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人北相,用来形容画家王涛最合适不过。自小长在芜湖,受江南水土的滋润,却长了一副北方汉子的样貌:个头将近1米8,体格健硕。69岁的他现为安徽省书画院名誉院长、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2012年8月30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一家酒店采访他时,他半倚在长沙发上,手上燃着一只雪茄,说话声音不大,却句句都很有底气。
此次来京,王涛是为了参加中国国家画院举办的“南北对话——中国当代画家创作成就展”,恰巧老同学刘国辉的画展也在京举办,他就一定要到开幕式上看看,哪怕为此枯等十几天。
重建一座“老屋”
王涛擅长画人物,不过他最新、最得意的作品却不是人物画,而是他为自己设计的一所宅院——寄醉园。
去年这个时候,广东美术馆举办了王涛的画展,选了他150多幅作品,规模很大。众人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主角却缩在安徽泾县查济的画家村里,捣鼓着他的寄醉园。园子里的桥是王涛自己设计的,叫“涛工桥”;亭子建在溪边,叫“问溪亭”,王涛在亭上自题一副楹联:“蝉声蛙声溪水声声声绕古宅,白石青石千层石石石写春秋。”
“我的一位老大哥柳新生,和我有30多年的交情,在这里有一个院落,我是为了陪他。”柳新生是中国老一辈水彩画家,2008年在查济建了一个工作室,起名“半柳居”。“寄醉园”和“半柳居”只隔一条小溪,王涛常常陪着柳新生在溪水旁谈天说地,好不快意。
事实上,对王涛来说,寄醉园不仅仅是工作室或陪伴朋友的居所,“我的艺术生涯是从‘老屋’里开始的,造寄醉园对我来说,更像是重建‘老屋’。”王涛陷入了回忆里。
上世纪30年代,王涛的父亲攒钱在芜湖买下一座大宅院。据说那院子的老主人姓潘,是曾国藩的门生,告老还乡后盖了这座有14间房的大宅院。王涛叫它“老屋”。
“老屋”墙壁斑驳,糊满了画报。儿时的王涛时常一边看,一边在心中描摹。初中毕业时,他有了学画画的念头。家人在宅子里为他辟了一间阁楼做画室。他在一扇雕花窗格里题了“德乐园”3个字,这里便成了他的乐园。“即使在‘文革’造反派枪声打得砰砰响的年代,我依然手捧画册躲在小楼上。”
进入高中后,王涛对艺术的各个门类都产生了兴趣,毕业那年,学校推荐他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初试时顺利地通过了,但实在没有路费去上海参加复试,只好改考安徽师范大学,考上了。”
工作几年后,王涛又考了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书画院,1985年当院长。10年之后,一直给予他养分的“老屋”在城市改造大潮中被轰然推倒。“造寄醉园时,我才终于又找到了一个家园。到这个年岁了,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一切仿佛一个圆,我从‘老屋’出发,又回到了‘老屋’。”
借古人的宽袍大袖抒发心情
王涛是一个念旧的人,对“老屋”如此,对帮助过他的人更是如此。
大学毕业后,王涛被分配到安徽阜阳大田中学当老师。“阜阳是安徽的西伯利亚,锅里煮的是山芋干,锅下烧的是山芋秆子,没有精致的小菜、米饭,只能啃馒头。淮北的农民是很粗犷的,夏天基本上都光着上身。所有这些,和我以前的生活截然不同。”
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条件太艰苦,王涛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爱美的他,大学时留着长发,路过教室的玻璃窗都要照上一番,掉发让他焦虑得夜不能寐,画画便成了唯一的寄托。他一张张地画着,向外投稿,终于有一天,他在《安徽日报》上发表的画作引起重视,县文化馆把他要了过去。当时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全国美术大展,王涛画了一幅以长征路上周总理关怀普通士兵为题材的《最后一碗炒面》,获得了安徽省文化系统领导赖少其的赏识,被推荐参展并一夜成名。赖少其后来为王涛写了一副字联,被他挂到了寄醉园里:“画如其人,人品为上;生活是源,自然为上。”
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李震坚是王涛读研时的导师。“我考研是1979年,800多个人里只录取4个,里面不乏已经很出名的。我能被李老师挑中,真的很幸运。”回忆起恩师,王涛说:“他不张扬,很书生气,去世前连一本画册都没有。”2003年非典期间,很多人巴不得往外逃,王涛却专程到京,给已去世11年的老师出画册,差钱他就自己补,“这个事做完之后,心里快活得不得了。”
1981年,王涛从浙江美院毕业,分配到安徽省书画院。他迅速地从学院的桎梏中突破出来,开始探索不同的画风。那段时间,他画过《卧薪尝胆》,越王勾践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正是他自己当时的心情;他画《山鬼》,刻画女鬼时所用的大胆色彩和笔墨让今天的画家看了也不禁咋舌。“我那时的状态是往外冲的。我的斋号叫‘独天斋’,一方面是觉得回到了安徽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另一方面,独也代表了独立思考、独立的人格,我希望自己的画和别人不一样。”
当了安徽省书画院的院长之后,王涛回归了文人画的传统。“但这种回归不是完全去模仿古人,我们是当下人,要有当下的情怀。”他痴迷于李白、苏东坡,借古人的宽袍大袖抒发自己心中的豪迈。“2008年画《明月几时有》,那其实是我自己在珠海过中秋的经历,一个人喝多了,跑到山坡上大声叫喊。我画苏东坡,我就是苏东坡了。我要把个人的感情画进去。”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环球人物杂志:“南北对话”这个展览,囊括了中国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最有名的国画家,包括您。您觉得这代人里会出现大师吗?
王涛:我们40年代出生的人都很沧桑,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运动,后来自己学习、奋斗。不止是圈外的人,学术研讨会上大家也说,期盼这一代人中能出大师。但我的看法很悲观,因为这代人经历虽然复杂,却还是学院里孕育出来的,学院固然能培养大师,但大师绝不是从学院里走出来的。
另外,我们这代人受到很多限制,比如国学的修养、诗词歌赋,功底不够,要成为大师,需要很全面的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对国画家来讲,现在算是个好时代吗?
王涛:这是个好的时代,又是个很糟糕的时代。以前我们为政治画画,必须画主题性创作才能参加展览,艺术受到政治的干扰;改革开放后,尤其到了现在,艺术又受到经济的干扰。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艺术市场在“强奸”画家。画家的条件好了,待遇高了,未必能出好作品;在市场上价格卖得很高的画家,画得未必真好。现在的人把艺术品当成股票来做,很多人不是在看画,而是在听画,谁的画一平方尺可以卖10万,谁的画一平方尺能卖100万。中国画家原来是穷怕了,一旦画值钱了,就拼命画,不珍惜自己的创作,这样的画家,更是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种说法,大部分国画家的成功要“内靠官僚,外靠奸商”,您怎么看?
王涛:中国没有真正的收藏市场,严格意义上讲,现在的艺术品市场就是一个送礼市场。国画用小信封一夹,又低调又方便。当然不排除有的人在收藏的同时进行鉴赏,但一个普遍状况是,这个画家的画有价位了,才会被人关注。有的画家也因此拼命炒作自己。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2013年元旦,您将在荣宝斋举办自己的展览。您原先一直坚守在安徽,即使出去办展览也以学术性为主,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转变?
王涛: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吧。文化人在出世和入世上都是矛盾的。不应酬,不进入市场,也可以;但你不去碰撞,固守自我,未必能成功。我的观点是红尘滚滚中,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艺术家的队伍也是大浪淘沙,我们需要必要的历练,哪怕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些都是财富呀。假如苏东坡一生都很得意,他的成就绝对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