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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上午9点钟，刘震云准时走进《温故一九四二》小说完整版的发布现场，他的神情就像他身上随意搭配的蓝绒呢子大衣和休闲裤一样，放松而又从容。在过去的一周内，这部19年前创作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一九四二》上映，中国人的神经也被那场发生在70年前的大饥荒搅乱。刘震云因此被称为“让大家记起那场灾难的人”。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中，他却屡次笑称，自己的记性其实并不好，脑子转得挺慢，“和一个脑子慢的人谈话，要有耐心。我不是一个聪明人，只能做笨人才能做好的事情。”
麻木带来的后果，我们都能感觉到
刘震云所有的小说都充满了浓浓的人文关怀，既牵涉人性，又有中国人的生存困境，从《手机》、《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他反复在讲人和人之间沟通的障碍。《手机》越擅长交流越困难，《一句顶一万句》说得越多越不行，《我不是潘金莲》则是越讲越糟糕。《温故一九四二》里，他将关怀的触角深入到一个被很多人遗忘的历史角落。刘震云说：“我始终愿意倾听来自人物的声音。”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伟大的作家，无法不书写黑暗，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刘震云：这个说法只说了事情的一方面，黑暗的地方肯定有光明和温暖，黑暗过去就是光明。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在最黑暗的时候，散发出来的一定是人性的温暖，在光天化日之下达不到的，在黑暗中就达到了。都是黑暗，我也赞同顾城写的一句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的很多作品里其实都涉及过这个问题。《温故一九四二》是一个写生活角落的作品，任何民族都有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面藏着民族的秘史。《一句顶一万句》也谈过人间的温情。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很多作品都在描述普通民众。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揭示普通民众的狭隘，愚昧无知、目光短浅、见利忘义等，鲁迅也谈过国民性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刘震云：鲁迅对国民性的概括太深刻了。所有中国人都有阿Q精神，比如爱贪小便宜，不敢承担责任，输了也要自欺欺人等。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阿Q的精神胜利法源于对周边环境的恐惧感，而今天这种恐惧感仍未减少。中国人现在除了恐惧，还缺乏对未来的远见，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民性问题。
但还要看到，国民性的背后是人性。人性里有愚昧无知、目光短浅、见利忘义的特点，但人性里也有温情和勇气。
环球人物杂志：19年前，您写出这部《温故一九四二》，是为了要提醒中国人不要遗忘。很多人都总结，中国人似乎特别容易遗忘自己民族的苦难，现在的年轻人对历史和现实似乎也很冷漠。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刘震云：一个原因是发生过的灾难太多了，另一个原因是缺少人去提醒。300万人饿死的事都忘记了，我觉着这个民族还不是个健忘的民族，可能也是一个麻木的民族。麻木带来的后果，我们都能感觉到。
这次通过电影《一九四二》，我能明显感觉到大家突然对民族的灾难开始关心了。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也是关心的一部分，所以麻木的时候，需要用针刺一下。为什么麻木，是因为这种事你不知道，现在提醒一下，大家知道了，只有知道了，才能让悲剧不再重演。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把您的作品归为官场和故乡两个系列，还有评论家认为您的写作有现实的横向和历史的纵向两条线，您更侧重哪个？在表达现实和历史时，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我觉得把作品用题材归类是不科学的，是官场，还是农村的，或者是城市的；还有一个就是用时间来划分，历史的，现实的。我觉得一个词比这些都准确，就是人性，尤其是一个民族的独特人性。把它拿到世界民族之林里面，看它是如何生根、发芽，怎样长成一棵树，这个比题材和时间的划分重要得多。
我的小说确实跟故乡、官场有关系。事实上是跟生活的每个地方都有关系，关键是这些地方开阔了你的眼界。你在体验生活，但并不代表就能写出特别好的东西。你文学背后的见识有多长、多宽、多深？就像蓄水池一样，究竟有多少水？这些并不是外部现实的水，而是你内在思想的水。如果外面的水浩浩荡荡，思想的蓄水池只有那么几滴，那外面有再多的水也没用。反之，如果思想的水特别饱满，就会照出现实，使之光芒四射。可能我内心的蓄水池还有一些东西。另外一些生活中有见识的人，也会往我的蓄水池注水。
电影到最后，我们终于喘了一口气
《手机》、《一地鸡毛》、《我叫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每部改编自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剧，都由他亲自担任编剧。“我没有做过职业编剧，只在自己的小说变成影视剧本时才做，就相当于把自己家的树做成了板凳，与专门做板凳的木匠还是不一样的。”
电影《一九四二》的最后是93行足以让任何人感到沉重的文字，记录了从东周以来河南发生的饥、旱等各种灾荒。刘震云说：“我们现在心安理得地过着每天都是巧克力的生活。我觉得不能这样，应该有一些苦酒，喝下去了，才会让人反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也是19年来他最大的转变。由小说到电影，也是他由愤怒到不愤怒，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最后将人物关系做了改编，让观众直接跟电影里面的人物发生情感，让人性穿透了时间和空间。
环球人物杂志：《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电影，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和小说的不同又在哪里？
刘震云：本来这是个不可能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原著里没有任何电影的元素，人物、故事、情节、细节都没有。我觉得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一是坚持，足足准备了19年；还有就是剧本本身的独特性，主要的人物不见面，蒋介石跟老东家不见面，和冈村宁次也不见面，这对于戏剧来讲是不符合规律的，所以说《一九四二》改变了观影习惯。还有就是，我深刻体会到小说跟电影的主要区别是长度，在书里很从容，但是电影长度就那么长。所以电影中拍到了，又剪下去的，可能在书里、剧本里原本都存在。
环球人物杂志：电影设置了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尾，您把那个只出现了35秒的小女孩，看作电影真正的主人公，为什么这么处理？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否一样？
刘震云：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300万灾民，小说是新闻性的调查报告，并没有这个结尾。但是在很多年前剧本的第一稿就有这个结尾，这个剧本改了很多遍，变化很大，唯独结尾没有变过：老东家遇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拉着她的手，“你叫我一声爷咱就认识了”。逆着逃荒的人，漫山遍野看着花，完成了一个和谐。对世界彻底放弃和绝望的一老一小，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两句知心的话，手牵到一起，就像《辛德勒的名单》中犹太人从集中营里面走出来一样。整个电影，到了最后，我们终于喘了一口气。在极致的情况下，我们民族发出微弱的火光，是这种火光照亮了民族的未来。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一九四二》像纪录片，这是您想要的效果吗？
刘震云：借由这部电影，有些媒体也去重走河南灾民逃荒的路线，或重访幸存者，写出纪实性的报道。这种是对历史事实的震撼，而电影是对人物情感的震撼。人性的力量与史料的震撼，是不一样的。
环球人物杂志：近日，看到有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撰文说：“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想表达一个观念，国民党对老百姓太坏。我不想评论这种观念，但是，他把历史当做了他表达这种观念的工具，这就很不可取了。实际上，1942年那场灾难，日军的侵略才是罪魁祸首。”您怎么看待这种质疑？
刘震云：那场灾难有很多根源，天灾、日本人的进攻，国民党的贪污。报纸上这两天有人说我把原因给搞错了，不过他提的这个说法我也写了——鬼子来了。
现在有的人存在一些问题，我没说过的话，他写出来，当成我说的。自己去创作出来一个刘震云，再接着创造出刘震云的话，攻击前面的。还有的人，我明明说的是这个事，他却说还有一个事你为什么不说，比如我写的是潘金莲，他说你为什么不说西门庆。西门庆我喘口气再说行吗？稍微有点儿急。
再说河南那场灾。国民党贪污是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当灾荒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所有人都在利用灾荒。1942年是中国极贫的顶点，战争把物资消耗殆尽，国民政府退到了大西南。灾荒发生之后，国民政府就想把河南灾区这个包袱甩给日本人，日本人并没有接，日本人也在利用灾荒。甚至美国人、传教士也在利用。
另外一方面，我想说的是，更根本的原因不能局限在1942年。为了给1942年定位，我研究了自东周以来发生在河南的旱灾、水灾、冰雹等，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灾荒。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了100多万犹太人，1942年河南饿死了300万人，等于是3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河南，可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一种理由是不重要，前天咱们吃了什么，可能忘了，但是300万人死去这个事情也不知道，只能证明这个事发生得太频繁，重要的事因为重复的频率太高，反而变得不重要了。想明白这个原因，比了解1942年的灾荒要重要得多。而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灾难后的人是怎么延续下来的，就是因为在黑暗的角落里，还散发着人性的光芒。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温故一九四二》有一个附录部分，是发生在那一年的两个有趣的离婚故事。为什么不把这两个故事放到电影里，作为黑色幽默改编一下？
刘震云：我特别想放，但确实，电影长度有限，这也正是出这本书的意义。虽然没有放这两个故事，但电影里还是透着一种幽默的东西。放电影的时候，不时传出笑声，我觉得挺好。用幽默的态度对待这么沉重的苦难，我们这个民族在全世界也是独一份。但是你能发现电影院里的笑声，和人们看相声和小品的笑声还是不太一样。老舍生前曾说过：“我特别想写一出悲剧，但里面充满了笑声。”我觉得这是大师说的话。有一种悲剧，从头到尾是哭；还有种悲剧，充满了笑声。在电影院里能感到一丝这样的气氛，挺好。
说到底，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
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县的刘震云，在家乡待了15年，当了几年兵后，又在北京待了34年。他曾回忆过：“有两个大知识分子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我的两个舅舅。”他们都不识字，一个在村里赶马车，一个在村里做木匠。大舅告诉刘震云：“像你这样不聪明又不笨的人，一生就只干好一件事。”二舅告诉刘震云：“做事情要慢。”他从小就认为，读过书的人未必是知识分子，不识字的人如果见识特别深远，就是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缺的不是知识，而是见识。”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这样评价过，“刘震云是一位对现实敏感，并有勇气和胆量来反映现实的作家。”而您的很多朋友则说您是个谨慎的人。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个性？
刘震云：还有一种说法，说我是中国最绕的人，说我的小说特别绕。其实不是我绕，是生活本身就绕，但是没有一个作者能把这个绕给它绕出来。还有一个说法说我是中国最幽默的人，其实也不是我要幽默，是这个作品人物本身幽默。说到底，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
环球人物杂志：您平时和朋友相处时是什么样子的？
刘震云：朋友都说我智商有问题，人傻，所以生活中我从没占过人便宜，不管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朴实是最真诚的状态。我和冯小刚、王朔都是挺知心的朋友，能在一起说真心的话。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乐意扮演倾听者的角色，听完别人说话之后，真实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无论对方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从来不动心眼，动起来太累了，没有必要。
环球人物杂志：据说您喜欢每天长跑，您跑步时会想些什么？
刘震云：我每天跑步一小时。对于我，跑步不仅是跑步，还是精神活动——与书中的老王老李老裴老庞……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