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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全国大部分省级教育部门都有些紧张。依照国务院办公厅今年8月转发的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眼下，山东、黑龙江等地的异地高考方案已经公布，但大多数地区仍在赶制，尤其是京沪这样教育资源优厚的地区。在这项让数以千万计的随迁子女受益的全国大改革背后，张千帆功不可没。
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在今年10月联合其他29名学者，向国务院、教育部及各地教育部门递交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建议方案》（简称《建议方案》）。此前，他已两次建言献策。在他看来，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权利，如果被政府忽视，普通公民又不知如何要求，学者有义务担当“中介”。
今年48岁的张千帆，半头华发。12月6日，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他位于北京大学陈明楼的办公室时，张千帆没好意思让记者进门，因为屋里摆满了材料和日常用品，看似他已在这里奋战了几个昼夜。我们只好在会议室完成了采访。
起草方案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随迁子女考试和录取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我们第一次提建议是去年，希望教育部废除按照户籍参加高考的条例；第二次是今年5月，我们提出设定各地政策出台的时间。这一次，我们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建议。”在第三次建议中，张千帆提出，随迁子女接受完整的高中教育即可在当地参加高考和录取，未来应建立统一考试、公平录取的体制。
异地高考的呼声之前，“高考移民”现象屡屡发生，全国各地的家长对考试和录取不公心知肚明。2009年全国两会，就有代表提出异地高考建议；2011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教育部目前正在进行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2012年8月，教育部、发改委、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最终对各地设定了“年底出台”这道门槛。“各省在年底前出台方案应该没什么悬念。”张千帆自信地说。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您会来牵头？
张千帆：政府和社会考虑问题的角度往往不一样，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我们能帮家长凝聚他们的诉求，在理论上提升一个层次，进一步上升到政策和法律的高度。异地高考是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很重要的权利，宪法赋予了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我觉得宪法不是一种清谈，它应该被落实，指导社会实践。之前没有其他人推动，只好我来做。当然，我希望有更多人站出来，现在也确实有更多人站出来了。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选择上书国务院、教育部这种方式？
张千帆：我也写了不少文章，也能发挥一些影响，但不是很直接，最终还是要通过国家、政府的立法来做这件事。但国家立法不对外公开，也不会在法律成形之前公开听证，所以，立出什么样的法，大家心里没谱。不过，参与立法还有一种方式：自己提出方案。作为法律人，帮助社会起草一部方案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环球人物杂志：《建议方案》提出两个多月，有什么来自政府层面的反馈吗？
张千帆：不会有什么很具体的反馈。但只要能对政府决策起到一定作用，我们也就满意了。一些地区的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他们的方案基本就是我们建议的翻版，但京沪地区的阻力还是比较大。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骂您牵头异地高考是出卖北京的利益，有没有感到压力？
张千帆：那倒没有。制度上的进步，不光是靠学者提建议、提方案，更重要的是公民自己要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当民间的呼声足够响亮，政府就会考虑公民的诉求，并做出制度上的改革。
北京、上海是中国的一分子
相对于学者温和、理智的处理方式，今年围绕异地高考的民间争论更加激烈。15岁的江西女孩占海特，2001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因无上海户口且不符合上海10类参加高考人员条件，只能选择留在上海考中专或者回原籍考高中。她选择了主动辍学，6月开始在微博上高调争取异地高考权利，并与沪籍人士辩论。她说：“不仅要争取异地中考、高考，而且全国范围内都要实现教育公平。如果教育不是填平鸿沟而是扩大鸿沟，那就是不公平中的不公平。”然而，她却被沪籍人士骂成上海不需要的“外地蝗虫”。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样看待占海特与沪籍人士辩论这件事？
张千帆：这个女孩很勇敢，也很有口才。就在我们递交《建议方案》后不久，有20多位北京籍家长到北京市教委反对异地高考——这是他们对言论自由权利的正常行使。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一个建设性的政策必须建立在理性对话基础上。现在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容易冲动，也是因为社会还不够成熟。
环球人物杂志：从长远看，异地高考会不会进一步加剧人才流失、地域差距？
张千帆：造成人才流失、地域差距的是歧视。我认为，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让教育资源更加均衡。放开民办大学，他们会考虑京沪的办学成本等问题，结果必然是教育资源逐渐均衡。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实是民办大学很难放开。
张千帆：为什么难放开呢？控制的理由是什么？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还是为了某种垄断的利益？我觉得还是我们的传统思维在作祟。
环球人物杂志：异地高考对于个人意味着公平，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千帆：它能帮助教育资源的配置优化。比如北京大学一些专业应该是全国最好的，最好的老师应该教最好的学生——这个最好是全国范围内的最好，不是一市一地，否则就会造成资源配置的失误。
而且，公平的考试和录取对全国各地的团结协作都很有意义。如果以后北京人就在北京上学、工作，上海人就在上海上学、工作，那在他们的意识当中，首先就会觉得我是北京人、上海人，而不是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我认识一位北京的律师，他主张放开异地高考，他母亲的想法是：“怎么能放开呢，这是咱们北京的资源啊。”这位律师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是平等的。”他母亲却说：“你还没说你是地球人呢，你能跟美国搞平等吗？”但北京和其他省市的关系可不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北京和其他省市还是要受制于同一部宪法。平等作为宪法的一个核心精神，要求资源共享，按照一种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资源，不能只是其他地区向京沪输出资源，而京沪不向其他地区输出资源。
不能让宪法休眠
在研究宪法之前，张千帆本来是一名理科生——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学士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但上世纪80年代末，在做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他突然改变了看法：“中国最需要的或许不是传统科学知识，而是一种新思想。法律与政府学对中国社会很重要，我很想在这方面做点事。”1999年，他获得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宪法研究成为他主要的研究方向。
环球人物杂志：今年是我国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也谈到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这是不是说明我国宪法实施将进一步加强？
张千帆：在宪法实施上，我们以前重程序，不重实质。宪法规定了设置全国人大、国务院、地方政府等这些机构，这种“程序”已经得到实施。但政府出台的决策，包括法律法规是不是符合宪法，以前我们就没有考虑过，也没有很好的机制来审查。另外，各级政府在办事、决策时，都有权利且有义务以宪法为依据。比如政府在征地时，就要考虑征地的措施和补偿是否影响了公民的财产权，其目的是不是宪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仅仅出于自己的利益或立场。
环球人物杂志：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提起诉讼说，宪法赋予我的权利被侵犯了。比如说随迁子女会在网上论战，但不会去提起诉讼。
张千帆：公民诉讼时往往依据普通的法律，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公民就没有什么办法。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宪法是根本法，不仅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它应该比普通法律更加重要。现在反而倒过来了，在公民心中似乎宪法不是法，就像“白马非马”一样，这是很荒谬的。所以，政府有责任让宪法真正发挥出它的法律效应，让普通公民看到宪法是有用的。不能让宪法休眠，而要让宪法真正落到实处。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美国接受了相当长时间的教育，有没有人说您的思想体系过于西方化，您现在主张或推行的做法可能与中国的国情不符？
张千帆：人为地把中国和西方割裂没有必要。我们在100多年前就提倡“中体西用”，这其实是一种很灵活、很开放的做法。“用”的范围是很广的，那时候的人都怀有相对开放的心态，现在有些人反而变得食古不化。我们要考虑什么对中国是真正有利的，不能偏食，否则造成营养不良，中国就不健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