨和比自己大10岁的丈夫张宝全一道，投入了经商的大潮。那时候，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没有经验的两个年轻人一度艰难地摸索着，也曾遭遇过生存危机和被人卷钱跑路的窘迫。最困难的时候，王秋杨曾在父亲家的院子里转悠：“我是看看哪个角落宽敞一点，到时候公司倒了就把家具先存放在那儿。”直到1997年，他们投资的地产项目一举成名，王秋杨和丈夫终于有了“当上有钱人”的感觉。

    在常人看来，王秋杨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有成功的事业，而她为何还会这样痴迷于“在路上”的状态？王秋杨说：“我和丈夫都是学影视编导出身，经商的最初目的是想赚够钱拍一部电影。至于‘成功的事业’，我们那时是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追求财富可能是事业的意义，但绝不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没资格给所有人下定论，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想要的，还是那个走在路上、泡在深山树林里的自己。我无法将自己一年四季都捆绑在方格子似的办公室里，我的灵魂要求我出发，不断去找到它。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好像什么都没想，可又好像一直专注于什么，很多道理，最简单或最复杂的，就在行走中不断体悟到，这种感觉能让我踏实下来。”

    “我不喜欢城市，不过也有一处我喜欢的地方：机场。到了那里就意味着，我即将上路了。”她手捧清茶，眼神已经飘到远方。窗外，是线条刚劲的灰色建筑群，在王秋杨身后，它们似乎连成了一片延绵不绝的山峰，直至目所不能及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