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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北京市平谷法院审理了一桩特殊的案件：原告是平谷区马坊镇蒋里庄村村委会，被告则是平谷区政府。因为区里一张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颁发存在侵权，蒋里庄村村委会主任张满贵作为村子的代表出现在法庭上，不惜与区长张吉福对簿公堂。11月28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蒋里庄村，见到了这位状告上司的村委会主任。
和区长打官司没压力
蒋里庄村村委会的办公地点是一栋二层小楼，院子不大却整洁，当记者到达时，张满贵早已等在院里了。他伸出手说道：“跑了这么远来，辛苦了，快进屋吧。”张满贵身材结实、皮肤黝黑，一件深色的毛衣，和普通农民无二。当得知记者是为村里状告区政府的官司而来时，张满贵笑得有点无奈：“那我就说说吧，这事儿其实没啥啊。”
官司中引起争议的那块土地原本是蒋里庄村集体所有，1999年，村里把这块地出租给了一家公司，也签订了补偿协议。但后来，村里迟迟未收到补偿金。今年早些时候，村委会从一起民事纠纷中得知，早在2001年7月，平谷区政府就向另一公司颁发了该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这也就意味着，这块地早就不再属于村里了。
消息一传出，村里就炸了锅，大家都嚷着要解决问题。有人提出了上访的办法，张满贵一听，马上给否了。“都跑去上访，那不乱了吗？”在经过集体协商之后，办事风风火火的张满贵找到了律师咨询，最后决定起诉区政府。“村里不能不明不白地丢了块地。我相信法律，咱也占着理儿，走法律途径肯定能解决好的。”他说。当被问“状告上级”有没有顾虑时，张满贵摇了摇头：“没有，从一开始就没有，我为集体办事心里踏实，开庭前也没和区政府先沟通。还是那话，我相信法律。”张满贵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出庭那天看到区长出来应诉时，还是有些意外，不过心里反而一下子踏实了：“区长出庭说明了政府对这个事情的重视，案子肯定会有个公正的说法。”
结果如张满贵所愿，区政府11年前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被撤销，这块地又回到了蒋里庄村手中。“以前制度不如现在健全，总有些疏漏，这很难避免。我这么一告，对政府形象也没什么不好的，反而让村里人觉得政府和法律都是靠得住的。”对于张满贵来说，心里的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自己也能给村民一个交代了。
严把土地关
在谈论这个案子时，张满贵总说，这事不值得多说，因为这只是他工作的本分。1969年出生的张满贵是蒋里庄村当地人，父母生有三男三女，他是最小的孩子。由于父亲去世早，张满贵家里条件并不算好。高中毕业后他卖过菜，开过大货车，也当过修理工，因为善于和人沟通，他在村里人际关系不错。
2000年，村里的老支书找到张满贵，希望他回村里来做村委会主任。“当时我并没有马上答应，那时我在工厂里工作，一个月能拿到七八百块钱，而做村支书每个月也就100多元的工资，确实犹豫了。”张满贵说。但是想到德高望重的老支书的期望和家里人的支持，他还是应了下来：“别辜负大家吧。那会也不像现在这样要选举，直接推荐就当上了，只是没想到一干就是十几年。”
蒋里庄村不算大，有近千口人，但却是马坊镇开发区的核心村之一，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被开发区征用。所以，如何利用和管理土地，就成了张满贵的工作重点之一。张满贵上任后考察了许多村子，发现有些地方把土地卖出去后，虽得到了一时的经济利益，但事后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张满贵提出，村里的土地只租不卖：“出租土地在眼下的收益肯定不如卖地来得多，但却是细水长流。土地是村子的根基，不能只为了一代人的眼前利益就把土地弄没了，得给后代们留点家底。”
刚开始几年，张满贵每天忙开发区的事情，如怎么和企业打交道、土地出租细则等，忙得不可开交。此外，他还张罗着介绍村民去企业工作。租用蒋里庄村土地的企业都对这位率直爽快的村委会主任很有好感，因此乐于为村里人就业提供方便。如今，蒋里庄村的住宅用地和耕地只有1000亩左右，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是在外务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在开发区的工厂工作。
虽然对土地所有权这个口子把关相当严，张满贵对于出租土地得来的钱，却花得一点都不小气。这些年，他用这笔收益，给村里所有16岁以上的人都交了社保，“这样出去务工的人岁数大了还能在村里领上一份养老金，就没后顾之忧了。”逢年过节，村里也会给村民发些东西，米面肉油一样不落；紧邻村委会的篮球场和活动中心等设施，也都是用这些钱办起来的。“村里的钱得用到每个村民身上，要不然搁那就成死钱了。万一碰上物价上涨，钱不就等于变少了嘛。”张满贵这么解释。
虽然花钱的地方不少，可村里人对钱怎么花都挺放心。说到这，张满贵起身到文件柜前，拿出一个大文件夹，里面大大小小的文件上都有许多笔迹各异的签名。每一份资金支出情况的明细上都有村民代表的签名；而在村委会做出的决定上，村民和党员代表也都签了字。“这就是我们村的工作要求，有事必须大家都同意，钱也要花得明白。”
最重要是村民“幸福”
从2000年至今，张满贵在村委会主任的选举中数次高票连任，“照这么看，我干得应该还行。”他憨厚地笑说。至于为什么能把村里的事解决好，张满贵认为是因为自己对村子和村民都很了解:“从小在这长大的，村里缺啥想啥都清楚。”谈到自己的工作状态，张满贵挺满意：“最累的几年已经过去，现在什么事情都井井有条了，也不觉得累了。村委会主任就是跑腿打杂的，我也没指望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村民不在背后骂我就行。”
当记者问起以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张满贵伸出两个指头：“两件事。一呢，把村民迁新居的事办利索；二是给村里办一个‘托老所’。”
像很多城市郊区的农村一样，蒋里庄村正计划盖起新的单元房。考虑到村民搬迁后生活成本可能增加，张满贵想到的解决方法是增加就业，“多想办法给咱村的人在开发区的工厂找活儿干，不能光让人们搬家，还得让人住得起啊。”他说。
另一方面，由于年轻人外出打工众多，村里老人们的生活难免孤单。张满贵便动了办“托老所”的念头，由村里派专人管理，给老人提供一起活动的场所。说到这个想法的由来，张满贵很实在地说：“我们兄妹几个，都是母亲一个人带大的，我太了解有多不容易了，所以孝敬老人是必须的。老人们可以在一起聊天、看电视，生活丰富一些，孩子们心里也能踏实些。”
采访结束准备下楼时，记者经过上着锁的荣誉室，便提出想进去看看。张满贵打开房门，只见里面拉着窗帘，摆满了各种荣誉证书。在被问及为什么要把这些都锁在屋里时，张满贵哈哈一笑：“这些事情我们有数就行了，不用专门摆出来给人看。”
张满贵觉得，让村民们都感觉“挺幸福”才是实实在在的“荣誉”：“我理解，过得祥和安宁就是幸福。你看你来了这么久，也没人过来说有什么事情不好解决。这说明村民的生活没太多不顺心的事情，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也轻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