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重心

    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仍未散去，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还在持续。即将过去的2012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进展，但对其未来发展方向，也存在着各种争议。当前中国经济到底遇到了怎样的挑战？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以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请他们从各自角度做出了解读。

    经济触底及带来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中外很多经济学家的言论都发出一个信号：中国经济已经触底，或者处于底部位置。你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罗奇：中国总体上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因此，在美欧日经济都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足为奇。从近期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等经济指标看，中国经济可以说已经“接近触底”了。

    潘向东：从出口来看，中国的出口确实受到了美国和欧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欧美的金融危机不是短期之内能够过去的。虽然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但步伐很缓慢，特别是第三次无时间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经济来说是福是祸，现在也还不知道。

    从国内来说，一方面有人说中国经济不行了，另一方面政府在限购，汽车、房地产都在限购之列，这说明有些人还是有旺盛的购买力和需求。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出了问题，集中表现在依靠高能耗、高污染、低劳动力价格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体制性障碍渐渐显露，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罗奇：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按照每日1.25美元（1美元约合6.22元人民币）生活费的贫困线标准，中国自1981年以来贫困人口减少了6.6亿，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而且还在加剧。中国仍有很多没有脱贫的人口，政府还需继续努力。

    潘向东：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富人在国外是如何消费的，而在国内，很多贫困儿童连午饭都吃不饱，这就是中国目前贫富分化最典型的例证。即使是很多中等收入家庭，也没有找到足够的经济支撑，许多中产阶层的人随时可能因为生病、意外事故陷入贫困，谁敢消费？从这个角度讲，贫富差距归根结底还是如何把经济改革推向深入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专家认为只要放开调控和信贷就能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

    潘向东：这显然不是放开调控和信贷就能解决的。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还加大投资力度，有没有考虑过资本回报率已经下降？这将直接导致产能过剩。如果不投资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问题。基建行业跟经济发展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但一味投资基础设施就相当于人总是暴饮暴食，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经济要想脱离困境，不能单纯依靠放开信贷和加大投资，那等同于饮鸩止渴。

    改革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一些西方人士的唱衰论调。你怎么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罗奇：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他们谈论中国经济不平衡、房地产泡沫、银行坏账，但其中一些人甚至从未到过中国，他们是用长期以来审视西方经济体系的思维习惯看待中国，因而没有正确理解中国。例如，目前在中国经济中，投资占GDP的比重仍高达50％，但中国人均资本存量比日本小得多，在城镇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资本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潘向东：我认为中国经济从长远来看，确实会良好发展，但前提是必须经过改革，因为中国目前的问题确实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了。罗奇先生认为房地产泡沫和银行坏账无所谓，但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确实是一个畸形的市场，我们不是通过制度和税收来调节房地产市场，而是通过限制需求来调控，这会造成供给减少。但问题是城镇化在继续，需求很旺盛，一味调控供需房价降不下来，因为需求始终存在。结果很可能是一旦调控放松，房价就会报复性反弹。这实际上还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民间资本没有找到出口，只能投入房地产。

    环球人物杂志：经济下行是否会加快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危机事实上加速了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崛起。

    罗奇：中国在过去几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韧性，但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长期以来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也暴露出来，这非常令人担忧。而且，危机凸显了中国进行再平衡的紧迫性——从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内需，特别是私人消费。全球金融危机应该为中国敲响警钟，它向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时机就是现在。中国越是拖延这一进程，经济下滑的风险就越大。而通过更多地依赖于13亿中国人的内部消费，减轻全球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会让中国经济取得创纪录的成就。

    潘向东：我的观点是，即使没有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中国都需要经济改革。因为全球都曾经面临和中国一样的问题。中国虽然晚了一些，但遇到的问题和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遇到的差不多，无非是个转型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以及环境成本都上升了，这些变化都不支持中国继续保持粗放型增长，因此改变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改革要从三方面下手

    环球人物杂志：你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罗奇：主要有三大方面。第一，政府要提供一整套监管政策，放开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服务行业。服务业引领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大有裨益。服务业，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批发零售业、交通和供应链物流业，将为刺激消费提供必要的支持，它还可以吸纳更多人就业。而且，服务业消耗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更少。

    第二，中国必须解决因为社会保障不到位导致的居民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中国在建立全国医疗和退休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社保体系资金不足，保障水平低，许多家庭因而缺乏安全感，被迫增加储蓄，这是“用消费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实际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有充足的条件向养老保障和医疗体系大手笔注入公共资金。同时，中国还需要改革居民户口制度，以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第三，中国需要新一轮国企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轮国企改革浪潮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但是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走了回头路。特别是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财政刺激计划中，国家控股的大银行向国有企业发放大量信贷。中国政府领导人针对这种倒退带来的风险发出过警告，因此，新一轮的企业改革是唯一的解药。这一改革必须完善企业红利分配制度——目前的分配制度向资本所有者倾斜，而不利于劳动者（消费者）。同时，必须强调基于市场的创新战略，要为国企和私营部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潘向东：我们经常说经济改革，其实无非就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三个方面的改革。第一，劳动力方面，中国目前尽管劳动力工资已经高涨，但其实，中、高端劳动力工资偏低，应该逐步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收入。第二，中国在1978年以后，土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需求，但今天，中国应该重新回到集约式的土地经营当中，以农业现代化的耕作方式代替个体农耕方式，把大量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户籍制度也应该随之打破，这样既缓解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第三，资本市场（包括股市和债市）应该破除利率双轨制——也就是破除体制内低利率和体制外高利率。产生利率双轨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通胀压力迫使决策当局进行资金的总量调控，从而造成全社会资金出现割裂，一方面国有企业利用天然的体制优势获取体制内资金，资金价格较为便宜；另一方面由于挤出效应，中小企业只能通过民间或金融二手中介获取体制外资金。

    环球人物杂志：股市也是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股市应该如何改革？

    潘向东：中国股市长期以来都是上市企业圈钱的地方，这样的股市没有谁敢进入，这导致了大量的钱没有出口，释放不出去。有媒体公开报道，最近7个月时间，沪深A股总市值累计蒸发4.3万亿元，相当于3个中石油的价值。此外，沪深两市仅3.35%账户交易，96.65%账户“冬眠”，即使这样，人均亏损仍高达7.68万元。反观美国和希腊，最近的经济形势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希腊股市大涨24%，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又创新高。中国股市最近跌破2000点，应该由现在的融资市场变成投资回报市场。

    当务之急应该用“休克疗法”改革发行制度。企业发行股票没有错，但假如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股票高溢价发行到二级市场，而且还没上市就开始存在坑害投资者的弄虚作假，这种错就是不能容忍的。这样的上市公司应该直接被勒令退市，同时启动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诉讼制度。在巨大的违规成本面前，任何上市公司都会掂量他们违规的成本与收益，逼迫他们不能忽视广大股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