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我们是丐帮”

    远眺窗外，正在建设中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气势磅礴，巨大的吊臂因为假期暂时停工；近看身边，每一个几案、博古架上，都放着极具地方特色的零碎旧物——坐在天津大学冯骥才艺术研究院三层的贵宾接待室等待采访的间隙，眼光一收一放之间，强烈的对比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突然心生恍惚，一如看到这几十年来，冯骥才所面临的冲突：城市化进程已经无法阻挡，他还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留住那些日渐衰微的民间文化遗产。

    没有童年的照片很悲哀

    “你看了楼下的展览吗？”刚一落座，冯骥才便这样发问。就在二楼，一个题为“硕果如花”的展览，以图片、视频等方式，将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工程的经验、成果展示出来。

    冯骥才对木版年画的感情，已经有40余年了。上世纪70年代，冯骥才常到杨柳青年画的产地之一芦台出差。听说当地许多年画的古版都被用来搭盖鸡窝猪圈，因为版面凹凸，有的人还将它用来做洗衣的搓板，他心痛极了，便尽力收集。1991年，他举办过一个杨柳青年画节，把全国年画产地的人都请到了天津。

    2002年10月，木版年画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定为“抢救工程”的龙头项目。冯骥才从那年腊月开始，顶风冒雪，四处搜寻民间艺人、年画古版，并在杨柳青年画传人霍庆有的带领下，带着一个小组进驻杨柳青一带“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南乡三十六村”。

    冯骥才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们的寻找历程：“去发掘‘文革’间被藏匿在一座老屋顶棚上的古画版。不料赶上大雨，就在鞋子外边套了一个塑料袋，走在泥地里，像初学滑冰。那天收获真不小，发现许多珍贵古版。返回时我和一些年轻人打着伞，身上湿淋淋，模样狼狈，却哈哈地自嘲，‘我们是丐帮。’”

    一番搜寻下来，仅木版年画一项，他们就完成了20余个产地的所有文化档案，对能找到的全部艺人也都进行了口述整理。冯骥才还牵头出版了22卷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和14卷本《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准备推动中国年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冯骥才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他刚想喘口气，却万万没有想到，这种抢救和保护方式，突然间就变得不中用了。

    2011年1月17日，离春节不过一周，冯骥才提上两瓶酒，直奔寻访中认识的民间艺人王学勤家。王学勤是画缸鱼的好手。缸鱼是杨柳青年画的一种，逢年过节贴在水缸上方，意味“年年有余”。它的作用还不仅于此，因为天津的饮用水多来自海河，泥沙量大，较浑浊，须投入白矾，待到缸鱼年画在水中的倒影清晰可见，才能饮用。因此，缸鱼也是天津特有的民间艺术。

    王学勤画缸鱼用的工具全是原生态的——固定画纸的“按钉”，是用枣树枝子上的刺；为防止画相碰沾污，则用玉米芯相隔……

    这次，冯骥才见到他时，王学勤哭丧着脸：“要搞城镇化建设，村里叫我们搬走，年一过这里就全拆了。”冯骥才一惊，他的脑海中立刻蹦出一个词：“临终抢救”——也只有这个医学名词才能表达出文化保护的强迫性，因为文化遗产已经到了生死边缘：城镇化比自然消亡或者市场化来得更彻底、猛烈。“我们得让后代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连童年的照片都没有，都不知道自己小时候长什么样子，该多悲哀！”

    很快，冯骥才带着人马进到村里，兵分三路进行“临终抢救”：研究人员进行口述挖掘；摄影人员用镜头寻找与收集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博物馆工作人员则去整体搬迁那些有代表性的画室。

    今年春节，记者在这里能看到的，只剩下空空荡荡的村落，众多民间艺人的家中一片狼藉……

    要一遍遍地重复自己的观点

    冯骥才遭遇了太多“文化的非正常死亡”。也正因如此，他不会再因为突如其来的变化大惊失色。但交谈之中，记者还是轻易就能感受到他的心痛、焦虑。

    环球人物杂志：您为何一直对民间文化如此关注？

    冯骥才：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不同，它没有历史的著录，更需要有人去着力寻找和保护。

    环球人物杂志：民间文化的消亡并非今天才开始的。

    冯骥才：的确不是。我一直说，当一个时代处在转型期，很多文化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等到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它的价值，开始回头寻找，却发现它已经没有了。

    环球人物杂志：这种寻找的关键在哪里？

    冯骥才：在自觉。在我看来，文化自觉包括知识分子、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自觉。三者中，知识分子最为重要，因为他们是文化人，对文化最为敏感，有着天生的先觉性。

    环球人物杂志：在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大量民间文化遗产可能根本来不及被“临终抢救”就消失了，应该怎么保护它们？

    冯骥才：我们的社会太大了，虽然我们的意见、我们说的话不是人人都能听到、次次都能见效，但最起码我们发出了声音。我们应该一遍遍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它也许就会发生作用。

    环球人物杂志：和其他致力于民间文化保护的专家、学者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特长在哪里？

    冯骥才：我的作家色彩更强一些。作家更擅长关注生活、关注人的心灵、民族的命运和精神。民间文化对我而言并不是学术研究对象，而是这片大地的生命、活着的生命。

    走上文化保护之路

    作为一个在天津出生的“卫嘴子”，冯骥才最初是靠笔杆子出名的。他个儿高，有人戏谑地说他，“身高一米九，文章天下走；男篮若缺人，还可露一手”。想当年，高中毕业的他曾被选入天津市篮球队（当时的全国亚军队）打中锋，因受伤才离开。

    “文革”期间，热爱写作的冯骥才总是把自己的感想偷偷记下来，藏在砖缝里。1979年，他的首部小说《铺花的歧路》发表，讲述一个在“文革”中犯过错的女孩的故事，反响甚大。之后，《雕花烟斗》、《神鞭》等陆续发表，他被誉为“文坛冯大”。

    一个作家总对家乡有份特殊情怀，冯骥才也不例外。在他的《神鞭》、《三寸金莲》等作品中，对天津民俗的描写引人入胜。“要写这个地方的人，必然要涉及他们的民俗，因为民俗是最深刻的生活之一。”在冯骥才眼中，民间文化是一棵大树，作家的创作则是将这棵树上结出来的果实采摘下来，“比如我作品里那些关于民俗的细节，都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从‘树’上采下的。”

    “采摘果实”这个过程到现在变成了“保护大树”，但对冯骥才来说，这和他提笔写作时的初衷并无差别。“写作是在感知我们那一代人的命运和心路历程。现在，我也是在感知我们文化的命运。这个社会之中，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感知到，但当整个社会都感到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站出来。当整个社会都很功利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还是一群追求梦想、追求完美的人，应该给社会一点梦想。”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位70岁的老人，穿着懒汉鞋跋山涉水，走街串巷；“不务正业”地领着摄影组敲各家门，见什么拍什么；操着疲惫的声音在各种场合呼喊。相比众多活在当下的现代人，他是一位愿意为我们的回忆而活在过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