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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4日在北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等一般性财政支出。在过去的2011年，公开“三公”经费（因公出国、出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一直是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而在香港，类似的消费基本上不可能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对公务消费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措施。
管住吃喝和旅行
香港经过英国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对公务员的各项管理制度已经从形成到发展，逐步走向成熟。最新数字显示，至2011年3月底，香港共有约16.66万名公务员，预计到2012年3月底，公务员职位总数将增至16.82万个。
作为全港最大的“雇主”，香港政府管理着这近17万员工。虽然有近6000亿港元（1港元约合0.81元人民币）的财政储备，特区政府对于公务消费的控制仍然十分严格。目前，有《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公务员（纪律）规例》和《公务员事务规例》3份文件，规范公务员的录用、薪酬、福利津贴等事项。
2011年5月，港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出席立法会会议时，首次披露过去3年香港公务员宴会开支的账单明细。从2008年到2010年，港府用于宴请的公款只有600多万港元。原来，香港公务员出差以及其他公干时，必须严格遵守《公务员事务规例》。根据这一条例，公干期间公务人员的开支，包括住宿、膳食、洗衣、应酬、交通、零用杂费等，一律由公务员从已经领取的膳宿津贴中自行支付，不再报账。要求也是非常严格，比如，出发当天在香港的饮食等费用一律不计算在内；而部门首长的津贴以及任何人超额支出，必须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审批。
在吃饭方面规定也比较细。根据有关规定，公务午宴及晚宴的开支上限分别为每人350港元及450港元； 每一笔招待费的清单上，主人和客人的人数都得一清二楚。有些部门还出台自己的规定，比如2010年底，香港环境保护署向各下属局及部门发出内部指令，鼓励在公费举办的中式宴会上，点菜不超过6道，吃剩的饭菜必须按规定打包带走，否则视为浪费。
这些规定不仅仅适用于普通公务员，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也不例外。前段时间公布的一份曾荫权的外访开支记录上记载着：2007年11月底至2010年10月，3年外访40余次，支出98.7万港元，其中，赴上海世博会参加“香港活动周”开幕仪式等6次活动都是当天往返。记录中还写着：“行政长官赴美休假期间顺道出席活动，机票自理。”据悉，这样“顺便”公务的案例不止一次，“自理”交通费共约1.86万港元。
公务用车规定多
在办公用品开支上，香港政府也是限制重重。比如，按照有关规定，港府办公室地毯的使用年份不少于6年才可以更换，办公室内墙粉刷不少于4年才可以翻新。所以，走进香港的行政机关，很少见到金碧辉煌的崭新大楼，许多是老式的房屋，屋内摆设和布局也常常是数年不变。
对公务员的用车规定也非常明晰。香港近17万名的公务员拥有不到7000辆公务车，这些车辆的采购、分配、使用由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下属的物流服务署统一负责，形成了一个权责明确、精干高效的政府车辆管理体系，想公车私用，报批手续相当复杂，基本难以实现。在香港，也只有20多名政府高层拥有专用公务车，而且，这些车的车号完全被媒体掌握，随时随地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
对此，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曾有机会体验过。有一次，记者到一个十分偏远的中学采访，当天只有记者一个人到场。活动结束后，记者正往门口方向走，时任教育署署长的张建宗也正好坐专车准备离校，便邀请记者一同坐车离开。上车后，记者正准备向张建宗道谢，他却先一步严肃地对记者解释：“有必要事先跟您说一下，这次我请您跟我一起坐车，是因为这里的交通实在不方便，我才破例带上您。这中间并没有涉及任何的利益关系，希望您能明白。”他还告诉记者，平时如果他不在车上，就算是其家人，也不能坐他的这部专车，以防止公车私用，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此外，港府公务员以公职身份出席某些场合获得的礼物，都被视为部门利益，不能被据为己有。某某日获赠一件摆设，某某日获赠一本书，某某日获赠一幅书法……行政长官每月收受的公务礼品都会公布在相关网站上，公众可任意查询。
从源头上管起来
香港鲜见以任何理由挥霍公款有一个政策背景，就是香港政府在编制公务开支预算时细致入微，必须得过三大“关口”，不给过度开支留下任何“暗门”。
第一关是香港立法会。作为政府开支的把关人，立法会要对每年的年度预算进行严格的质询和审核。2011年初，香港媒体披露曾荫权外出访问的明细账单，统计精确到了每一港元，详细记载曾荫权在出访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机票费用及其它开支情况，这都是按立法会的要求而做，以“确保每分每毫公款都被善用于社会”。
第二关是民众和媒体。在财政预算制定的过程中，政府须向社会与民众汇报阶段性进展，民众觉得哪里有质疑或不合理，政府要给出解释，再根据民众反馈修改，如此往复。每年3月，香港财政司司长会宣读新一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政府部门添置座椅或者更换灯泡的支出，都会列在其中，以便让议员更好审核，公众更好监督。此外，财政司司长一般会在某日上午11点左右宣读预算案，但政府允许记者当天上午9点就可以拿到预算案的文本。于是，很多记者拿着文件，一边听报告，一边仔细审阅，在每项开支里“挑毛病”。
第三关是审计署。预算案经立法会审批通过之后，实施过程中还要由香港审计署负责审计。审计署通常会每年两次披露其审计结果，供所有市民阅读。以前有这样的案例：香港某政府部门曾为两任前负责人举行饯别晚宴，第一次人均支出750港元，第二次人均支出650港元。审计署认为这不符合香港财政“适度和保守”的原则，要求两位前负责人退还相关款项。
当然，香港政府的公费支出管理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负责审计的审计署毕竟也是一个官僚管理的监管机构。记者尝试翻阅审计署过去的报告，发现不少报告的建议多年来都没有执行，也有一些政府部门利用公务之便去钻法规的空子，挥霍了不少公款。也许，从人性弱点看，没有谁不想奢侈消费。但只要制度设计严密、执行严格、监管严厉，人性的弱点就没法释放出来，所谓的公款吃喝难题也能得到化解、预防。从这个层面说，港府管理上的一些经验还是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