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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龙应台在《野火集》出版时写道：“写这本书要付出的代价是，以后不会有人学而优则仕请我做官了。”
1999年，龙应台的预言第一次被打破，她做了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2012年，她不但再次“出仕”，而且官越做越大。2月，胜选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推出新一任行政班子名单，龙应台赫然在列，出任“文化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建会”）主委，被称为“预料中的黑马”。由于台“文建会”将于5月20日之后转制为“文化部”，龙应台若在此之前不被撤换或辞职，便有望成为台湾首位“文化部长”。这位曾经在华人世界卷起漫天烽火的著名“纵火者”，又一次站上风口浪尖。
启蒙之火
或许是因为龙应台这个名字太过中性，台湾某图书馆曾经闹过一个笑话：想当然地将龙应台曾经使用的笔名胡美丽认作本名，把龙应台当成笔名。
这样的错误当然只会发生在龙应台成名之初。后来，在她高产的文字和铺天盖地的专访中，关于她的一切已让人如数家珍。
父亲姓龙，来自湖南，职业军人；母亲姓应，来自浙江；孩子生于台湾，因此取名“龙应台”。1952年出生的龙应台，辗转成长于台湾中南部的农村、渔村。和其他在台湾各领域叱咤风云的“外省第二代”一样，“因为没有田产遗产可以依靠，没有家族网络可以救难，没有祖荫和社会地位可以壮胆，没有在地的语言和知识可以运转”，所以父母孤注一掷地投资下一代的教育。“他们知道，只有教育，能让人突围，突围阶级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种种封锁和捆绑。”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知道让她背《古文观止》。
在化名胡美丽写的《龙应台这个人》一文中，龙应台曾这样描述自己：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对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就怕别人不知道我深刻”。
中学毕业后，龙应台考入有“北台大、南成功”之名的成功大学外文系。填志愿的时候，她本想报新闻系，但父亲不允许，说女孩子做记者，要抛头露面，那你还不如去当妓女呢——这是当时台湾社会对女记者的看法。
龙应台的大学生活似乎很惬意。同样是借胡美丽之口，她透露自己那时追求者甚众，因为“长相并不吓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又是一副有点‘深度’的样子”。在成大榕园，龙应台拍摄过一幅至今看来仍很时髦的黑白照片。照片中，她留着蓬松短发，身着圆领衫，骑着脚踏车，露出灿烂笑容。40年后，成功大学80年校庆邀龙应台回校演讲，她再次骑上脚踏车在校园中绕行并在同一地点留影。她说：“我知道这对自己很残酷。”朋友则说：“没有女人会做这种事。”
1974年，龙应台赴美留学，8年苦读，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83年回到台湾，在大学任教，很快靠一支健笔在台湾文坛乃至华语文坛刮起了一股“龙卷风”。
龙应台的第一部作品是1984年出版的《龙应台评小说》，用一种非常不婉转、不客气的方式谈小说，一上市就售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以“龙卷风”喻之。后来，“龙卷风”一说被移植到龙应台名满天下的作品、1985年出版的《野火集》身上。虽是以讹传讹，但用来形容《野火集》引起的轰动倒也贴切。因为该书出版后，一个月内再版24次，号称每5个台湾人中就有两个人读过。
《野火集》中最著名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言辞犀利、火气很大。“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接着，龙应台历数占道经营的摊贩、往淡水河里倒垃圾的住户、地下水及空气的污染、横冲直撞的计程车司机、老外不敢喝的台湾饮料，以及，那些身在恶劣环境中也不生气或认为生气也没有用的中国人。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龙应台为了“切中时弊且又能为当局的最后底线所容忍”，以留在影响力最大的主流媒体中，颇费了些心思。“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她做到了，依靠大众媒体无孔不入的特性，龙应台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理念的社会化和普及化。
毁誉之争
文名最盛时，龙应台结婚并随德国外交官丈夫移居德国。“秋天是带着篮子采苹果的，夏天是带孩子到草园里采花的。给孩子把屎把尿的日子，下雪的半夜里起来给孩子哺乳的日子，孩子发烧彻夜为他用毛巾抹身的日子……我透彻地过过，而且喜欢那过程里的每一分钟。”
当然带孩子的她也没放下手中的笔，并且尽情展现其作为女作家温情、细腻的一面。从《孩子你慢慢来》到后来的《目送》等一系列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文集里，龙应台让读者领略了她怒发冲冠和壮怀激烈之外的柔情。不过，她的丈夫——两个儿子的父亲始终没有出现在她的文字中。任凭别人怎么问，龙应台只答“这是我的私生活”。2003年，她在作品《银色仙人掌》中透露自己已经离婚。
严肃的时候，龙应台疏淡的眉眼显得冷峻刚硬；笑起来时，则颇具中年妇女的平和、温暖。就像她的写作，可以犀利地批判，也可以温情地催泪。不过，批判始终是她的最爱，有人说她“走到哪里，就要把火点到哪里。有问题要批判，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也要批判”。
1994年，龙应台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经新加坡媒体转载后引起当地众口一词的批判，几乎使她成为新加坡的“人民公敌”。新加坡人写道：“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从龙应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对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却提出不客观的议论。龙应台若是秉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冷静，应该是以较负责任、较有善意的态度提出意见，不应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来引人注意。”
1997年，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啊，上海男人》一文，也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是侮辱、污蔑。不少文化人也由此自省，一位报社编辑写道：“少年时读龙应台，如饮狂泉，如今重读龙应台，对那种俯拾即是的偏激、张狂、武断、自以为是，却觉得触目得很，感慨地想：年轻时真是幼稚，竟看不出来！”
2003年龙应台定居香港后，对香港的政治制度改革、文化保护和国际交流等公众议题都有评论，并出版了《龙应台的香港笔记》一书。对此，香港本地文人调侃：“其实根据龙应台在台湾、新加坡和上海的‘纵火业绩’，若说她会在香港安静沉默地度过两年，谁都不会相信。”
对待批评，龙应台的反应是：“我只管什么东西触动我，让我生气或让我流泪。我负责的只是透过最好的汉字，把我的思想表达出来。到此为止。至于文章从我的书桌出去以后，它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以至于我被如何定位，都不是我的事情。”
不管喜欢或不喜欢她，赞同或不赞同她，不能否认，龙应台的每一次出手，都弹无虚发、回响无数。大陆网友说得好：“恰恰觉得她的成功，在于她的感性。感性，所以好读，观点鲜明，虽然主观，但比四平八稳的文章有人气。”
为官之道
就是这样一个感性的人，1999年，在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三顾茅庐的诚邀下，从德国回台，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
这一过程被龙应台生动地记录在《孟子和小科员》一文中。当工作人员表达了马市长对她的看重，希望她寄履历过去时，龙应台的反应是：“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吗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当工作人员希望她能到法兰克福马市长下榻的酒店一谈时，她告诉人家：“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于是，马市长长途跋涉来到她德国乡下的家。
后来，经历了公务体制洗礼的龙应台反思自己当时“知识分子的傲慢”，自嘲“多么不食人间烟火，多么自视清高”。
“文化局长”任内，龙应台最得意的，是树立了“文化局能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市长的化妆师，只对市民负责”的观念。而最让龙应台心力交瘁的，是为了预算与议员们斗智斗勇。“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
很多人认为，以龙应台的个性，干不了几天就得下台。龙应台也挣扎过，因为做官太“苦”了。“基本上你早上醒来，眼睛张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会不会被媒体批判。”“但是我很清楚我为何为官——为台北市的文化远景打基础。如果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必须弯腰，我当然弯腰。我可不是为了表现个性而去当官的。要表现个性我就该留在作家的位子上，不当官了。”
3年为官，龙应台的体会是：“在这里做事的复杂度和难度，超出我原来的想象……要达成一件事情，80％是在于与人的协调上。这个基本道理，我到50岁才认识到。”
转身之惑
2003年，龙应台挂冠而去，定居香港，任教著书。她也经常回台湾，2005年还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龙应台基金会，致力于台湾公民社会的培育。正当人们认为她不太可能再回到公务体制中时，龙应台的名字出现在新班子名单中。
对于她的再次“华丽转身”，公众倒也并不惊奇。传说2008年大选时，她就是马英九文化政策白皮书的操刀人，并多次被传为“文建会”主委人选。而此次连任后的马英九政府，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文建会”主委和“文化部”部长，她显然是合适人选。
对此次龙应台的转身，舆论普遍持认可态度。文化界也多表示肯定，只是指出台湾文化事务庞杂，龙应台要多听各界的声音，不可一意孤行。不论外界如何评说，龙应台始终没有露面，仅通过基金会发表声明：咬牙下决定之后，已严重失眠，每天心情沉重，好像戴着头盔要去当兵，或者是高空跳水。深感责任艰巨，满心忐忑，需要社会的“加持”，希望文化有机会和财经或防务一样，成为社会、媒体、政治所关注的主流。据说，拥有香港居留权的她，为了避免未来不必要的纷扰，已经申请放弃香港居留权。
2012年 2月6日，台湾新一任行政班子走马上任，集体亮相拍全家福。龙应台因在港处理未尽事宜，据说2月15日方能到职。她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将烧到哪里？各界都在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