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才导演，解读日本人的“性”

    有着歌舞伎町的新宿，每个晚上都是灯红酒绿，这种繁华曾被三岛由纪夫称为“可以吸引一个亚洲的目光”。也许就是因为它的吸引力太大了，2012年10月12日晚，一名驾车通过狭窄街道的出租车司机竟没注意到前方正在过马路的长发老者，刹车不及而直接撞在对方腰部。由于老者没走人行横道，出租车司机的责任并不重。然而，这起不为人注意的车祸，却给日本影坛带来不小的噩耗——10月17日，医院宣布，长发老者，也就是日本电影界瑰宝、导演若松孝二在经过5天的抢救后，因伤势过重在这一天深夜23点05分去世，享年76岁。

    退出江湖，安心做电影

    若松孝二在日本电影界是一个传说式的人物，他是实验派大师，但其经历更加不凡。在其76年的生命历程中，这位大导演辍过学，当过黑社会，坐过牢，参加过激进学生运动，甚至被日本政府裁定禁止出国旅行。

    1936年，若松出生于日本宫城县一个普通家庭。他憧憬财富，好勇斗狠，不等中学毕业就只身前往东京“闯世界”，为生存一度加入当地黑社会。1957年，若松因团伙内讧被捕，监禁半年后侥幸获释。

    出狱后，走投无路的他误打误撞进了演艺圈——他曾负责向电影厂商收取保护费，对这个行当颇有兴趣，便“退出江湖”，安安心心做电影。1963年，他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甜蜜的圈套》。当时，正是日本国内“粉红色电影”十分流行的时代。所谓“粉红色电影”，是日本影视界利用法律空子打擦边球创作的准黄色影片。《甜蜜的圈套》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借助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各种情色元素的准确把握，《甜蜜的圈套》脱颖而出，票房极好。若松大受鼓舞，1965年又完成了同样性质的《墙中秘事》，这部影片在柏林电影节上引起很大反响。

    当后来人们询问若松为何会选择《甜蜜的圈套》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时，他很直接地说，是因为剧本里有杀死恶警的镜头——入狱期间，曾多次遭受警察毒打的若松是个报复心极强的家伙。至于请他导演这部片子的老板，也说选择若松只是认为他有黑社会背景，能够镇得住那些自以为是的演职人员。两个阴差阳错给若松创造了机会，他就此一发不可收拾，连续拍摄了20余部“粉红色电影”，也因此被称作日本情色电影的大师之一。

    透过“色”，表达“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情色电影的黄金时期，但情色片导演的地位不高。若松是他们中的异类，没人把他视作单纯的情色片导演，反而将其视为艺术大师。

    能够获得这一地位，是因为若松对性文化在日本的独特地位有着充分的了解，并懂得怎样将其表达出来。按照若松影片中的解读，日本的性文化并非简单的“好色”。对一个海洋民族来说，历史上，日本男性由于出海，要忍受长期没有异性的船上生活。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使其产生了强烈的性幻想、性倒错、性变态等思想，另一方面却也使性在日本文化中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情色代表着对正常人类生活的感念。若松懂得怎样透过“色”的角度，表达人类最原始的“情”的含义。在他的影片中，性不是一个代表淫荡和需要遮掩的负面符号，而是一个展现美感和人性的工具。

    若松的电影也跟日本的性文化一样，绝非简单“好色”。他进入导演领域时，正是日本经济发展迅速，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长期的底层生活使他对日本社会的种种矛盾认识深刻，这让他能够在影片中将性与政治、社会等元素结合起来，而又不令人觉得突兀。

    “创作的原点是愤怒”、“我只能通过电影这种方式战斗”，这两句话，若松经常挂在嘴边。因此他的电影，颇吸引当时对社会不满的日本年轻人。

    若松还是在现代尝试用黑白胶片表达电影语言的先驱，他希望用这种白描的方式重现他眼里的真实——显然，没有哪位单一的情色片导演会用这种方式拍戏。

    赢得了一个时代的敬意

    在对社会问题的思索上，若松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轨迹。早年，他更多地认同采用激烈手段改变社会的做法，这种认同使他一度与日本一些过激派接触频繁，并在影片中表达了与之类似的思想。

    1971年，他在日本极端组织“赤军”的美女领袖重信房子陪同下前往巴基斯坦，拍摄了反映极端主义的纪录片，并在日本各地上映。这一行为使若松再次获罪，并被判处终生不得离境（这个处分很久以后才被取消）。这一打击并没有让若松在后续影片中停止对社会问题的探索，日本社会的变革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

    但是，随着思想的成熟，若松作品中对社会的认识日益深入。2007年，他拍摄的《联合赤军实录：通向浅间山庄之路》一片，被视为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使他在“情色大师”的色彩下充分展示了思想者的境界。该片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70年冬，一批试图在山中建立游击营地的激进青年学生因遭到警方追逐，绑架了浅间山庄的女管理员，并持枪据守。最终，在牺牲多名警员之后，青年学生全部被捕，有些人今天还在服刑。那起事件在当时非常轰动，令许多日本人至今记忆犹新。

    然而，在这部以类似纪录片手法拍摄的电影中，若松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件本身，而是集中在当时人们十分困惑的一件事上：当这些年轻人被围时，舆论对他们颇多同情，认为应该给他们自新的机会，但是，当社会贤达和亲友们赶来相劝时，他们竟向自己的父母开枪。人们完全无法理解这些年轻人的偏激，一位被围者的父亲留下替孩子向社会谢罪的遗书后自尽。

    若松的影片揭示了那些年轻人不肯走出来投降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偏激和固执，而是因为惧怕——怕死在自己人手里。最后被俘的学生和当初进山人数出入很大，审讯后发现，那些失踪的年轻人都已变成尸体。他们死于自己人的枪下，理由是叛变、奸细或者动摇。幸存者在队伍中扮演着正义之神的角色，并由于惧怕成为下一个被怀疑者而对动摇者残酷迫害。当他们突然面对人群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回归正常社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过激派的存在使当政者有所顾忌，不得不缓和社会矛盾。但当民怨平息，过激派的反社会理想也被国民抛弃。自认掌握真理的过激派日益孤独又不肯妥协，把自己放逐到高山深谷的尽头。若松揭示的不仅是过激派的命运，也是对自己人生历程的深刻反思。作为思想者，他赢得了一个时代的敬意。

    车祸发生前，年过七旬的若松仍然没有一丝休憩的迹象：他在自己拍摄的电影中扮演官员，站在自己一贯对立的立场上过了把瘾；他拍摄的《11?25自决之日 三岛由纪夫与年轻人们》正在热烈宣传中；另一部片子正在制作……突然而来的车祸令一切戛然而止。人们在对这位大师的突然离世感到遗憾之余，恐怕也不得不承认，经历如此不平凡的若松，本就该拥有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