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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康永,娱乐圈的“怪教授”

他的成功不是靠搞怪,而在于深刻的表达和独到的见解

本刊记者 | 王乐然 《 环球人物 》(

    十月,北京秋日的阳光调出了一个柔和的亮度,透过酒店玻璃窗射进大厅,铺洒开来。蔡康永披着这一身暖阳步入会议室,窄檐儿小礼帽的阴影遮住了眉眼,走近了,他一扬脸,记者这才看到他的眼睛,满是笑意。

    采访中,蔡康永时而做出搞怪的鬼脸,时而表情严肃——这个50岁的男人,有一张内容丰富的面孔。面孔之下,他的经历和身份同样丰富多变。

    上世纪90年代初,蔡康永作为台湾影视界著名评论人,以儒雅的文风和煽情的语言赢得广泛关注;1996年起,他开始主持数十个电视栏目,2004年,在综艺节目《康熙来了》中,他机智又“无厘头”的主持风格红透华语圈;他还是名作家,至今已出版散文著作10多部。近期,他的小说《蔡康永爱情短信——未知的恋人》面世,又在年轻读者中掀起了一阵热潮。

    召唤幸福的咒语

    这部新作是蔡康永的小说处女作,讲述一位20岁女生在爱情中的迷茫、求索、受伤以及成熟过程。章节间,穿插进数篇爱情箴言,文字清新干净,充满青春气息。

    “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青春题材的小说?”记者问。“如果要写一部很单纯的青春爱情小说,那就用不着我,因为现在有太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写很棒的东西。但以我的年龄写出的青春爱情,有我的阅历和感悟在里面,希望给在恋爱中不知所措的年轻朋友提供一些看法。”

    有评论者认为,以他的才情和积淀,写本给20岁人看的爱情小说,似乎是有些浪费了,他完全有能力去谈论影响这个时代的更宏观、更深刻的话题。而蔡康永认为,爱情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现在年轻人都为爱情和面包的问题所困扰,就好像是我们进餐厅用餐一样,当然是怀着想要既吃饱又吃好的目的去的,但或许不那么幸运。我认为,不要把爱情从婚姻中切掉,但如果为了面包结婚了,那就千万不要标榜这是自己婚姻的最高理想状态。”

    蔡康永说,他想做的“是召唤幸福的咒语,能把灵魂巩固了,然后丢在飘荡的人生里,当成救生圈。”

    写作一直是他最看重的事。从上世纪90年代的《阿婴》、《你睡不着,我受不了》、《痛快日记》到21世纪的《LA流浪记》、《那些男孩教我的事》、《蔡康永的说话之道》,每一部都风格各异。白先勇的经典小说《谪仙记》被改编为电影剧本时,编剧就是蔡康永,他还是一度热播的电视剧《功夫皇帝方世玉》的编剧。蔡康永从小的习惯就是窝在房间里看书、写文章。成年后,身边朋友更是对他以“书生”相称。

    罩个鸟笼上金马奖

    蔡康永的文化修为与家庭环境有着深厚渊源。他的父亲蔡天铎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家族经营着当时上海最大的轮船公司——中联轮船,显赫一时。40年代末,隶属中联轮船的豪华客轮“太平轮”在由上海开往台湾的途中意外沉没,蔡家从此一蹶不振。

    迁往台湾后,蔡康永在父亲50岁时降生。他被送进台北市名流子女云集的私立学校,度过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4年时光。家庭中积留下的文化习惯,让他自幼便开始接受正统文化的洗礼:父辈间谈的都是书、画,教导他“不认识文征明(明代画家、书法家)就算不上知识分子”,他9岁学评剧,十几岁开始帮父亲买艺术品,去拍卖场好像逛商店。

    一方面是优良的教育、开阔的视野,另一方面却是大家族中淡漠的人情。

    小时候,蔡康永很少能出去玩,因为妈妈认为在外疯跑的都是野孩子。别的孩子在外和父母游泳嬉戏,而蔡康永的父母则忙于和各种衣着光鲜的名流交际,很少关注儿子的内心世界,“家人对我的好是很客套的好。我也习惯于在他们面前保持沉默,很早便懂得投其所好。”亲人间的疏离让他更愿意以其他方式寻求表达。“我以前就穿得很古怪,从来不管人家的眼光。念书时我就穿彩色的裤子,还留过很长的头发,觉得出风头是件很好玩的事。”

    1990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电影电视研究所编导制作硕士学位后,蔡康永返回台湾参加电影制片以及编剧、影评的工作,后进入综艺娱乐圈。在这个行当里,他自成一派的精怪,更显得别具一格。

    在1996年主持的处女秀《翻书触电王》节目中,蔡康永坐在马桶上向观众介绍电影和漫画,一本正经地谈论深刻或前卫的话题;在另一综艺节目《两代电力公司》中,他仿照英国大导演希区柯克的恐怖片《鸟》的剧照,在左肩放了一只乌鸦,一人一鸟地和嘉宾探讨两代人的沟通问题;他曾在《康熙来了》节目中,头戴一副硕大的飞行员护目镜与嘉宾对谈;在2010年11月第四十七届金马奖的颁奖礼上,当主持人蔡康永头上罩个鸟笼器宇轩昂地出现时,每一位观众都惊讶得张大了嘴。

    “娱乐节目放弃了营养”

    如今,他主持了8年的《康熙来了》已成为娱乐节目的一个范本,引发了各种模仿潮,许多主持人连腔调都学蔡康永。事实上,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里,怪也许要算最不怪的事情,蔡康永绝非胜在单纯搞怪的造型。现在的台湾综艺界称他为“王”,“粉丝”们评价他时,也不吝啬任何褒奖,就是因为他的节目在怪的表面下,还有深刻的表达以及独到的见解。做综艺十几年,蔡康永在圈里被视作“教授”。

    环球人物杂志:你关注过大陆和香港的综艺节目吗?

    蔡康永:大陆的综艺没有太多关注。香港的综艺节目和台湾很不同,这个和体制有关。台湾有七八十家电视台,就好像战国时代,大家都要为了生存去拼收视率,而且是不可以冠名商家的,所以压力很大,要想尽办法做得不一样;而香港的综艺台一共只有那么两三家,比如说我们熟悉的TVB,他们非常有钱,而且观众已经习惯了他们的路数,基本上是他们演什么就看什么;大陆两种情况都有,电视台很多,大多也非常有钱。

    环球人物杂志: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娱乐节目主持人,要得到观众认可,很不容易。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定位?

    蔡康永:我是根据节目内容决定风格的。最开始介绍电影、漫画需要活泼些,后来主持一对一的专访,就变严肃了。到《康熙来了》,我学会了一点,就是主持人需要审时度势自我调整,不能是不变的。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有没有关注《中国好声音》?

    蔡康永:我一直在看。有天工作完后说终于可以看《中国好声音》了,以为看一集就可以去睡觉了,谁知道居然连播5集,然后我就一直看到早上6点。我觉得那是一个了不起的节目,音乐处理的用心程度就让我惊叹。节目的本质非常重要。一个唱歌节目,音乐部分就是要做到最好。这也证明了,只要用力去做,把钱花在最关键的地方,就完全可以震撼到观众。

    环球人物杂志:有观众认为现在的娱乐节目太缺乏营养,不能传达积极价值观;也有人觉得,娱乐就是娱乐,没必要强加太重的负担。你觉得娱乐应该是怎样的?

    蔡康永:这跟婚姻和爱情的话题一样,如果做不到兼得就只好取其一。而目前大部分娱乐节目的取其一就是放弃了营养的部分。《康熙来了》有很多人爱看,是因为它贴近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常常是没有营养的。人生就是这样,很难用外力去校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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