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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轻轻地，刚踏进大门，他们便闻到我的味道，‘亚妮来咧’……”盘腿坐在沙发上，何亚妮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缓缓讲述着自己与10多个盲人歌者一同流浪的日日夜夜。这些天，她正带着自己用8年拍摄的500多个小时素材，窝在北京一处租来的机房里进行电影纪录片的后期制作。
亚妮，曾是浙江卫视的当家花旦，却在太行山区一待就是8年；曾是婉约柔媚的江南女子，如今，举手投足间却带有浓浓的晋中风情……
听不懂唱词，却湿了眼睛
2002年以前，亚妮的人生经历，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踩着馅儿饼走过来的”——1958年，她出生在宁波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79年，她陪朋友考浙江电视台，却“喧宾夺主”被录取；紧接着，又误打误撞成了影片《丹凤朝阳》的主演；台里与日本合拍电视片，一试镜，她成了主持人；后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栏目《亚妮专访》……
2002年，为记录羊倌歌王石占明和老父亲的生活，亚妮带着摄制组来到山西左权县红都村。拍完出村时，她猛然听到村口祠堂里传出吹打声。循着声音，亚妮看到祠堂古戏台上，10多个男人吹着唢呐、拉着二胡、打着鼓、仰着头唱歌。那种歌声，亚妮第一次听到，听不懂唱词，却湿了眼睛。
“当地人叫他们‘没眼人’。他们是光棍……是八路……”电话里，亚妮迫不及待地将村民们的介绍转述给民歌专家田青，刚开了个头，便被同样激动的田青打断了：“你怎么会找到这帮人！他们一年到头都在太行山流浪卖唱，我找了好多年，差点以为那只是个传说。”
田青口中的传说，得追溯到1938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日伪军盘踞太行山，将指挥部设在红都炮台。一天，八路军方面听说一个男娃要领着两个盲人歌者去炮台，便提前嘱咐他清点炮楼的枪炮和人数，男娃把消息带回来没几天，炮楼就给端了。打那以后，在太行山区游走的盲人便被组织起来，以算卦卖唱为掩护打探敌情、宣传抗日，成了八路军一支特殊的情报部队。最多时有33人，临解放只剩下20多个人了。亚妮见到他们时，活着的“老情报”只剩一个叫玉文的75岁老头，其他的都是他的徒弟。当时，他们已经回归到日常的生活：一年365天，在太行山1700个村庄“巡回演出”，政府给了他们一个名分，盲宣队。
“我要用影像记录这支队伍。”这是亚妮听完整个故事后的第一反应。田青还告诉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辽州小调，也就是后来的左权民歌，最完整的曲牌曲目、最原汁原味的唱法，就保留在盲宣队里。“因为这个队伍始终没有受到外来干扰，他们没有谱子，永远是口口相传。”但要从偌大的太行山中将这支游走的队伍找出来，谈何容易？亚妮执拗地给左权县文化局局长“提要求”：“给每个乡长打电话，让乡长给每个村长打电话，让村长……”
再见到那些盲人，是在半个月后，他们一个个穿着西装，头发也梳得溜光，脸上摆着僵硬的笑。亚妮试探性地开口：“咱们先唱点儿啥来听听？”盲人们正襟危坐，摆出姿势，张口就来：“县委书记下乡来……”“你们原来唱的不是这个啊！”她要求再换一首，这一次，他们唱的是“计划生育就是好”。细问之下才知道，听说电视台要来拍摄，领导提前给他们列了个歌单，所有老歌一律不准唱。“明天一早拍，让他们该咋穿就咋穿。”亚妮拍板。
第二天，在距左权县城10来里路的东长义村，亚妮第一次正式观摩盲宣队的“巡回演出”。“打镗……”老队长一声招呼，队员们鼓镲铙钹紧随其后，一阵吹打，村子登时热闹起来，老少爷们、小媳妇大姑娘们，也端着饭碗、赶着驴、奶着孩子、纳着鞋底围了过来。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去没人戴……”这是民间小调《光棍苦》。“崇祯登殿民不安，一连三年无收成。第一年大旱没下雨，第二年田苗被水淹，就数这第三年的庄稼好，五月里又被蝗虫吃个干……”这是琴书《冯魁卖妻》。盲宣队唱苦戏时，老乡跟着悲；唱闹戏时，他们跟着闹；唱笑戏时，他们跟着笑。
那次的拍摄，后来被亚妮编成《向天而歌》，在《亚妮专访》中播出。没几天，一个村长打来电话。村长说着地道的左权话，亚妮只听懂了个大概，但有一句话，她一字不落地听懂了：“你啥时回山？”一个“回”字，让亚妮心动。
进入完全陌生的世界
亚妮与盲宣队之间的缘分，似乎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中结下的。那几年，她断断续续往返于左权山区与杭州之间，听到越来越多有关盲人歌者的故事，慢慢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她萌生了一个念头：将所有的故事都记录下来。“我听过真正的蒙古长调，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英国人带着钢丝录音机走遍草原录的，现在，人们若想听到正宗长调，只能去找他当年留下来的拷贝。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为什么中国人要找自己的原生艺术反而得靠一个外国人？为什么我就不能做这种事？比如左权民歌，我将它记录下来，等将来有人想找它，总有一个地方能找到。”
2005年，浙江电视台节目改版，亚妮主动提出停办《亚妮专访》。她想跟着盲宣队流浪，拍他们的生活。可哪有那么容易。一位同行语重心长地劝她：“你知道吗，你去做这件事，第一年，大家会说你好；第二年，慢慢就把你遗忘了；第三年，再也没人提起你。你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吗？”
但亚妮觉得，工作的意义并不在于能带给自己怎样的光彩，而是最终能留下些什么。“等到自己80岁的时候回头看，你会发现，主持过的那些晚会都是些应景之作，留不下的。我不知道拍纪录片这个泥沼有多深，但这可能是唯一能让我留下一点东西的方式。”那年，亚妮获得浙江省五个一人才奖，拿到了36万元科研基金，又向母亲借了10万元，一头扎进了太行山中。
亚妮回到左权。频繁的接触，让亚妮看到更多令她动容的细节：
盲人们走山串村就和部队行军一样，都背着铺盖，尿壶、水壶、衣服等所有家当，也都随铺盖绑着，二三十斤重，几乎从不离身。休息时，他们就找处山靠着，或者将铺盖当成凳子坐在屁股底下，生怕一撒手就被人拿走了。
队里的制度十分严明。挣的钱，三成留给退休队员，七成按月统一分配，唱100句记1分，吹拉弹唱都会记1分，队龄过40年记1分……除了每工分由70年前的1分钱变成现在的3角钱，这个制度70年来就没有变过。
亚妮听人说，盲人们真正说心里话是在夜里躺下后。她于是不再让村里帮忙安排住宿，开始和盲人们同睡一铺炕。第一个晚上，亚妮整宿没合眼，耳边此起彼伏的呼噜声，让她多少有点害怕，她睁着眼，看着窗外的天空一点点变白，突然对自己做这个事的意义产生了怀疑。第二天，当太阳照常升起，当她又和盲人们结伴走上山路，又看到他们灿烂的笑脸、听到他们激情的歌唱，亚妮的激情又被燃起来了。
盲人们渐渐“无视”亚妮的存在——他们从不在有陌生人在场的时候卸下背上的铺盖，但亚妮在就没事；摄影机在一旁，他们也旁若无人地争吵。他们甚至闻得出亚妮的味道。“有一次，我回到大家住的祠堂时，天已经黑了，大家正收拾东西要睡觉。我尽量放轻脚步，可刚踏进门，玉文叔就说，‘亚妮来咧’，其他的盲人也笑着附和，‘来咧来咧’。”她终于被当成了自己人。
和他们在一起学会了“认命”
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越走越深，亚妮没想到的是，财力成了后来唯一跟不上的东西。有半年时间，她只做了一件事：找钱。她放弃了一直以来的原则，开始参加一些企业活动，还帮人主持婚礼，城里的、县里的、镇里的，哪怕只能赚几万块她都去。她甚至一跺脚，市值500多万元的房子380万元就卖了，要求只有一个，付现款。朋友们都说她疯了。
亚妮倔，从不会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苦：父母年龄大了，要是知道她受的那些苦，会心疼；女儿在美国读书，不能再给她压力；之前关系密切的男友，难以接受这样一个“脑子进水”的女人；一些朋友，每次见面都问“怎么还没做完”，“怎么还没得奖”……她总是笑：“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认吧。”她说，认命，是跟盲人们相处后才学会的。而这，是她现在唯一能释然的心态。
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还是辗转传到她耳朵里：不止一个朋友劝身边的人，千万别轻易借钱给亚妮，她只是在借着这种方式敛财，这么多年，你们看到她的片子了吗？“可是事实是，为了拍盲人，从2002年到2010年，我在太行山区陆陆续续呆了8年。我一共投进去800多万，除了46万启动资金和一个企业家赞助的150万，其余的全是我自己想办法解决的。”亚妮说。
盲人们也曾笑嘻嘻地找到亚妮：“你拍了我们卖了钱，可不能忘了我们（和我们分钱）。”她也不解释。好在，8年的相处，让他们终于理解了亚妮。
亚妮说，在所有的盲人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鼓手“肉三”：“只要一打起鼓来，他脸上的笑就像婴儿一样，特别纯净。”她曾经问过这些盲人歌者：“生活这么苦，为什么你们还能这么高兴？”一个人回答：“眼盲了，心就亮了。”这句话，亚妮放在了自己影片的结尾。它让她终于想明白自己坚持的原因：她是希望能让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人的心也亮起来，找回那些已经丢掉的东西，那些最原始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