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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质询,审计署审计,媒体民众监督

香港如何管住公款消费

本刊驻香港特约记者 戴平 《 环球人物 》(

    2011年12月14日在北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等一般性财政支出。在过去的2011年,公开“三公”经费(因公出国、出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一直是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而在香港,类似的消费基本上不可能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对公务消费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措施。

    管住吃喝和旅行

    香港经过英国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对公务员的各项管理制度已经从形成到发展,逐步走向成熟。最新数字显示,至2011年3月底,香港共有约16.66万名公务员,预计到2012年3月底,公务员职位总数将增至16.82万个。

    作为全港最大的“雇主”,香港政府管理着这近17万员工。虽然有近6000亿港元(1港元约合0.81元人民币)的财政储备,特区政府对于公务消费的控制仍然十分严格。目前,有《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公务员(纪律)规例》和《公务员事务规例》3份文件,规范公务员的录用、薪酬、福利津贴等事项。

    2011年5月,港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出席立法会会议时,首次披露过去3年香港公务员宴会开支的账单明细。从2008年到2010年,港府用于宴请的公款只有600多万港元。原来,香港公务员出差以及其他公干时,必须严格遵守《公务员事务规例》。根据这一条例,公干期间公务人员的开支,包括住宿、膳食、洗衣、应酬、交通、零用杂费等,一律由公务员从已经领取的膳宿津贴中自行支付,不再报账。要求也是非常严格,比如,出发当天在香港的饮食等费用一律不计算在内;而部门首长的津贴以及任何人超额支出,必须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审批。

    在吃饭方面规定也比较细。根据有关规定,公务午宴及晚宴的开支上限分别为每人350港元及450港元; 每一笔招待费的清单上,主人和客人的人数都得一清二楚。有些部门还出台自己的规定,比如2010年底,香港环境保护署向各下属局及部门发出内部指令,鼓励在公费举办的中式宴会上,点菜不超过6道,吃剩的饭菜必须按规定打包带走,否则视为浪费。

    这些规定不仅仅适用于普通公务员,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也不例外。前段时间公布的一份曾荫权的外访开支记录上记载着:2007年11月底至2010年10月,3年外访40余次,支出98.7万港元,其中,赴上海世博会参加“香港活动周”开幕仪式等6次活动都是当天往返。记录中还写着:“行政长官赴美休假期间顺道出席活动,机票自理。”据悉,这样“顺便”公务的案例不止一次,“自理”交通费共约1.86万港元。

    公务用车规定多

    在办公用品开支上,香港政府也是限制重重。比如,按照有关规定,港府办公室地毯的使用年份不少于6年才可以更换,办公室内墙粉刷不少于4年才可以翻新。所以,走进香港的行政机关,很少见到金碧辉煌的崭新大楼,许多是老式的房屋,屋内摆设和布局也常常是数年不变。

    对公务员的用车规定也非常明晰。香港近17万名的公务员拥有不到7000辆公务车,这些车辆的采购、分配、使用由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下属的物流服务署统一负责,形成了一个权责明确、精干高效的政府车辆管理体系,想公车私用,报批手续相当复杂,基本难以实现。在香港,也只有20多名政府高层拥有专用公务车,而且,这些车的车号完全被媒体掌握,随时随地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

    对此,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曾有机会体验过。有一次,记者到一个十分偏远的中学采访,当天只有记者一个人到场。活动结束后,记者正往门口方向走,时任教育署署长的张建宗也正好坐专车准备离校,便邀请记者一同坐车离开。上车后,记者正准备向张建宗道谢,他却先一步严肃地对记者解释:“有必要事先跟您说一下,这次我请您跟我一起坐车,是因为这里的交通实在不方便,我才破例带上您。这中间并没有涉及任何的利益关系,希望您能明白。”他还告诉记者,平时如果他不在车上,就算是其家人,也不能坐他的这部专车,以防止公车私用,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此外,港府公务员以公职身份出席某些场合获得的礼物,都被视为部门利益,不能被据为己有。某某日获赠一件摆设,某某日获赠一本书,某某日获赠一幅书法……行政长官每月收受的公务礼品都会公布在相关网站上,公众可任意查询。

    从源头上管起来

    香港鲜见以任何理由挥霍公款有一个政策背景,就是香港政府在编制公务开支预算时细致入微,必须得过三大“关口”,不给过度开支留下任何“暗门”。

    第一关是香港立法会。作为政府开支的把关人,立法会要对每年的年度预算进行严格的质询和审核。2011年初,香港媒体披露曾荫权外出访问的明细账单,统计精确到了每一港元,详细记载曾荫权在出访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机票费用及其它开支情况,这都是按立法会的要求而做,以“确保每分每毫公款都被善用于社会”。

    第二关是民众和媒体。在财政预算制定的过程中,政府须向社会与民众汇报阶段性进展,民众觉得哪里有质疑或不合理,政府要给出解释,再根据民众反馈修改,如此往复。每年3月,香港财政司司长会宣读新一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政府部门添置座椅或者更换灯泡的支出,都会列在其中,以便让议员更好审核,公众更好监督。此外,财政司司长一般会在某日上午11点左右宣读预算案,但政府允许记者当天上午9点就可以拿到预算案的文本。于是,很多记者拿着文件,一边听报告,一边仔细审阅,在每项开支里“挑毛病”。

    第三关是审计署。预算案经立法会审批通过之后,实施过程中还要由香港审计署负责审计。审计署通常会每年两次披露其审计结果,供所有市民阅读。以前有这样的案例:香港某政府部门曾为两任前负责人举行饯别晚宴,第一次人均支出750港元,第二次人均支出650港元。审计署认为这不符合香港财政“适度和保守”的原则,要求两位前负责人退还相关款项。

    当然,香港政府的公费支出管理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负责审计的审计署毕竟也是一个官僚管理的监管机构。记者尝试翻阅审计署过去的报告,发现不少报告的建议多年来都没有执行,也有一些政府部门利用公务之便去钻法规的空子,挥霍了不少公款。也许,从人性弱点看,没有谁不想奢侈消费。但只要制度设计严密、执行严格、监管严厉,人性的弱点就没法释放出来,所谓的公款吃喝难题也能得到化解、预防。从这个层面说,港府管理上的一些经验还是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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