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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笔挺，满脸笑意——2012年10月16日，弗朗西斯·福山早早出现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他是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邀请的第一位国际知名学者。
20年前，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预言西方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在全世界学术界和政治界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20年后，世界并没有如福山所料“一边倒”。在所有挑战福山范式的国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中国”。这迫使福山反思并修正自己的观点，从历史的视角出发理解当代政治格局，特别是理解中国的当前和未来。
演讲开始，主持人向大家介绍福山，语音未落便引来了大家的阵阵掌声。福山微微点头，现场的反应让他知道了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力。
以“终结”开始
“我上大学的时候，曾学过哲学、古典文献、政治，虽然在政治学领域发表了很多著作，但我认为我的背景其实是在于哲学。”福山一开口，就为自己的学术之路“寻根”。
弗朗西斯·福山是当今世界作品最畅销的政治学家之一。他著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我们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等书，其作品不仅涵盖政治学和哲学，还涉及生物科技及人性。美国外交政策历史学家沃尔特·卢索·米德曾如此评价福山：“他在思想上无比诚实，他追随着自己的头脑。他的第一要务就是他所看到的真实。”
1952年10月27日，福山出生于美国，是第三代日本后裔。1905年，福山的祖父为了逃离日俄战争，来到洛杉矶开了一家五金商店。二战期间，他的祖父曾和其他的日裔美国人一样被暂时拘押，福山后来称此为“极大的不公”。福山的父亲出生于芝加哥，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而母亲则出生于日本京都，是京都大学经济学系创始人的女儿。他自己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主修古典文献与政治、哲学等专业。1979年，福山在哈佛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苏联的外交政策》，指导老师是当时哈佛政治学系最有名的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毕业后，他成为兰德公司的一名初级研究员。在兰德公司，福山的任务是为美国找到抗衡苏联武力的策略。但很快他发现，华盛顿的外交家们对南亚几乎一无所知。于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学者拿起电话，拨通了五角大楼。很快，他就接到了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邀请，请他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的西北边境进行为期两周的巡视。福山想都没想，他跳上飞机，生平第一次到了亚洲。
在一张摄于当时的照片上，福山带着时尚的宽边太阳镜，笑呵呵地吃着芒果，身边站着一名巴基斯坦上校。回国后，他递交了一份报告，对里根政府的对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很快认识了这个亚洲面孔、美国心灵的“小个子”。福山加入了活跃在美国政坛的新保守派——这个派别主张用武力摆平世界秩序。而苏联解体则将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推向极致。1989年，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首次提出自己的“终结论”。3年后，他把这篇论文扩展成一本书并拿掉了标题中的问号。书中，福山说，随着苏联解体，“我们见证的或许不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战后某个历史阶段的过去，而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福山都作为一名新保守主义者活跃在美国政坛和学界。1998年，美国新世纪计划智囊团（一个新保守主义政策研究机构）曾给克林顿总统写过一封长信，建议美国政府驱逐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弗朗西斯·福山的签名就列在这封信的显要位置。
向“起源”探求
时隔12年，2010年3月，福山坐在自己位于斯坦福的家中，面前同样放着一封信，那是外交政策创造会（另一个新保守主义政策研究机构）写给奥巴马总统的，要求他对利比亚实施空袭。不同的是，这一次，福山拒绝签名。
实际上，在过去的12年中，福山已经彻底与新保守主义决裂了。
2004年2月，福山参加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年度晚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切尼在台上发言。切尼宣称，美国领导下的“单极时代”已经到来。“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狂热地欢呼。”但是，在福山看来，尽管民主化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却是“民主衰退”的10年。
他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的遗产》一文中写道：“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和一个思想体，新保守主义已经发展成为某种我不再支持的东西。”为此，他离开了居住22年的华盛顿，“逃”到了斯坦福。他的新家里有从地板高至天花板的柜子，里面摆放着一堆高端音响设备。其中有一台太空时代造型的唱片机，花费了将近一辆车的价钱。他还拥有一个木工棚，偶尔在里面捣鼓点家具。摄影也是他的一大爱好。不过，分析政治，依然是福山最大的兴趣所在。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发生在福山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他对民主的支持，有着比以往严苛得多的前提条件。”福山自己则将“历史终结论”修正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经过一段时期就会发生导致人类历史变化的革命，就会有“历史的终结”。“我现在的感觉是，下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他认为，不同的社会体系千差万别，选择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如果不认真思考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不可能创立出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发展理论。
为此，远离了政治喧嚣的福山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他从人类社会的起源开始研究，想要从人类组织自身的源头，探寻不同政治制度及不同类型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比如，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现代威权政体——像韩国、新加坡、中国——都集中在东亚，而不在非洲或中东？为什么民主制和法治得以在斯堪的纳维亚生根发芽，而处于类似气候和地理条件下的俄罗斯，却还没有产生？
2012年，他出版了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书中，福山把对政治制度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据他本人透露，这本书的第二卷，时间将延续到当今社会。
从中国看世界
促使福山对政治秩序追根溯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而他现在最渴望了解的国家就是中国。福山说：“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在所有挑战我范式的国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中国。所以问题就在于中国是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学习的一个模式？中国未来会是什么样，是会一直保持现状，还是会变化？”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福山认为中国模式的前提就是对中国古老历史的传承。“秦代的时候中国实现了统一，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制度看起来已经相当现代了。”但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所以这个制度的稳定性在其他国家就要打问号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福山觉得“中国社会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所以问题就是，现在这些因为快速经济发展而流动的人，他们是不是在未来会满意于处在政治进程之外？我的感觉是他们不会的，他们会希望能够参与政治进程。但以什么形式会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一定非得是民主选举，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
这正是福山急于来中国，跟中国学者交流的原因。因为“我想知道我写的是不是对的，我讲的中国现实是不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