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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6日，是刘曼（当事人的举报正在处理中，故用化名）自首的日子。
头一天夜里，刘曼彻夜未眠，直到早上10点才回到住处。他的头发又脏又乱，胡子很久没剃，眼睛里满是血丝。因为抽烟太多，不时咳嗽着。
怀孕已经7个月的妻子没有说什么，默默看着刘曼换了件夹克，拿起一个纸箱走出家门。箱子里装着他用来检举自己的证据——假冒“湾仔码头”水饺。过去几个月中，这种在不知名的工厂里生产、包装的假冒“湾仔码头”，曾被刘曼卖给北京地区各二级批发商，又经由他们进入大小超市，再进入人们口中。
这个通过造假、贩假谋生的年轻人，已决心要跟过去的生活告别，却还是克制不住内心的恐惧。他几乎两个月没睡一个踏实觉了。
入行
2003年，23岁的刘曼跟着老乡从湖南株洲来京时，是准备做一番大事业的。那时，老乡承包建筑工程，刘曼则帮他管理工地，可他们的工程因为建筑质量太差被要求推倒重来。眼看赚不到钱，老乡扔下刘曼跑回了老家，毫无依靠的刘曼无奈开始了北漂生活。他在一家火锅店里做过厨师；到各种文化公司、策划公司寻找过机会，但始终一事无成。直到2006年底，刘曼开始替一家郊区冰棍厂销售“大红果”冰棍。
最初，为了送货，刘曼要骑自行车赶很远的路，屁股都磨破了。虽然辛苦，但凭着勤快和诚信，他很快就积攒了很好的客户资源。靠着每箱一两元钱的利润，一年下来也能有两三万元的盈余，受到老板器重的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名片上也印上了“营销经理”的头衔。然而一次偶然的聊天，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008年初，刘曼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刚从监狱出来的销售商。当刘曼告诉他，自己的梦想是一年赚五六万时，他不屑地笑了：“干我们这行，一个月都不止赚那么点！”一句话，说得刘曼心怦怦直跳。经不住诱惑的他，开始在这个销售商的引导下销售假名牌冰棍。
最初，面对老客户，刘曼觉得很难开口，但金钱的吸引力在他心中渐渐占据了上风。“尽管我连中专都没毕业，但在老家人看来，我就是‘大学生’，在外面‘混得不错’。”爱面子的他希望自己能尽早出人头地，于是源源不断地将一些在小工厂生产的假冒“小布丁”、“伊利巧乐滋”、“蒙牛绿色心情”装进盗印的包装袋，再卖给客人。每箱利润可达七八元，是原来的好几倍。
刘曼有钱了。他买了辆二手金杯车，开了家小超市，妻子也怀孕了。不过，他的“生意”一直瞒着妻子。在自家超市里，所有冰棍也全部来自正规厂家。
迷陷
有了钱的刘曼并没有适可而止。随着冰棍销售淡季的到来，他开始销售假冒的“湾仔码头”牌水饺。它们往往由便宜得多的劣质水饺冒充，再配合高明的印刷包装手段，即使是在大超市出售，也难辨真假。这给刘曼带来了更高的利润。他卖出的第一批假冒“湾仔码头”一共26箱，以128元进货，再以每箱172元的价格卖给石景山区一个二级批发商，净赚1144元。
“放心吧，保证是真的。”每一次，刘曼总是信誓旦旦地向客户拍着胸脯保证。他事后反思说，“一进了这个行当，人就变成了一个赚钱机器，其他什么都不考虑”。卖假货的事情被知晓后，他失去了这些客户朋友，而在这以前，他们关系很好，走进别人家里，什么话不说，“端起碗来就可以吃饭”。
起初，刘曼只是销售假水饺，很快，他经不住同伙的劝说和利益的诱惑，开始参与生产。但就在这个时候，几件偶然的事情，让他萌生了退意。
一次，刘曼从同伙处得知，一个自己熟悉的同行将发黑的水饺卖到郊区一家福利院。这让他觉得震惊，良心上第一次感到了不安。去年12月，又有几批他自己参与生产的假名牌水饺被人尝出问题，退了回来。刘曼开始犯怵，深夜，趁着老婆入睡的时候，他偷偷上网查自己的罪责，发现涉案金额若在5万元以下，只会被罚款，超过这个数，就要负刑事责任了。“我该怎么办？”
思前想后，刘曼决意退出生意，谁料同伴却拒绝退还他此前投资的一万余元现金。“哪怕退5000也行。”刘曼几次让步，却一再被拒。一怒之下，他决定豁出去了：“干脆我去自首，把你们都检举了。”
自首
开始时，刘曼不过是想通过自首将自己的罪责抹去，顺便报复一下以前的同伙。但时间一长，他渐渐发现，自己良心上的不安越来越重。他想起了自己从前的生活，那时候，在北京漂泊的刘曼喜欢读书、看报纸。他读过《哈维尔文集》，喜欢看《经济观察报》等一些“比较专业”的报纸，还经常和一些知识分子交流。他甚至尝试着写过小说，并“曾经以为自己会是个大侠”。过去的梦想在心里苏醒了，而随着反思的深入，他逐渐找回了良知。
一天夜里，刘曼做了个梦，梦见自己陷于无边迷雾之中，苦苦寻不着出路，却猛地听见一个小孩对他喊：“爸爸，你要去哪？记得帮我买根冰棒回来。”刘曼毛骨悚然地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再一看时间，不过凌晨4时25分。
毒奶粉事件对他的刺激更大。“我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孩子，他也得吃喝拉撒。”刘曼发现，不能再等，一定要尽快将假货曝光。他决定去自首，将自己做过的事情全部交代出来，“哪怕被判个三年五年，也认了”。
刘曼尝试着将自己卖假货的事和要去自首的决定告诉了挺着大肚子的妻子。妻子支持他。当着刘曼的面，她从未抱怨，只有一次低声说他“以前就不该去卖假货”，可刘曼不在时，她却常常会不住地流泪。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湖南女人，相信自己的丈夫敢作敢当是好事，却又担心自己即将生产，无人照顾。矛盾在夫妇二人心里纠缠。每天晚上，刘曼听着妻子做噩梦时发出的声音，摸着她肚子里的孩子踢着自己，心里充满了悔恨和矛盾。
刘曼也把想自首的事告诉了儿时的好友，还有他尊敬的老师。大伙理解他，但也劝他，只要洗手不干就好，不一定要去自首。他也一次次地想退缩，“心往前走，身子却在往后跑”，他甚至想放弃自首，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对之前的所作所为不管不顾”。
但内心的挣扎并没有阻止他。刘曼说，他希望通过自首，洗清自己的罪责，“重新做人”。因为只有那样，才能过上以前那种“踏实的生活，日子尽管辛苦，也不富裕，但心里很充实，无需再面对良心的责难”。他甚至希望，自己“一个人的自首”，能唤醒那些还在违法犯罪之人的良知。
2月16日，刘曼带着自己的罪证，踏上了自首的路。临出门，他没敢多说什么，只丢下一句：“放心吧，没事。”妻子也没敢出门送他，只是在他走后一个人呆坐了一天，默默流泪。
一路上，刘曼步伐沉重，嘴唇发抖，“脑袋整个都是木的”，但他没有迟疑。下午4点，刘曼敲开了国家工商总局信访办公室的大门，在办公人员提供的一张白纸上快速、用力地书写自己的“罪责”，前后用了不过10分钟，但对他而言，却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16开的纸，很快就被刘曼深深的笔迹布满了，随即，他将纸翻转过来，签下自己的名字，递出去，出了口气。
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结局，但他坚信，自己是在期待一次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