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国家顾不过来的我们顶上”

    2012年7月22日星期日，北京，晴空万里。除了街道上稀少的车辆和偶见因浸泡而变形的路面，整个城市看不出什么异样。而就在几个小时前，这个城市刚刚经历过一场特大暴雨的侵袭，给很多人留下了伤痛和感动的记忆。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南二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见到了蓝天救援队的队长张勇。刚刚经历过的不眠之夜让他看起来十分疲惫，门口鞋架上的雨鞋沾满污泥，还没有来得及清洗。

    暴雨中的集结号

    张勇比这个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人先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7月21日9时35分，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汛情戒备预警。从那一刻起，张勇就一直守在电脑前，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情况。1个小时后，整个城市笼罩在雨中。11时，防汛办再次发布汛情蓝色预警，雨势转强，很快路上开始出现大片积水。张勇让各小分队做好了备勤，随时等待救援指令下达。

    15时50分，汛情预警更新至黄色；19时，升级为橙色。在暴雨肆虐京城近8小时后，部分洼地积水深度达5到6米，房山、丰台等地局部山区出现洪水，并开始引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21时许，蓝天救援队紧急求救热线的铃声急促响起，张勇接起电话。“喂！这里是房山区石佛子庄！我们这儿发生泥石流了，好多村民被困，有人被冲走了！”紧接着，求救电话接二连三地涌了进来：“这里是房山区东大桥，桥边上两个村子都受到洪水威胁，人员急需转移，请来救援！”“京港澳高速公路边上出现溃坝，大量汽车被淹，有人员失踪情况，急需支援……” 

    情况远比预估的更严重，张勇紧急协调各部门。集结号吹响了。

    21时30分左右，蓝天救援队队员曲正权接到了行动指令：立刻与另外4名队友组成第一梯队，向京港澳高速公路全速进发！

    半小时后，第一梯队完成集合，皮划艇、潜水服等工具装车完毕，在后方实时路况的调控下，一路向西南飞驰。

    23时，以曲正权为指挥员的蓝天救援第一梯队抵达京港澳高速公路。

    没有多余的话，面对已经成为一片汪洋的高速公路，几个人在雨中奋力将皮划艇划向“大河”腹地。

    周围没有灯光，水面上除了不断冒起的气泡外，没有别的声响。视线范围内，看不到任何车或人的踪迹。突然，皮划艇停止了前进。一节被冲断的铁轨横亘在路中央，挡住了去路。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被困人员并实施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紧急关头，几个人果断跳下船，合力将皮划艇抬过断轨，翻越过去，重新向目标方向奋力划去。

    十几分钟后，160名被困在路桥上的群众找到了！

    与此同时，另一梯队队员也到达房山区展开救援。

    转移群众、水上搜救、水下摸排车辆……一切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张勇不断将前方发来的实况信息发布出去，来自各方面的救援力量开始从四面八方向这里集结。

    截至22日上午，历时12小时的搜救工作告一段落。蓝天救援队共出动队员101人次，解救群众288人，紧急处理十几名伤员和突发病患，摸排出81辆被淹车辆，并打捞起3具遇难者遗体。

    这场61年来北京遭受的最强暴雨一直持续近16小时。数据显示，“7·21”特大暴雨过程导致北京1.6万平方公里受灾，截至目前，官方发布遇难人数为77人，受灾人口约190万人，其中房山区8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保守估计在8亿元左右。

    看到这组数字时，张勇的心情很沉重。虽然已是疲惫不堪，但他还是一直在自责：“蓝天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从“绿野”到“蓝天”

    蓝天救援队正式成立于2007年，最初是由来自绿野户外网的一批户外运动爱好者发起的、从事户外遇险救援的民间公益性团体。2010年9月，“北京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成为中国第一家正式注册的民间救援队。

    起初，这支队伍只是在驴友圈中小有名气。“我们刚开始主要是帮助一些在野外遇险的人，因为大家本身也都是户外运动爱好者，对于山野环境比较有经验，所以有能力救援。”张勇介绍说。

    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这支山野搜救经验丰富的队伍走上了更大的战场。地震袭来的时候，山路断裂，很多村庄成为孤村，与外界失去联系。这支驴友队伍依托长期积累的“山野作战”经验，担负起开辟山路、进入村庄、建立联络的重任。“你别说，在山野救援这一块儿，其它救援组织还真比不过我们。我们搞户外的，就是对大山有感觉。”

    从四川回京后，张勇开始思考提升救援队救援能力的问题。“那是我们第一次参与重大灾难救援，虽然做的还是比较擅长的部分，但也开始暴露出我们不足的方面，比如说搜救。”

    通过与国家救援队的合作，蓝天救援队专门进行了地震救援技能的训练。此后的玉树、舟曲等灾难救援现场，都活跃着蓝天救援队队员的身影，他们也在一次次历练中积累经验、快速成长。

    救援队每周都安排各种培训课程，包括急救员资格培训、水上救生培训、野外生存培训、野外搜救培训、技术装备使用培训、心理救援培训等。“我们的队员中，有很多就是这些领域的专家，他们放弃休息时间，无偿来为队友讲课。”除此之外，蓝天救援队每年会和国家救援队一起进行实战训练，也曾赴香港、美国进行观摩学习。

    目前蓝天救援队在全国26个省、市都有分队，队员人数已超过1万人，仅北京就有700多人。“这些队员全部都是志愿者。”对于队员选拔，救援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我们首先会召集有意向的申请者开个见面会，大家随便聊天，在这个过程中增进了解，也利用这一机会观察申请者是否合适。”张勇坦言，野外救援这项工作不同于其他志愿者服务，并非人人适合，除了积极主动、有爱心外，更需要肯吃苦、能动脑子。因为“肩负的是生命，责任太重大了”。见面会之后，大部分申请者都会收到训练活动通知，周周如此。一段时间后会有业务考核，通过考核，才意味着有了参与救援服务的资格，但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救援者，则要耐心地跟队一年左右，充分积累实战经验。“能坚持下来的只是一部分人，但只要能坚持一年以上，基本上就是战友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审慎，蓝天救援队才得以扎实地走到今天。

    张勇总是习惯性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观察、总结的角色中。在“7·21”北京暴雨中，他又看出了蓝天救援队的不足：“面对城市内涝，救援队受客观因素制约性太大，没能及时迅速作出反应；同时，我们对城市内涝高风险区域的先期了解不到位，出现被动应战的现象。以后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提前在危险区域附近备勤。另外，我认为目前亟须的是组建社区救援队。真有突发情况，只有社区互助才最及时、有效。”

    对于此次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灾难方面的工作，张勇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这次灾害暴露出的问题非常明显。比如说求救电话，面对这样大范围的灾难，如果没有应急的备用线路，一定会出现通讯线路堵塞，这会严重耽误救援工作。”

    努力做成国际性救援组织

    张勇是河北人，今年39岁，曾有过3年军旅生涯，北方男人的豪爽和军人的刚毅在他的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出于对户外运动的热爱，2005年，他离开妻女只身来到北京，他相信在北京能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来京后，张勇在一家知识产权事务所找了一份工作，闲暇时光则全部泡在了户外论坛上，以网名“远山”结识了一大帮驴友，并逐渐开始组织参与一些野外救援工作。

    随着救援队不断壮大，2009年，为了全心管理好这支队伍，已成为队长的张勇辞去了工作。“那两年没有收入，但省吃俭用的也能过得去。主要是妻子对我无条件地支持，不然哪能坚持到今天？”好在，随着对蓝天救援队工作的逐步认可，2011年，张勇获得了来自政府的每月3000元的补贴，社工委也为蓝天救援队批了30万元专款，用于日常救援开销。

    采访中，队员们说起张勇，不约而同地用了“榜样”这个词。“他对自己考虑得极少，一心只想着救援队。”谈及张勇妻子对丈夫的支持，队友们更是赞不绝口，“有时我们救援队资金实在困难，嫂子会为我们四处奔走筹款，她给了张队长毫无保留的理解和支持。”队员曲正权回忆道：“去年救援队年会上，我们给嫂子送了一束花，那一刻大家眼圈都红了。”

    现在的张勇和蓝天救援队，已经有了更大的追求。“我们蓝天，要努力做成国际性救援组织。”张勇崇拜无国界医生组织（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目前成员遍及全世界，每年有2000多位志愿者在70多个国家服务），对很多国外学医的年轻人梦想成为无国界医生四处行医，他由衷地欣赏。

    中国不缺志愿者精神

    “有句话说‘中国不缺志愿者，缺的是志愿者精神’，你同意这种说法吗？”听到记者的问题，张勇沉吟片刻，坚决地摇了摇头：“我绝不赞同这种说法。”张勇举了救援队的例子：“就拿我们蓝天救援队来说，开支、流程非常简单透明，我们不接受任何商业性捐款，也极少接受民间捐款，运营至今，全靠队员们自掏腰包才一路顺利地走了过来。”救援队里大到救生艇、担架、潜水器械，小到每一次的路费、饭费，都是队员们自己花钱置办起来的。“没有队员们这样的奉献精神，蓝天救援队怎么能做起来，而且越做越大？”

    “这次北京暴雨救援，再一次证明了志愿者的力量。”之前，张勇说话时一直语调平缓、几乎不带感情色彩，但说到这里，他显得有点激动，“在大规模突发性灾难面前，仅靠国家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充分挖掘自救能力，才能有效避免更大的伤亡。民间力量的灵活性甚至是国家救援队所不具备的。如果真能够让民间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国家没关注到的我们填上，国家顾不过来的我们顶上，救援漏洞就能越来越少。”

    “一个国家的力量，不是靠政府宣传就能体现出来的，这股力量来自民间，我们十几亿人啊，凝聚起来该是多大的力量！”在张勇看来，目前中国志愿者力量还不够强大，根源在于缺乏正确的引导。“我们在汶川的时候，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他们都是捧着爱心想来奉献的，但这爱心如果得不到政府或者机构、组织的有效引导，就成了暂时性行为，无法常态化、正规化。那中国的志愿者队伍就难成气候。”

    “最好的志愿服务模式应该是：在政府指导下，志愿者团体自我管理，保持独立性。政府尽可能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而在管理上能对非政府的公益组织信任、放活。”

    张勇的电脑桌面是一个大大的佛像，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我没有皈依佛教，但做这份工作久了，会深切认同佛教教义中所说的诸行无常。的确，生老病死是谁也逃不脱的，天灾人祸也不可能都被预测和避免。”张勇说，“但如果人们能多掌握一些自救和救助他人的技能，民间多一些互助组织，陌生人之间多一点关爱扶持，或许一些劫数就能平安度过。”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张勇接到中央电视台打来的电话，希望蓝天救援队可以在每天的新闻联播前几分钟，开设一个自救知识普及小单元，张勇连声说：“好啊！这是好事，早就该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