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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6月8日19时，深圳市人民检察院通过新浪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确认对所属各区13家医院的16名管理人员以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其中包括9名正（副）院长、7名科室负责人。至此，加上4月份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以同样罪名立案侦查的4名医疗领域官员，短短3个月，已有20名医院高管落马，几乎涉及深圳所有区的公立医院，另有5家公司及7名责任人涉嫌单位或个人行贿。
医疗界的腐败不是新鲜事，但是，如此大面积腐败以及如此集中的打击力度，还是在深圳引起很大震荡。根据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安排，7月1日起，深圳市将启动新一轮医疗制度改革，包括取消公立医院15%的药品加价、允许患者拿处方到社会药店购买药品等措施。恰在此时揭露出来的腐败案，让很多人嗅到了这次改革具有的另一种味道。
落马院长与“阴阳药单”
6月5日17时许，正在去广州开会途中的深圳横岗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横岗医院”）院长孔德奇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返回办公室“处理要事”。一个半小时后，孔德奇的奥迪车开进了医院。走进办公室，孔德奇惊讶地发现，迎接他的不是熟悉的下属，而是等候多时的盐田区检察院检察官。检察官要求他配合办案，随后按照办案程序，通知医院总务科长在现场见证搜查物品。
目击者称，当天19时，孔德奇连同查获的证物被带走。正在上班的医务人员见此情形，无不投以诧异的眼光。医院管理层下达通知，要求任何人不得跟外人谈论此事。不过，孔德奇出事的消息还是传开了，许多试图进一步了解此事的记者来到横岗医院，均被医护人员告知“不清楚”。
6月6日下午，检察院的车辆再次开进横岗医院，医院随后派人守住7楼办公区，不让无关人员接近。据知情者透露，“直到晚上，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里面有人走动，估计是检察院来搜查更多的证据。”如今，位于7楼电梯旁孔德奇的院长室，只剩下了贴在门上“拒绝推销”的牌子。
现年41岁的孔德奇来自广东陆河，是骨科主任医师，早年毕业于汕头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06年获得中山大学硕士学位。有关人士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孔德奇称得上是全职行政人员，没做过一台手术，评职称的课题、论文也是别人为他准备好的。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自孔德奇被带走后，他的司机夫妇也均已“失踪”，至今没有音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孔德奇事发受到牵连。”目前，深圳医疗圈内流传，孔德奇“已经交代了200万元”，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孔德奇有大笔资产来源不明。据介绍，孔德奇开销很大，其中最大的一项是为患有肾功能疾病的母亲看病，一周要透析两次，花费几千元。不仅如此，他抽的都是最高档的烟。“这些都需要钱啊，靠他个人的工资，肯定不够。”据说，一些员工、药商长期向孔德奇“进贡”，这些可能是他获取钱财的途径。
很多人相信，孔德奇落马，与喧嚣一时的“阴阳药单”也有关系。早在去年5月，横岗医院就爆出丑闻，有医生给病人开“阴阳药单”。医生开的药单上，会有一些在医院药房买不着的非常昂贵的非社保类药品，病人为了治病，只好到外面的药店去买，而这些药店，一般都是医院领导的亲属开的。此事披露后，孔德奇曾迫于上级压力，将所管的一家药店改为生活服务社继续营业。如今，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曾是医院“编外药房”的建筑，成了宿舍楼下的一个铁皮房子，店里只出售一些简单生活用品。
书记、学科带头人和科室主任被抓
孔德奇被带走的当天，坪山新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坪山医院”）书记蔡俊明也被带走接受调查。该院院长孙国平证实了这一消息，但同时表示，此次行动是全市统一的，并没有通过医院，因此院方并不了解详细情况。蔡俊明在坪山医院工作多年，担任书记、院长等领导职位也有十来年时间。2010年4月，蔡俊明退居二线，本打算今年6月份退休，现在看，退休恐怕要推迟了。
一位知情人士介绍说，蔡俊明总是一副领导架子，不是特别好接近。“这也容易理解，一把手责任大些，所以总有一股威严。”据介绍，在任期间，蔡俊明也做过不少实事，包括医院的大楼都是在他任上建起来的。“他出事可能是因为采购设备和药品。”熟悉内情的人士称。蔡俊明被带走后，坪山医院几个主要负责人办公室门口墙壁上都贴了一个醒目的标语：“拒绝回扣，拒绝红包，严禁医药代表院内非法活动。”
这次被抓的还有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深圳六院”）院长张德仁。深圳六院曾是深圳公立医院改革的样板，张德仁在业界一直以敢闯敢干、勇于创新而闻名。2010年，深圳六院设立理事会，通过操纵理事会成员，张德仁几乎成了该院史上权力最大的院长。除了全面主持院方工作，他还分管部分行政及运营，其中包括财务科、招标办等实权部门。
深圳六院疼痛科是南方首屈一指的疼痛诊疗中心，张德仁是疼痛科学科带头人，带领疼痛科完成了多项国内领先研究，他的“微创介入治疗”也极富开拓性。张德仁突然被立案调查，医护人员均感意外。对于他具体犯了什么事，目前也是猜测众多。
这次被抓的还有主任级别的干部，刘学恒就是其中之一。刘学恒是北大深圳医院口腔科主任，从事口腔临床教学工作20余年，其间赴日研修1年，对烤瓷冠桥等有精深研究。他还担任全国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获省市科研成果1项，发表国家级、省级学术论文百余篇。
在同事们眼中，刘学恒是一位医术精湛、为人低调谦和的人。北大深圳医院口腔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科室主任，刘学恒坚持每天坐诊，业务能力很强。他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前不久买了台新车，是很普通的家用车。他在深圳也只买了一套有点年头的二手房，车和房子都不是豪华型的。“他的孩子刚上大学，出事后，家人根本不敢告诉孩子，怕他受影响。”根据人们私下猜测，刘学恒或许是在医疗设备采购环节拿了回扣，最终事发。
6月中旬，深圳市检察机关对涉案的9名正副院长和科室主任正式逮捕，对另外7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取保候审绝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就没事了，这7人认罪态度好，能够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有的属于主动投案自首，有的是受贿数额较小、犯罪情节较轻。”办案人员向媒体解释说。
三大黑色利益集中地
目前，这20名医院领导干部受贿案的详情没有披露，但从检察机关发布的信息中，人们能看到这些案件的内在联系和共同之处。
据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有关负责人称，今年4月，他们接到群众举报，深圳一家医疗公司长期以非法手段向各医院销售医疗用品，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查办深圳市妇幼保健院设备采购中的商业贿赂犯罪，4人涉嫌受贿。深挖此案，多家医院的主要负责人或科室负责人的受贿事实被抖搂出来。
“这些商业贿赂主要集中在医疗设备、耗材和药品采购环节。”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医疗设备采购与普通设备采购有很大区别，由于医院和使用科室对医疗设备的配置和参数有决定权，因此，设备厂商和代理商愿意花重金对相关负责人行贿。比如，某医院口腔科主任，利用手中职权修改一些设备参数，帮助某供应商顺利中标，从中收取了数十万元的好处费。
医疗耗材采购过程中拿回扣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医疗耗材一般是指一次性消耗品，如注射器、X光片等。代理商往往用高额回扣来利诱医生提高耗材使用量，甚至有代理商亏本卖设备给医院，目的就是通过耗材赚取利润。此次涉案的某医院设备科科长，就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进某公司设备，同时也使与该设备相匹配的耗材顺利进入医院。“公司卖设备亏掉的钱，就这样从耗材上赚回来了。”办案检察官说。
药品采购更不用说，历来是腐败多发区。一位检察官称：“药品采购过程中的贿赂行为最普遍，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个医院都有涉及。”检察机关调查了某抗生素药代理商，发现他在让药品进入某家医院时，向院长、主任和医生行贿，已经形成了一条贯穿全院的利益链。
回扣不拿行不行
一直以来，医疗系统是职务犯罪高发区，此次揭露的深圳市医疗系统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两年前，珠海9家公立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全部“中招”，人们惊心未定。今年6月，从北京到广州、深圳、浙江温州、安徽滁州等，各地相继爆出医护人员受贿窝案。
相对其他领域，医疗系统贪腐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因为医疗腐败的成本往往直接或间接地由患者买单，更为民众痛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律师王才亮，长期从事医疗腐败案件调查研究和诉讼代理。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说：“医疗卫生系统最为典型的职务犯罪是贿赂，回扣和红包是主要形式。近一二十年来，凡是被查处的医疗系统腐败案件，涉案分子基本上都栽在医疗设备、药品和耗材等招标采购和使用上。”
王才亮给记者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作为政府法律顾问参加了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是否贪污受贿研讨会。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过院领导班子讨论，禁止医护人员个人收受药品设备回扣，而是把回扣用来建设住院大楼，买先进医疗设备。这些大楼和设备，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这位涉案院长是部队转业干部，原则性很强，做事非常认真。王才亮至今还记得他说的一段话：“真的没办法，有些回扣你不拿还不行；拿了吧就是犯罪，我们只好用它来建设医院。”最后，该院长没有被起诉。
王才亮介绍说，医院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往往对某种药品的使用与否发挥决定作用。十几年下来，药商或设备商对这些人的贿赂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制度”。据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开药大夫只要用了某种药，回扣部分就直接由医院账房进入该大夫个人账户。
在由厂家最终到达患者手里的流通过程中，药品身价不断翻番，最终由蚂蚁变成大象，直接导致了看病贵看病难，也滋生了大量腐败。
为了降低药品虚高价格，也为了最大可能地避免药品领域腐败环节，2001年，国家建立和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然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朱恒鹏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药品实行集中招标采购，绝对是个错误的制度！”
朱恒鹏说：“假设一个省有500家医院，药厂要想让某种药进入该省所有的医院，就要把这500个院长全部收买。但是这个省设立‘药品招标办’，招标办有7个官员来决定省内500家医院买什么药、什么价格。想象一下，药厂是把500个院长拉下水容易，还是把这7个官员拉下水容易？所以，集中招标采购初衷是为了遏制药价虚高，结果却是把医院买药、定药价的权力给了少数官员，他们与不法分子在中标价的制定、药品的批发和销售等多个环节相互勾结，形成了隐秘的利益链条，成为推高药价的幕后黑手。所以，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不仅没有遏制腐败，反而刺激了腐败的产生。”
改“以药养医”为“以医养医”
抓一批腐败的医院管理者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卫生医疗系统反腐不断，但为什么腐败仍然层出不穷？深圳市人大代表、市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张欣洲认为，医疗腐败发生的根源在于“以药养医”的管理制度，而这项制度背后的体制原因，则是公立医院丧失公益性，自主承担经营压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公立医院走了一条从公益到逐利的路子。1984年10月，中央做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5年成为我国医改“元年”。这一时期，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模仿国企改革，放权让利，放开搞活，提高医院效率和效益，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随着政府对公立医院拨款逐年减少，公立医院公益性逐渐淡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至今都记得，2003年，她结束在美国的任教回国时看到的情况：“中国到处都在卖医院，把医院推向市场，医院要自己养活自己。而在美国，医疗和教育都是政府优先投入的领域。”
2006年4月份，李玲带领学生来到了当时以“卖光公立医院”著称的江苏省宿迁市进行暗访。有一家医院，每个孕产妇来生孩子都要剖腹产。有一个农村孕产妇没来得及剖腹就顺利生产了，院长开全院大会点名批评医生手脚太慢。李玲无比痛心地说：“这已经不是医院，而是屠宰场！”在李玲看来，市场化导致过度医疗，医院要养活医护人员，要买设备，要建住院大楼，钱从哪里来？政府拨款已经不到10%，剩下的钱只能从患者身上捞，公立医院因此走上了一条逐利之路。
2006年10月，李玲应邀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她说，中国所谓的看病贵看病难，核心原因是政府失职。要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就必须保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为此，政府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投入的要投入，这是大方向。让李玲欣慰的是，她的发言得到了政治局最高层的充分肯定。
2009年4月，新一轮医改拉开了帷幕，新医改方案确立了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新医改3年来，主要成效在基层，即社区和乡镇卫生院，大城市的医改还没有实质性展开，所以，对于新医改3年成效，大多数城里人还没有明显感受到。
2012年，公立医院改革开始在多个大城市推进。今年7月1日，北京市公立医院开始试水“医药分开”，其中，友谊医院将以医事服务费取代挂号费和诊疗费，同时取消15%的药品加成费，药品以进价销售。医事服务费按照医师的职级确定，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按照公布的标准，根据医师级别不同，医保患者每人次个人支付标准为2元到60元不等。
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表示，建立医事服务费制度，原本由药费、医疗服务费、财政投入3个渠道构建的医院收益，变为由医疗服务费和财政投入两部分构成。这样做有利于斩断“以药养医”的利益链条，根除不规范用药现象，切实杜绝医药系统腐败的发生和泛滥，真正实现“以医养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