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随大流是中国最坏事的东西

    “我今年81岁了。人过了80岁就有个觉悟，觉得自己自由多了。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讲话没有什么顾忌。”仲夏时节，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家中，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乐黛云对记者笑言。

    年过八旬的她依然精神极佳，语速飞快，不时随口大段引述鲁迅的早期文章。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会用iPad，除了腿脚不甚灵便，在她身上，丝毫看不出年过耄耋的岁月痕迹，而言语和思想中的锋芒，经过岁月的沉淀，又更有了种冷峻的力量。

    从少年时代起，乐黛云便钟爱鲁迅，崇拜屠格涅夫笔下的革命女性，一腔热忱投身社会活动。而今，她依然关注着她毕生研究的中外文化交流课题，站上讲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她不惮直言批评其“肤浅”。就在不久前，“没有什么顾忌”的乐黛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各方热议的文章，她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界有些人面向世界时态度不大对：要么逢迎西方思想和外国读者，要么就是大国主义。她提倡中国人应对自己的文化自觉而且热爱，对他人的文化同情而且了解，一言以蔽之，中国应向世界贡献思想。一字一句，都显示出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文化的担当。

    被鲁迅影响了的人生观

    1931年，乐黛云出生于贵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教授外国文学，母亲读过杭州艺专，都很开明。当时的贵阳作为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大批学者、知识分子，文化气氛浓厚。少时的乐黛云是个“反叛者”，迷恋文学，而她最喜爱的作家，就是鲁迅。“他早期的很多篇章，比如散文诗集《野草》中的《过客》、《影的告别》，对我人生观的形成影响很深。明明知道前面是坟墓，但还是要往前走，不能停下来。”她回忆道。

    1948年，17岁的乐黛云怀着“北上参加革命”的热忱，独自一人搭上一辆运货的大卡车，坐在大木箱中间一路颠簸来到重庆，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北大入学考试。原本报考英文系的她，因入学考试作文赢得了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先生的喜爱，被录取到了中文系。

    乐黛云坦言，在北大“没怎么念书”。入学后第一年就是迎接新中国成立，地下党组织学生动员教师留在大陆，乐黛云被选定动员沈从文。“那时候很幼稚，我还给他做了很多保证，可是仔细想想我凭什么给他做保证呢？”说及此事，乐黛云感慨颇多。

    大学第二年，正逢土地改革，年仅19岁的她被分到江西吉安，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负责一个村庄的土改工作，也就是按照《土地法》的规定“划成分”。

    在土改中，一个裁缝的命运引发了她对这场运动的不安和怀疑。那位70多岁的裁缝终生未娶，一辈子在上海辛勤工作、省吃俭用，存下钱来就送回家乡买地，还周济村民，修路架桥，只求晚年安稳。不料在土改前3年，他的土地刚好凑够了被划为“地主”的标准。乐黛云试图挽救他的命运，却遭到严厉批判，被说成有“小资产阶级劣根性”。

    直到在北大的第四年，她才“算是读了点书”。毕业留校时，恩师王瑶教授力劝她不要研究现代文学，因为“政策不断变，今天这个对，明天那个错，还不如读读李白杜甫”。但出于对鲁迅的偏爱，乐黛云还是选择了现代文学。

    “她（乐黛云）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绝不忸忸怩怩，绝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禀性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多年后季羡林先生对乐黛云的评价。

    而事实上，她的确没能幸免。1957年，在愈演愈烈的政治风暴中，乐黛云被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党籍，下乡劳动改造5年。在北京远郊的农村，乐黛云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远离了讲台，远离了她热爱的现代文学。重大的打击下，她也未觉得痛苦潦倒。劳动时，她总是系上一条在人群里最扎眼、最鲜艳的头巾，“也算是表达一种反抗”。 

    开创比较文学学科，“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

    “文革”结束后，乐黛云被分配去负责北大留学生现代文学课的教学。为了讲好这门课，她开始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与欧美文学的关系，并发表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引起学术界关注。1981年，哈佛大学为她提供了进修访问一年的机会，时年50岁的她独自登上了到美国的飞机。一年后，她又得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访问研究机会。

    东西方鲜明的文化差异令她着迷。在一次讨论《小二黑结婚》时，一名美国学生的意见让她大吃一惊，那位女生最喜欢的人物是三仙姑。在一般中国人看来，这个40多岁、守寡多年还涂脂抹粉的农村妇女显然是个“坏女人”，但在这位美国女生看来，三仙姑有权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压，是个令人同情的角色。

    回国后，乐黛云在多位教授的支持下，先在深圳大学，后在北大开创了比较文学学科。当时的学生们评价说，“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一样”。对于乐黛云的学术研究，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有一句非常精妙的概括，她做的是“有生命热度的学术”。

    70岁时，乐黛云退休，用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可是当她第一次拿到退休工资时，“想到不再是教师，不再有自己的学生了，心中仍不免凄凄惶惶”。这时候，90岁的季羡林安慰她说：“70岁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我的很多书都是在70岁以后才写成的。”季老的话给了她无穷的动力，退休11年来，她从没有停下过工作。

    乐黛云是幸运的，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思考社会，她始终有一个同行者——丈夫汤一介。两人在北大读书时认识，毕业时结婚，后都在北大任教。汤家是书香世家，汤一介的父亲、一代国学大师汤用彤，与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汤一介自己也是哲学大家，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性格上，汤一介内敛沉静，乐黛云外向开朗，一动一静，相濡以沫60余年。汤一介这样描述两人的爱情：“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他们已将这一段话确定为他们将来的墓志铭。

    文化与文化相处，最根本的途径是对话，而不是用我的思想来覆盖你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近谈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的问题。您认为中国文化和世界对话的底气来自哪里？

    乐黛云：这个问题问得好。要跟世界对话，首先要问我们拿什么跟人家对话？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即便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也无法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只能当世界的制造商。我们中国真的没有思想可以提供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我们自己，首先要对我们文化的根有一种自觉，就像费孝通先生讲的，要懂得自己的文化基因。如果你连自己文化的根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话，当然没有办法去和其他文化对话。

    我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位助教去法国已经快有20年了。我问过她，在法国这么多年，你对于法国文化的了解，是不是可以和钱钟书、陈寅恪那一代人相比呢？她说那不可能。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底气，不知道该去了解什么，不知道法国文化哪些地方是中国文化需要的，哪些是可以和中国文化相提并论的，哪些可以用中国文化的因素去补充和修正，哪些可以被中国文化吸收。

    环球人物杂志：强调中国自己的文化基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复古吗？

    乐黛云：当然不是。现在一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显得很肤浅，比如对小孩子的教育，我的意见可大了。很多地方提倡背《弟子规》、《三字经》，我绝对不同意，把小孩子都弄得俯首贴耳地跟在大人后面，说一不二，那还怎么创造？年轻人应该是不断尝试探索的。

    我们应该继承中国最古老的传统，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发掘它好的一面，不是什么都继承。我们并不是没有提供给世界的好的东西，比如文化冲突是当前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的“和而不同”理论可以为解决此一问题提供很好的思想资源，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显然与此有关。这样的经验不值得提供给当代世界吗？再比如一个很重要的范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结合，持续百余年，在中国社会起了极大的作用，包含正面促进，负面影响，被发展、被修正，乃至被误解、被扭曲、被滥用……这是一个全世界都没有过的范例。我们怎么看待一个进步的、外来的思想进入到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它怎样发生作用？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值得总结的经验。

    了解自己，总结自己，这就是我们面向世界时首先要做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您不喜欢“软实力”的说法。

    乐黛云：我很反对这个说法。软实力是美国的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他自己就说，其目的是要人们和美国一样思考，以便于服从美国统治世界的最大利益。我觉得这是美国提倡发展软实力的最根本理由和考量。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它跑呢？我们讲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要影响，不是要征服和覆盖其他文化。

    早在公元前7世纪，当时的思想家史伯就讲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因素聚在一起，就可以生出新事物；而把同样的东西加在一起，就不能发展。到了孔子，总结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中国从古代流传到现在的一个文化的根。所以一定不能抛掉“同”与“和”的理论，而去追逐什么软实力，去苟同美国单边文化那一套。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出发点和美国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要压制其他文化，也不是单方面向世界灌输中国文化，更不是着眼于宣扬中国实力，说我们自己多伟大。我们的最大利益是世界文化的和谐共处，多元共生。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文化怎样在国际上发挥这种影响力？

    乐黛云：文化与文化相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对话，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讲统一思想，用我的思想来覆盖你。这个问题在国内也挺严重，很少尊重别人的思想和意愿。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而不是我们喜欢吃甜的，就硬塞给人家，不管人家是爱吃咸的还是辣的。

    举一个例子，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用英语写了《生活的艺术》，成为1938年美国最畅销的书，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且持续时间长达52星期之久，在美国重印了40多版，被译成10多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因为林语堂既了解中国文化，又知道西方读者的文化趣味；他的一切出发点都有坚定的跨文化思想基础；且文风平和、娓娓道来，而我们现在的语言表达，无论对外、对内都比较习惯于激烈的言辞。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这些年在办孔子学院，包括在纽约时代广场用大屏幕做文化宣传，但看似效果并不太好。

    乐黛云：因为你在喊“加强软实力建设”，那么美国人就认为你是争实力，和他一样是文化侵略，因为他们对于软实力的定义就是这样的。至于在美国立个大屏幕之类的，我认为这完全是美国式的做法，是在讨好美国。

    我最不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谓

    环球人物杂志：您多次提到鲁迅对您的影响，他的哪些文章对您影响最大？

    乐黛云：我很喜欢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对他所阐释的尼采关于“非物质、排众数”、“破恶声、反庸众”等观念非常认同。现在仍然是这样。人云亦云、自己不动脑子、随大流，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最坏事的东西。我还十分喜爱鲁迅晚期的杂文《由聋而哑》，一直警醒自己不可沦为文中描述的那种“末人”——从精神上闭目塞听的“聋”变成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哑”。

    环球人物杂志：从您的个人经历和著作上来看，您一直是主张学术研究和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生活的。

    乐黛云：对。我的观念最根本的一条是：人活着要对别人有好处。

    环球人物杂志：最近“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在社会文化圈里流行起来。您怎样看待“公共知识分子”？

    乐黛云：我最不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谓。我觉得这是西方的东西，我们中国传统里本身就有“士”的概念。所谓“士”，就是要忧国忧民，关心大众，关心社会。干吗要拿一个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套在我们自己身上，再按照它的样子去做？我不想说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从前有选“十大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很可笑。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现在乐于介入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您怎么看？或者说，对他们持有怎样的期待？

    乐黛云：对年轻知识分子，我希望他们能有担当、负责任，健康地成长起来。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几条框框把它规范起来。

    环球人物杂志：据说您每次见到学生，包括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都会问“最近读了什么书？”

    乐黛云：（笑）对，到现在我也要问。我觉得一个人总是要不断读书的，要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点书都不读的话，那简直脑子里要生锈了。

    我提倡大家看一些“小书”，从阅读里能够得到快乐的书。真正好的书籍应该让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看，而且能够得到愉悦。我始终认为精英文化和大众必须是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