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暮春,女儿生病,住在北京的一家儿童医院。阳光从阳台上飘荡进来,空气中略微有些苦的消毒水味儿,各种哭,啃噬着人们的内心。
医院的床永远是忙碌的。同病房来自河南的一对婆媳刚办理完出院手续,一个女孩就被安排进来,她叫乌日娜,11岁,是蒙古族人,身着不合季节的几层腈纶线衣,以及农村集市上十几元一条的牛仔裤,陪她同来的父亲则跛着一条腿。乌日娜的病有点怪,她会不自主且规律地发出沉闷的吭吭声,只有在睡觉时才能消失。
医生照例过来询问病情,乌日娜的父亲口音浓重,谦卑地问:“能不能用一些便宜的药,我们带的钱不多。”医生宽慰道:“会的,放心吧。”
这对父女的到来,引起了同屋人的关注,不是因为他们老旧的穿着,也不是因为他们些许突兀的五官,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股味道——牧民的腥膻味儿。“天天和牛羊呆在一起,当然会有味儿了。”“还有可能和他们吃的东西有关。”“内蒙古缺水,可能经常不洗澡”……这些猜测和闲谈,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孤立起来。几个病友甚至把凳子都划分清楚,因为不想坐他们坐过的凳子;当这个父亲在卫生间洗过头之后,另一个孩子的妈妈开始抱怨房间里有股怪味。
在蒙语中,乌日娜是灵巧的意思。而这个腼腆得有些笨拙的女孩,总是怯生生地看着这个崭新的世界,不知如何是好。不过,她还是兴奋地给留在老家的妈妈和姐姐打电话,说她去了天安门。
病房里,受大家关注的还有一对北京母子。男孩与乌日娜同岁。每天清晨,他妈妈会花一个小时买他最爱的豆浆;晚上,妈妈会为了让儿子休息好,在凳子上坐半宿,不必两人挤在一张床上。对这些,男孩早就习以为常,他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在笔记本电脑上打游戏或者聊天。对妈妈费尽心思张罗来的一切,他只是眼皮都不抬地接过,喜欢便留下,不喜欢就直接扔在地上。
乌日娜的父亲很忙,白天不见人影,我们都猜测他是去打短工赚钱。乌日娜经常一个人留在病床上,她的外出除了去做检查,就是去楼下住院部大厅的查询机上看每天的支出清单。这对父女一天三顿饭都是馒头、米饭就咸菜,有时我把自家送的饭菜拨一些给她,她都会留给父亲。
每层病房大门一到晚上会上锁,只允许一名女性陪护。一些家属就在附近找旅馆;也有人带着被子,铺几块泡沫垫在地上将就几宿;乌日娜的父亲什么都没有,就在楼道的座位上凑合。一天傍晚,乌日娜细心地整理着几张泡沫垫和一床被子,告诉我:“这是隔壁病房的人出院后留下的。我爸每天睡在楼道的座位上,多冷啊,今天他可以暖和点了。”
对于乌日娜,她的父亲觉得有些愧疚。年轻时,他的腿受伤了,可是没钱治,成了现在这样。他知道,自己无法给女儿更多,但至少要让她健康,所以当县里、市里的医生没法治好女儿后,他执意把家里仅有的几只羊卖了,带她来北京看病。
同住了一段日子,乌日娜变得开朗了些,微笑时,她眼里的柔光透露出真诚。她依旧不会主动和人说话,但会在你离开时,轻轻提起床边的护栏,以防床上的小孩子掉下来。
当我张罗女儿出院时,乌日娜坐在一旁流泪了。在医院,人们会很容易深入到彼此最私密的生活、最柔软的内心,然后在分手的那一刻冷静而迅速地抽离。但是这个女孩不会,她只会用最原始的方式表达她的心思。
几天后,我去医院办事,正好碰上乌日娜的父亲领化验单,他告诉我,他们马上也要出院了。在病房里,我又看到了乌日娜和那对母子,她试图帮着整理小男孩的衣服,那个妈妈嫌弃地推开了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