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白的头发,身着素色格子衬衫,在夏日里别有一种清宁的感觉。2012年7月23日,周质平教授在北京如约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的采访。身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及东亚系中文部主任,周质平因研究胡适而蜚声海内外。他遍寻全球关于胡适的资料,率先翻译过胡适的大量英文情书,最近,还替外研社编了胡适的英文文存。
今年是胡适逝世50周年,周质平的新作《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适时出版。这位研究了多年胡适的学者对记者吐露,其实他最大的心愿是胡适的思想快点过时,“如果他的思想始终不过时,大概就说明这个时代始终没有进步。”
感觉他帮我说了不少话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胡适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周质平:从我读大学时就开始了。我1947年生在上海。4岁时,母亲带我辗转到了台湾。1966年到1970年,我就读于台湾东吴大学。那时,1949年后所有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作品在台湾都看不到。对我们影响较大的是胡适、傅斯年、林语堂等自由派文人。
东吴大学学风很保守,我上的是中文系,翻看胡适先生“五四”前后的文字,正契合了我对当时学制、学风的不满,感觉他帮我说了不少话,所以很用心地读了一些他的作品。
环球人物杂志:您后来留美工作,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胡适也在普大工作过。是为了研究他而选择普大吗?
周质平:(笑)纯粹是一种巧合。
环球人物杂志: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您如何划分胡适的人生阶段。他的巅峰时期是什么时候?
周质平:1910年以前,是胡适在家乡打下学问根底的少年时期;1910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师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接受新思想;从1917年回国到1927年,是他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他学术上最成功的时期。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红楼梦考证》等大部分作品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和完成的。对社会的改革,比如妇女解放等,也是这个时期提出来的。在这10年,他对中国的影响打通了学术界和民间两个不同的层次。
环球人物杂志:胡适的思想到那时就基本定型了吧?
周质平:从学术上来说,胡适在40岁以后就没什么新东西了,但在政治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的。从1938年到1946年,他当了驻美大使。胡适一再说明是为了抗战,与国民党无关。在他的观念里,党之上是国家。
1946年到1949年,他到北大当校长,这时他的影响慢慢缩小。1949年之后,他去了美国,虽然对中国的关怀不减,但逐渐边缘化。1958年,胡适决定回台湾时,在匹兹堡大学任教的刘子健教授写了五六封信,极力推荐他去匹大任职,但胡适压根儿没有考虑。从回到台湾到1962年去世,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但过得并不如意。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种说法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研究了多年胡适,您怎么评价他的思想?
周质平:我觉得胡适的思想是一贯的。我的感受是,胡适那种理性的、非暴力的改良主张对当代中国的贡献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但这也说明,现在这个时代仍没有超越他的思想。
最近,《蒋介石日记》发表后,我对胡适的认识有了一点不同。他并不像之前被批评的那样软弱,对国民党妥协。
环球人物杂志:胡适曾被批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他和蒋介石的真实关系如何?
周质平: 虽然表面上,蒋始终做到礼贤下士,但他和胡适的关系很紧张。胡适去世时,蒋在日记里非常高兴地说他的一个“心头大患”没了。再比如他说胡适,“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类似的话语,比比皆是。
爱情只是胡适生活里很多事情中的一件
环球人物杂志:胡适明明宣扬个人自由和婚姻自主,但又违心地遵从他母亲的遗愿,和江冬秀结婚。您怎么看待他在情感和个人婚姻上的态度?
周质平: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些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有亲情和爱情的双重性。比如,鲁迅说:“朱安是妈妈送我的礼物,我怎么能拒绝呢,所以我只能接受。”江冬秀对胡适来说,又何尝不是妈妈送他的礼物呢?
环球人物杂志:胡适后来有过很多的情人,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您翻译过胡适的很多情书,他和韦莲司的关系就是您最早发掘出来的。
周质平:胡适在那样一个不死不活的婚姻里面,谈点婚外恋,其实没什么好责备的。很多人都说,你的观点是男人的观点,我说我是男人的观点,但我觉得女人的观点也应该同意——他很忠实于他母亲为他安排的婚姻,一辈子把这个诺言承担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婚姻问题,到后来都有所谓的恩义什么的。中国人很少讲爱情,婚姻关系到最后都是恩义,都会变成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感情问题。在男女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只论真假,不能论对错,论对错没有太大意义。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和胡适谈恋爱的那些女性来讲,比如韦莲司,她终身未嫁,和胡适保持了50年的密切关系。即便这样,胡适也与其他人有过恋爱,甚至在她面前毫不避讳。很多人责备胡适在男女感情上太自私了。
周质平:胡适从未对别人隐瞒过自己的情况。他对爱情的看法跟徐志摩很不同,徐志摩好像觉得爱情是生命的一切,是所有。胡适觉得,爱情只是生活里很多事情中的一件。
胡适的思想不为政治服务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认为,胡适的思想,从早期被广泛传播,到被批判,再到如今所提倡的“重回胡适”,都是和政治氛围密切相关的。您如何看待胡适思想的独立性和它与政治的关系?
周质平:从20世纪早期一直到现在,八九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哪个政党,都没有办法利用胡适的思想。提倡胡适的思想,应该是一种民间的需要,一种知识分子的需要。因为胡适的思想很难为一个政治目的服务,他提倡的是一种怀疑态度,对任何权威保持怀疑,而不是轻易信仰。任何真理在他那里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环球人物杂志:胡适的经历和思想,在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代表性吗?
周质平: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都对国家前途极为关切。那个时代,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态度上,各有各的主张,但终极目的都是希望国家强大。
但是,胡适也是“非典型”的,他既和鲁迅等留日的知识分子不同,也和陈独秀等左派知识分子不同。胡适不大相信唯物史观,在他看来,如果有个因素能解释所有东西,就等同于什么都不能解释。历史发展没有捷径,必须一点一滴地走。这和他渐进改良的态度一样。
环球人物杂志:胡适当年从事过中外文化交流,您现在也是做着类似的工作。胡适的时代和现在相比,在文化交流上有哪些变化?
周质平:在胡适那个时代,对中国感兴趣,尤其是在学术上感兴趣的,基本上是那些研究汉学的人。汉学这个词现在在美国已经不用了。现在美国没有一所大学有“汉学系”,都叫做中国研究,或者东亚研究。
目前对中国感兴趣的,在人数上、层面上、范围上,都扩大了。外国人学习中文,动机已经很接近于中国人学习英文,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想,这在胡适或者林语堂那个时代是看不到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新作《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书名似乎暗合了胡适的墓志铭。
周质平:是的。胡适的墓志铭是他的学生、历史学家毛子水所写:“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