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不凑热闹不怕出局

    与陈平原取得联系时，他正在国外讲学，但非常爽快地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请求。电话、邮件往来交流中，他言辞不多，却真诚、谦和，分寸感极强，一如他在学生、公众面前的一贯作风。

    在北大，雅号“平原君”的陈平原深受学生喜爱，被公认为“极有魅力”。在学生眼中，他宽厚、亲切，爱请学生吃饭，时而有点“冷幽默”；在同侪看来，他是个爱“冷板凳”胜过“满堂彩”的学者，从不故作惊人之语。今年9月，陈平原从担任了4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职务上卸任，对于自认为“缺乏行政兴致与官场智慧”的他来说，这并无任何失落之感。身为系主任时，他曾因为“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说”而颇感苦恼；卸任后，他重新回归一名普通大学教授的身份，按他的话说，“那样更本色些”。

    从乡村民办教师到北大教授

    “埋葬过去，但不无留恋”，这是鲁迅《坟》中的一句话，陈平原常用它来自比。

    1954年，陈平原出生于广东潮州。父母都是汕头农业学校的语文老师，虽然家在农村，但藏书颇丰。陈平原的父亲痴迷读书，有一次去广州开会，随身的钱都拿来买书，以至于不够买返程车票。家风如此，对陈平原来说，喜爱读书，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革”中，陈平原的父亲因为曾在台北的《中华日报》工作过，被打成“牛鬼蛇神”。因此初中毕业后，陈平原就不能继续学业了。15岁那年，他带着两个弟弟和祖母回到老家插队。一年后，在乡亲们的关照下，他当上了山村民办教师，一干就是8年。后来成为北大博导的他曾在追忆往事时说过：“平生最得意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我都教过。”

    1977年，高考恢复，陈平原的命运也由此改变。他坐上长途汽车，平生第一次离开潮汕，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入校那年我24岁，在今天已是硕士毕业的年龄。”回忆起来，陈平原不无遗憾，“但也有好处，就是自学能力强。很长时间里我全凭兴趣读书，不受现代学科设置的限制，倒是跟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趣味比较接近。”

    在中山大学一气儿读到硕士毕业，抱着“到外面走走”的想法，陈平原来到北京，本来是打算“转一圈，不行再回来”。几经辗转，他的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送到了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瑶教授助手的钱理群手中，后者向王瑶推荐了他。起初，王瑶先生希望陈平原来北大任教，但校方不愿接收一名外校的毕业生，于是王瑶先生转而将他招收为博士生。陈平原成了北大中文系最早的两名文学博士之一。

    王瑶先生不拘一格的传道授业方式，对陈平原影响至深。“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王瑶先生好抽烟斗，讲讲停停间，烟雾缭绕，弟子都跟着受“熏陶”了。

    读博期间，陈平原与从事晚清文学研究的夏晓虹结为夫妇，成为北大中文系一对著名的“学术伉俪”。两人挑了一个周末，在夏晓虹的筒子楼宿舍里拼了两张书桌，叫上几位同学、好友，就算是办了婚宴。当时，陈平原正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20世纪中国文学”的选题，这场“婚宴”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学术研讨会。婚后，他们辗转居住于校园内外的筒子楼里，每到晚上，屋中“老鼠奔跑，玩得很欢”，他们则闭门读书，自得其乐。

    毕业时，陈平原交出了32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因为当时北大“比较穷”，打印费用又贵，一般只让学生选择论文的一部分打印出来。于是在答辩时闹出一桩趣事，答辩委员樊骏向陈平原提出一个问题，陈笑答：“我已经解决了，只不过没有打印出来。”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在学术界取得轰动，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不可不读的书目，至今不断再版。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陈平原笔耕不辍，在《读书》等刊物上不断发表随笔，用他的话说，是“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不但要“好读书”，还要“读好书”

    陈平原曾闲刻一枚藏书章，印章上，两个戴眼镜的小人肩并肩坐在一盏台灯下读书，右边长头发的是妻子夏晓虹，左边是陈平原。虽然寥寥数笔，却神形兼备。上世纪80年代，夫妻二人常常一起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里各种旧书店、小书摊淘书。如今家中究竟有多少藏书，陈平原自己也说不清。“书不在多，真正的读书人是一本一本买下来，一本一本地读。”他说。

    今年6月，他的新书《读书的“风景”》出版，收录了其一系列演讲、随笔。在引言中，陈平原写道：“书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经济实用的‘指南’，只不过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

    令他备感忧虑的是，在当今社会，读书似乎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不惟大众，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甚至精英阶层，也不再以读书为乐事。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什么会专门为“读书”写一本书？在现代社会，阅读的意义是什么？

    陈平原：说到底，读书是一种精神生活。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这个现世和现实，还有追求，还在奋斗；你还有不满，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读书最关键的功能并非求知，而是自我修养，保持一种思考、反省、批判、上下求索的姿态和能力。

    环球人物杂志：有各种各样的统计调查表明当今国人不爱读书，您关注过大家不读书的原因吗？

    陈平原：不能说现在没人读书。地铁上很多人捧着手机、平板电脑在读，还有网上的小说有很多人读，但不是所有的阅读都有意义。读书的确存在真实的困境。现在读书不再被认为是严肃的、认真的、必须面对的事情，阅读不像以前那么执着和要紧。

    环球人物杂志：周作人说过，庸劣之书，“非特无用，且为大害”。我们应该怎样区分书的优劣？您认为读书可以雅俗共赏吗？

    陈平原：现在的读书人比以前来说，更需要选择的眼界、自我阅读的定力，还有批判的眼光。书有好有坏有雅有俗，但一般来说，相对于整个文化生产，经典的书还是更值得阅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经典。有2000年的经典，有200年的经典，有50年的经典。在我心目中，能够在读书人书架上长期站立的，就算经典。换句话说，经典的定义及含金量，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是否值得你我认真品鉴，是有时代性的。

    “好读书”与“读好书”，二者应该有一个结合。林语堂就说过，他喜欢读极上流的书和极下流的书。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

    环球人物杂志：您能为我们的读者推荐一些有阅读价值的书吗？

    陈平原：阅读最基本的经典著作。作为中国人，《论语》、《诗经》等几十种经典著作，确实是非读不可；其他的书，其实都是两可的，取决于你的阅读目标。读进去，你会发现，书带书，书引书，读多了，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口味，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视野。

    人文学者不能变成“深宫怨妇”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陈平原关于学术史和大学精神的论著陆续问世，影响逐渐超出了学术界，使得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的陈平原开始为大众所熟知。但他对记者说：“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至今不开博客，更没有微博，经常“缺席”热门话题。其实，早在20年前，他就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中写道：“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我不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直到今天，他依然只是在努力兼及“学问”与“人生”，“著作”与“文章”。

    环球人物杂志：读您的著作，感觉您更倾向于师法古代教育传统、警惕西式学科教育。您确实有这种倾向吗？

    陈平原：所有的发言，都得看上下文，语境很重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在晚清为传统教育说好话，当然是因其“流水落花春去也”，再不追怀，就会被彻底遗忘。晚清以降，一直到今天，毫无疑问，“西学东渐”始终是主流。既然是“时代潮流”，不必唱赞歌也能奔腾万里。像我这么发言，其实只是在给当道诸公提个醒，拾遗补缺，敲敲边鼓而已，根本就不指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另外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学科的规定性。相对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更容易获得“反省意识”与“本土情怀”。教育也是如此——如果连中文系都像医学院或商学院那样，汲汲于采用英文授课，那绝不是好兆头。

    环球人物杂志：您多次谈到过当代大学教育的问题，但您也提到，这可能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从夫子游”、“咏而归”这样风雅、闲适的教育方式，似乎已难以实现。

    陈平原：中国有句老话，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问题在于，今天中国学界，对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方式并无共识。因大规模扩招，加上评价体系向研究成果倾斜，压力重重的教授们，别说对培养本科生不太用心，连指导研究生也只能“放羊”。教书这一行，本就是良心活，做多做少，只有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知道。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在评价当代社会时，都会用到两个词：浮躁和急功近利，您认同这种看法吗？作为个体，我们该怎样对抗这种浮躁？ 

    陈平原：因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的时间感与空间感全都变了。一边是“天涯咫尺”，另一边则是“争分夺秒”，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难了。远离古代文人雅士的沉潜与静穆，现代人之所以只争朝夕，有其合理性。

    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弥漫在中国社会中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既是转型期社会的通病，也是个人发展的动力。很长时间内，这个状态无法改变，喊口号没有用，因为这是整个经济结构与社会氛围决定的。作为个体，你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凑热闹，不要怕出局，沉得住气，有所坚持，这就行了。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来，您一直在关注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以及当代人文学者面临的困境，您认为要脱离困境，出路在哪里？

    陈平原：我想特别强调三点：第一，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之所以得到政府及民间的普遍尊重，有其合理性；第二，人文学科的命运与人文学者的命运，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第三，人文学者必须在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学术观念的同时，努力理解这个时代，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及工作策略，主动出击，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好处，向世人展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我不主张一味地孤芳自赏或冷嘲热讽，那样久而久之，真的会变成“深宫怨妇”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多次提到“理想主义”这个词。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陈平原：如不是生活所迫，自愿选择教师职业的，十有八九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投入这个行业的前提，就是相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后的“人才辈出”以及“民富国强”，是看不见的，最多只能见其端倪。也正因为有此愿景，现实中的诸多缺憾、奋斗时的无数挫折，都能泰然处之。我曾说过，自己属于低调的理想主义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某种意义上，强调耕耘而淡化收获，甚至将耕耘本身作为目标，这与鲁迅先生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其实是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