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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好心人因帮助别人而身处困境时；当得知众人面对旁人受难而视若不见时，有人选择漠然，有人选择愤怒，有人选择批判。但谈方的选择是“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3年前，他这样告诉自己；3年中，他将这句话传递给了无数的人。
谈方，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教授，他的另一个身份更为人所称道：“中国好人网”（以下简称“好人网”）、“好人基金”的创办者。今年3月5日，他又发起成立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以下简称“搀扶基金”），承诺替因搀扶老人而身陷风险的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经济赔偿和心理咨询。对于近期发生的拾荒阿婆陈贤妹救助女童的行为，谈方对记者说：“我们会把老阿姨纳入‘好人网’的奖励范围，不仅要送给她奖金，还要把她和她家人全部纳入‘好人网’长期跟踪帮助的名单，将来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有任何困难，我们都会尽量帮助。”
说好人、帮好人、做好人
华南师范大学文科楼328室，是谈方的办公室。在这个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3台电脑一字排开，旁边还堆放着募捐活动的展板和宣传单，这里就是“好人网”的总部了。谈方和他的几名研究生，负责网站的编辑、公关、财务，组织各种救助活动。
说起“好人”，谈方总忘不了儿时的一幕：他和父母从湖北浠水回鄂州老家，路上被雨淋湿了，一到家，老乡们纷纷围过来叮嘱：一定要喝姜汤。那淳朴的眼神，像一道光，留在谈方的心底。他们就是最简单意义的好人，让人温暖。
然而，过去的记忆在现实面前碰了壁。谈方讲授的是大学思想政治课，讲到孔繁森、焦裕禄，学生们总会不以为然地笑，“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啊？”面对这样的质疑，他解释之余也会感到尴尬。最初，谈方想搞个资料库，把好人好事汇总起来。这个出于教学需要的想法，因汶川地震而改变——他决定把千万次的感动化作一次行动。
2008年5月19日，谈方注册了“中国好人网”，旨在“说好人、帮好人、做好人”，还自己掏了2万元钱成立了“好人基金”。成立之初，谈方的目标就很明确：建设中国一流的公益慈善网站，建设好人文化。“‘好人网’有几个特殊之处：第一，一般的公益慈善是见困难就帮，我们是选择弱势群体中的好人来帮。第二，真正实现彻底的财务公开透明，让社会成为‘好人网’的监督审计局。第三，弘扬‘好人有好报’的道德观念，希望能推动社会道德风尚的建设，而不是做一个简单的扶贫帮困的公益慈善事情。目前，我国的很多慈善组织着眼于帮助个体，而没有注重公益文化、慈善文化的塑造，这也是时至今日中国公益慈善受到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以来，当全社会关于对摔倒老人“扶还是不扶”的大讨论日益白热化之际，谈方敏锐地察觉到：弘扬好人文化，不仅是事后帮扶，更要消除顾虑、激发更多的好人义举。“做了好事的人反而遭到伤害，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只要发生一起，就如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对民众道德的杀伤力很大。我就想，要设立一个‘搀扶基金’，这个基金的出发点是：只要你出手搀扶而陷于风险，不管被判定为肇事者或者不是，我们都要奖励。你主动扶起老人、送老人去医院，就是好心人。这些受到精神伤害、物质损失的好人，需要雪中送炭、精神慰藉。”
像破案一样甄别好人
谈方明白，想办好“好人网”，用好“好人基金”、“搀扶基金”，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他没人、没钱、没权，还要面对重重压力，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谈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招募志愿者形成一个团队。“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开始只有我的十几个研究生，现在全国有2000多人加入。他们中很多人拥有不同专长，比如说我们有个60多位律师组成的公益律师团，免费提供各种法律上的支持。”
接下来，如何甄别、帮助好人？“好人网”建立了严格的流程：调查取证、律师介入、共商基金使用。
首先是调查取证，甄别好人。第一，谈方和他的团队要搜集相关网上资料，包括各种媒体报道，形成初步的概念；第二，亲自探访，甄别对方的身份证、银行账户、医疗费票据、所在单位证明等证据；最后，和对方交流。迄今为止，一般都是谈方亲自访问受助对象，“我除了有政治、历史、管理学等多学科的背景，还有一般人没有的社会阅历，工农兵学商我都干过，也当过企业和政府的顾问，各色人等都见过。是不是真好人，我多半能看得出。”
调查取证之后，律师团便接手工作。一单案件一般同时有3—5名律师和法律专家参与，同时发表意见。“律师介入主要在5个方面：一是判断案件的真伪；二是提出法律依据；三是决定是否应该出手相助；四是建议帮助形式，是直接奖励、垫付赔偿金还是其他手段；五是有需要的时候，为当事人打官司，争取合法权益。”谈方告诉记者，这里有些东西是很微妙的，“比如说我们给彭宇现金，要用‘奖励’的名义。因为法院已经判决，我们用奖励搀扶行为的名义，既不跟司法判决相冲突，也让老百姓容易接受并得到鼓舞。”
律师团判定之后，财务基金管理小组开始工作。目前，这个小组有7个成员，今年底大概会增加到15个左右，大家共同投票决定捐助事宜。
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一直是遭遇社会普遍质疑的问题，“好人网”也面临这个难题。谈方告诉记者：“我们在探索一种类似快递追踪的全透明模式。我管过财务，知道什么表格都可以造假，只有过程全透明才能避免造假。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全透明的捐款全程跟踪信息平台，只要你捐了一笔钱，输入账号，在网站上就可以查到这笔钱去到哪个环节，买了什么东西、送到谁的手上，就像现在的快递一样，每个点、每个相关人都会有记录。将来不仅‘好人网’要上这套系统，也欢迎全国其他的公益组织来用这个系统，我们免费提供服务。”
再也不会孤军奋战
2008年12月30日中午，广州站南路，有这样一个乞丐——变形的双腿“挂”在胸前，身下垫着一个汽车轮胎，两只手撑着两只胶鞋艰难挪动，由于长期用力，他的手远比常人细长。他叫龚忠诚，6岁母亲去世，14岁和父亲到广州，他乞讨，父亲捡拾垃圾，赚钱供远在老家河南的妹妹读书。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他4次捐款，被称为“最感人的捐赠者”。
同一时间，谈方带领着“好人网”100多名志愿者走上街头，拉横幅、散传单，正是为了寻找龚忠诚。他们要为他送去募集到的几百元捐款和一些衣物，作为对他捐款行为的回馈。
当穿着西装的研究生背起龚忠诚时，谈方拿起手中的相机，拍下了这一画面。当天晚上，这名研究生对谈方说：“我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很快，这一事件因媒体报道而广为人知。9天后，在一名企业家的帮助下，龚忠诚成为广州寺右新马路一家凉茶铺的老板，实现了“想有自己的小生意”的梦想。
对龚忠诚来说，“好人网”改变了他的命运；对刘桂华来说，“好人网”则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2006年，一辆从湖南怀化开往土桥的客车遭遇车祸，乘客刘桂华身受重伤还一口气救了12个人。荣誉过后，更现实的则是痛苦。因为严重的后遗症，他每天晚上要打五六次封闭针，还要吃很多止痛药片；巨额的医疗费不仅使这个家一贫如洗，还欠下17万元的债；旁人的风言风语，更让他心灰意冷，他甚至选择了自杀。
“新闻像一阵风一样轰轰烈烈地过去了，这些好人就被人遗忘了。他们的生活少人问津，不少英雄流血又流泪。”谈方决定救助刘桂华。有人劝他，刘桂华的治疗很困难，经费又严重短缺，帮助他，就像填一个无底洞。
当时，“好人网”的账户余额是零，谈方自掏腰包垫付了1万，又募集了5000元，把这些钱寄给了刘桂华。随后，谈方带着2名医生志愿者去湖南看望刘桂华，之后他又接刘桂华到广东治病。他知道，刘桂华最需要的是健康和关怀。
2010年大年初一，谈方把病愈的刘桂华送上了回湖南的飞机。刘桂华对谈方感激不已，“没有你，我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谈方则说：“你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还要活得更好，就是让大家看到好人是有好报的！”
3年来，谈方和志愿者们为车祸受伤的救灾志愿者黄庆武还清债务，救助了贵州白血病代课教师赵鹏，资助了广东抚养20名弃儿的拾荒者张菲、重庆市见义勇为致残的救火英雄吴后祥、广东省湛江市见义勇为抓歹徒而车毁人伤的凌华坤……
“搀扶基金”成立后，第一笔支出508元，帮助的对象是广州高校教师陈晓敏。
今年4月，陈晓敏好心扶起摔倒的小孩，却被家长拳打脚踢。得知此事后，“搀扶基金”帮她支付了医药费，还请律师为她提起民事诉讼。陈晓敏这样评价“搀扶基金”：“我一开始只关注自己的委屈，但是‘搀扶基金’的志愿者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以后，我发现，我有责任用自己的经历引起更多的人对这种事情的关注，不然这个社会将越来越冷漠。在面对不公正的判决时，有一个团体帮助你，你就不会孤军奋战。”
心里有个强劲的马达
沽名钓誉、搏出镜、搏出名……这些标签，都曾被贴在谈方身上。对此，谈方只有一纸声明，以公开明志：不担任教师以外任何行政职务，以“好人网”名义获得的报酬都捐给“好人基金”。对于那些纠缠、谩骂甚至诋毁，谈方很淡然，“这些否定都在警醒我、激励我。”
3年中，谈方自己捐了十几万元；而如今52岁的他，每月要还4000元房贷，60岁还清。
对于他的做法，家人不但支持，而且积极响应，母亲、妹妹、儿子纷纷为“好人基金”捐款。可“好人基金”依旧缺钱少粮，账户里最多时是19万元，平时基本没有多少钱，有时甚至是赤字。好在谈方的努力渐渐地被人们所了解，今年9月谈方筹到了18万元，他终于不是“好人基金”最大的捐助者了。
除了建设“好人网”之外，谈方每年还要承担大约300小时的教学任务。在他的努力下，华南师范大学批准他从今年开始在全国公开招收公益慈善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谈方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我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白天要做很多联络工作，晚上才有时间跟我带的研究生沟通，经常凌晨一二点睡觉。”尽管在感叹“太累了”，但内心那个强劲的马达让他无法慢下来。看看前两年的照片，记者发现，谈方真的老了。“我是用真实的汗水心血、越来越多的白发、越来越大的秃顶，让人知道我在做好事，我不是特别有钱，也不是特别有才，但是我特别刻苦。”
正是因为谈方的刻苦，“好人”这个词就像蜡烛一样照亮了很多人。今天的蜡烛，也许明天就能成为一把火炬；后天，就变成一簇燃烧的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