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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

揭秘中国首个民间智库

本刊记者 黄滢 《 环球人物 》(

    “智库”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一批专家学者组成的“智囊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智库总共有4700多家,排名前十的顶级智库却都在欧美发达国家。2009年3月,一家名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的智库成立,此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以出色的表现受到同行称赞以及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日前,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国经中心的办公地,试图揭开这个“中国智库”的神秘面纱。

    为领导人提供多种选择

    2008年,源自美国的一股巨大金融寒流正悄然形成,然而国内学术界却普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小冷风,仍然在鼓励出口、支持增加外汇储备。这让一些有识之士心急如焚,纷纷感叹:中国需要一个有实力的智库!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等人找到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希望由他出面,牵头成立一家独立于政府的、有强大影响力的超级智库,能在国家领导人制定决策时多提供一种选择。曾培炎表示支持,相关中央领导也非常赞同。很快,政、商、学三界的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愿意加盟。国经中心的成员名单堪称史上最豪华的“明星”阵容:曾培炎任理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原国务委员唐家璇任顾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遵义、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中投董事长楼继伟等人也都在名单中。

    至于负责日常行政工作的秘书长的人选,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他从事外贸工作30多年,是名副其实的经济专家,而且工作认真,敢说真话。任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时,魏建国就曾在大会上公开批评领导对非洲工作不够重视,赢得了时任商务部部长吴仪的好评。

    在魏建国看来,国内智库存在的两个最大问题是“跑部钱进”和“部门利益国家化”。中国的研究机构和一些研究部门都要跑部委,要钱、要项目,然后给研究人员发工资、发奖金,但真正的研究成果是否适用,没有多少人关心,因为钱已经到手了。而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有时候是矛盾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人不能只听一个部门的意见,需要有一个综合各部门意见的研究报告。

    针对以上种种,国经中心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三大优势:第一,不拿国家的钱,避免缺乏公信力和独立性。国经中心用会员的会费设立一个研究基金,数额大概有5亿元,本金不动,每年用基金的增值部分做研究和搞日常运营,其中课题经费约200万元。

    第二,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国经中心的成员构成横跨各个部委;有人隶属于内地研究机构,也有人隶属于境外大学和研究所;既有政府官员,也有企业老总和专家学者。

    第三,项目实行招标制。每年国经中心理事长会议会根据当年中国面临的问题确定20个课题,在网上招标。课题经费最低15万元,最高40万元。中标机构开题之后,国经中心要先考核,觉得可以就先付第一笔钱;项目做到一半,要进行第二次验收,考核通过后再支付一部分钱;直到项目结束,考核全部合格,研究机构才能拿到全款。

    与外国同行“华山论剑”

    在美国华盛顿有一条K街,里面有40多家智库,号称智库一条街。但因为是竞争对手,代表不同利益关系,这40多家智库从来没有过沟通交流,其员工在街头巷尾见了面也从不打招呼。可是2009年7月,刚刚成立不到3个月的国经中心却有能力把这些机构聚到一起,召开了第一届全球智库峰会。

    开会那3天,中国大饭店内几乎天天人满为患。各国政要、中外知名智库代表、全球500强企业代表等,共900余人出席会议。很多没有邀请函的外国智库工作者和媒体人员也都赶来,要求参会。现场不断地添加座位,仍然满足不了需求,有人干脆提出开分会场或者“不参加会议,看视频也可以”。峰会最后一天,美国著名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发言结束后,特意申请多加一分钟,感谢中国智库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和碰撞的平台。

    另一个例子更能说明国经中心的影响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曾经有一篇影响甚广的研究报告,题目是《人民币被低估41%》,该数据不断被美国国会议员引用,成为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依据。国经中心的专家在研究了这份报告后发现,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权衡量的基础不对,于是对其提出了5点质疑。质疑文章在国经中心的网站上发表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打来电话,要求来中国探讨这个问题。当面交锋之后,他们“认了一半的错”,将被低估数值改成了20%。

    截至目前,国经中心上报国家的研究成果已经超过了300份,其创办的刊物《全球化》在17个国家发行,成为外国智库研究中国的重要读本。

    出招·解惑·指路

    环球人物杂志:国经中心刚刚成立2年多就受到外国知名智库的广泛关注,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魏建国:我个人认为,他们觉得新中国成立了60多年,现在才有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民间智库。我们没有拿政府一分钱,但是会把我们的服务卖给政府和企业,这点让外国人信服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心目中一个完备的智库应该具有哪些功能?

    魏建国:我认为,智库的作用可以总结成3个词、6个字:第一,“出招”。给政府出招,也给企业出招,不仅要出一般的高招,而且要出绝招、巧招;第二,“解惑”。我们有的事要向外国人说清楚,比如人家说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论”,我们要拿出实际材料、论据,跟他们沟通;第三,“指路”。电价要不要改?核能下一步怎么发展?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不能讲大道理,要指路。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认为其中在职的政府工作人员太多,会影响研究的倾向性,您怎么看?

    魏建国: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要离核心圈太远的话,摸不到核心圈在想什么,还出什么智谋呢?就像一个师爷,如果总是躲着老板,老板叫他做什么事,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啊。所以我们要紧跟领导层,也要让领导层更多地了解我们智库的情况。

    环球人物杂志:国经中心项目经费最高只有40万,怎么能做到“用最好的团队,解决最难的问题”?

    魏建国:30万、40万的钱可能不多,他们可能还要花自己的钱来做完项目。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士为知己者死。他们觉得你用了我的这个东西,我就愿意干,因为我的思路是给了中央的。所以我们研究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比如核电、人民币升值、中小企业贷款、地下钱庄等问题。不回避,就直奔最热点去。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中国智库与外国智库相比,最大的差距是什么?

    魏建国: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奥巴马从伊拉克撤军前,办公桌上放了35套方案。怎么撤?撤之前要不要去伊斯兰国家?去哪个国家?到了之后是去议会还是去学校发表演讲?要不要引用《古兰经》?不论是大的思路还是小的思路,他们领导人可选择的方案很多。而我们呢,不要说35个,有2个就很好了。所以领导人也经常讲要多元化、科学化,希望智库提供的东西能更多一些,有一个选择和参考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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