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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下清水村的民宅，大多傍山而建。不忙时，26岁的解锋喜欢挎着相机，沿着村里的方砖路四处转转，不时，会有村民远远地冲他招呼：“小解，到家里来坐啊！”顽皮的孩子则围着他恳求：“叔，给照张相吧！”简单的话语，熟悉而亲切。
从生分的“大学生”到热乎的“小解”，解锋用了近三年时间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但对很多人而言，他和他的“村官”同伴们，却仍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群体。说熟悉，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和中央对他们的热切关注。2008年末，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与大学生“村官”座谈时强调，他们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党政机关培养和储备来自工农一线后备人才的重要来源。说陌生，是因为他们和大多数同龄人过着相对不同的生活。人们好奇，这是一群怎样的年轻人？“村官”生涯给了他们怎样的经历？他们有着怎样的困惑与压力？日前，本刊记者专门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四个自然村，走进了这一群体最真实的生活。
那么多座山，怎么走都走不出去
“山里真的太冷了，你还是别上来了。”本刊记者说明采访意图后，电话那端解锋冒出这么一句开场白，直白却不失山里人的热情。实在拗不过记者，他只得调侃：“那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啊！”
临近黄昏，为了不至于摸黑进山，记者在门头沟区的一个村子拦了辆民用面包车，顺着盘山路走了两个小时，终于在山那边的村口，见到了等候多时的解锋。夜幕下，紧贴村委会后墙的大山影影绰绰，将身着黑色羽绒衣、深色牛仔裤的解锋映衬得瘦小精悍。他推开村支书办公室里间的门，将记者迎了进去。
那是解锋的办公室兼宿舍，十几平方米，里面书柜、写字台、单人床、电视、电脑一应俱全。2006年7月，初出校门的他就是在这里走马上任的。那天，他和同镇的6名大学生“村官”坐着中巴车进山，“一路上群山连绵，景色美不胜收，大家很兴奋”。可时间一长，解锋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初来乍到和村民不熟，闲时只能独自呆坐看着群山，“就觉得那么多座山，怎么走都走不出去”。
头三个月，解锋是“挨过去”的。吃饭，用自己带来的电磁炉炒菜，再买些主食就凑合着过去了。可村委会只有一台会计专用电脑能上网，每月还不能超过20小时，但凡要发邮件、查信息，解锋得去好几里外的镇政府。
“现在条件好多了！”解锋说。自2006年10月被借调到镇政府参与农业普查、经济普查等工作后，一日三餐已能在一公里外的镇政府食堂解决了，而村委会也终于在2008年安装了宽带，这让“村子离外面的世界更近了”。记者到访时，解锋正忙着在电脑上查资料，修改自己撰写的村务、党务、财务三份报告，为第二天的村民代表大会做准备。
与村子一同成长
1月15日是下清水村的民主公开日。九点半，村民代表陆续进场，解锋和一名刚来半年的“村官”则忙着布置会场。一位村民抽着卷烟冲后者打趣：“你得改改口音了，你播广播俺们听不懂啊。”马上有人附和：“得学学小解，他现在说话都有俺们这儿的口音了。”解锋笑着安慰同伴：“慢慢来，我刚开始也这样。”
解锋还记得，第一次参加村民代表大会，自己按村官面试的套路有板有眼地自我介绍，引来场下阵阵善意的哄笑：“咋这么严肃呢？”他的脸唰地就红了。
第一次撰写村务报告，自己拿着洋洋洒洒几页纸请村长审核，村长边看边用红笔画圈：“成绩斐然，‘斐然’老百姓不懂啊，不如改成‘成绩很大’……”改到最后，村长将一份满是红圈的村务报告递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村务报告是读给村民听的，要多来点儿干货。”
计算机系毕业的解锋在村里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有机肥加工厂的会计。习惯了与电脑打交道，计算器和账本都变得陌生了。“好几次，不管怎么算，总有几分钱、几毛钱死活对不上账，就想用自己的钱补上算了。可又一想，现在垫小钱，以后要是差十几万、几十万怎么办？我可没那么多钱往里填漏。”于是，继续与账本“死磕”。三个月后，解锋顺利通过考验，接管了加工厂的全部财务。
“村干部的基层经验和智慧远比书本知识鲜活。”尝到甜头的解锋忙碌起来。帮村里制定有机肥加工厂迁址工程可行性报告，帮村民修电脑，教他们上网、使用word文档，修下水道……忙完这些，他又将自己几乎所有业余时间花在为村子留影上。南郊3000多平方米荒地经过硬化后变成停车场；原本下雨就不能走人的村路经过翻修已经焕然一新；水网工程改造顺利；防洪墙修葺成功；村民争先恐后到外乡演山梆子戏……细心的解锋用镜头记录下村里每一处变化，又以它们为素材，制作了村里首个村务公开电子系统。在村委会会议室的一角，他为记者演示了耗时两个月建立起来的系统。解锋在每一栏目下设立了丰富的子栏目，又将平日拍摄的照片随时更新进去。“我一直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村庄生动的历史。”他的口气中充满了自豪。
三年下来，解锋终于成了“村里人”，哪家有红白喜事都请他记账，电脑出了问题也找他帮忙。闲时，解锋喜欢去村民家，和他们坐在炕头唠嗑，村民则捧上自家种的蔬果表达对这个大学生的喜爱，有时是一把杏，有时是新摘的香椿。
爱情接受距离考验
在写字台最醒目的位置，解锋摆放着自己和女友的合影。照片上的女孩笑容甜美，青春逼人。她比解锋低一届，山东菏泽人，两人是在2004年的一次同乡会上认识的。热恋了两年后，二人的未来却因为解锋的毕业开始面临现实考验。
2006年3月，北京市开始选聘大学生“村官”，解锋对此“心动不已”，却担心女友反对，绞尽脑汁想了一堆理由，也做好了争辩的准备。他甚至不避讳自己选择“村官”的现实因素：“为北京新农村建设贡献三年青春和智慧，我更愿将取得北京户口看作是一种肯定，当然这不是第一位的。这份工作所能够提供的基层锻炼才是我们作出选择的首要因素。”可解锋没想到，这些理由最后一个也没用上。自己刚开口，女友便欣然同意：“我全力支持你！”
随着解锋进入“村官”行列，两人相见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不过，我们每天都会通十几分钟电话。”
三年里，女友到村里看过解锋四五次。对他而言，这是最甜蜜的回忆，对女友而言，却多了分感慨。初次来时，看着“满是大山”的环境，女友怔住了。再看着解锋自己凑合着做饭，“心疼得哭了出来”。那之后，她每次到下清水村，都会提前到超市拎上大包小包的食物。“可他却好像满不在乎。”相聚时，解锋总爱带女友看村里的每一处变化，渐渐地，她也爱上了这个小山村，手牵手在村里散步，成了每次见面最浪漫的事。
两年前，作为选调生，女友顺利进入天津一国企做行政工作，两人也开始畅想起属于自己的未来。女友总是满怀期待地憧憬：“真希望我们能长相厮守！”解锋却一次又一次无言以对，他的目光总是悄悄停留在床头那张自己拍摄的下清水村俯瞰图上。他不敢想象自己将迈着怎样的步子离开这里。“即使最难的时候我也没后悔过当初的选择，毕竟新农村建设中留下了我们努力的痕迹。”
艰难的选择
在京郊另外几个村子，记者见到了几位更年轻的“村官”。
史丽丽是丰台区长辛店镇太子峪村的村支书助理，精致的眉型和时尚的装扮使她看来与都市女孩无异。受惠于“春蕾计划”（一项爱心工程，旨在帮助因贫困而辍学或濒临辍学的女童重返校园）的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属于“社会的人”，为了报考“村官”，她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好不容易找到的咨询公司工作。
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水峪嘴村村支书胡凤才对他们村的“村官”刘孙萍也赞不绝口：“我脾气急，有什么事，总喜欢板起脸训人，小刘就借广播、报纸宣传该怎么和村民沟通，对我影响蛮大的。”
结束走访，记者发现，这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特点各异，却不约而同都能将“村务公开”、“党建工作”等专业词汇信手拈来，与都市同龄人满口的时尚用语形成极大反差。而每到一个村子，也总有人拉着记者：“刚开始，我们都以为他们‘镀镀金’就走，没指望这些孩子能折腾出什么名堂，可两三年下来，他们真做了不少实事。记者同志，你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然而，对这群年轻人而言，无论是走是留，都是艰难的选择。
选择留下，他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未被纳入行政编制的事实。身份的困惑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感。据了解，三年服务期满后，大学生“村官”可自主选择去向。而一项针对9079名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显示，相对于读研、找工作和自主创业，61.76%被访者更倾向于考公务员。但对他们来说，“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这一激励政策却仍比较模糊。
选择离开，也同样需要勇气。三年的相处，他们已将工作过的村庄视作第二故乡，情感上难以割舍。
这群年轻人为农村带来的改变是不容忽视的。在《“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执笔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看来，“既然广大农村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那大学毕业生作为现代科技知识的拥有者与载体，就是打赢这场硬仗的生力军”。据胡教授介绍，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依然将重点放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并正式提出“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就是希望通过实施人才战略，推动广大农村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事实上，从1995年江苏省率先选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到2008年大学生‘村官’计划正式转入国家行动阶段，这一政策已经历13年的探索。其间，除了从年龄、知识结构等方面优化了基层干部队伍，这数十万大学生‘村官’还不断将活跃的思维，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注入到农村这个最基层的社会细胞之中。这项措施若能长期坚持下去，必将开创我国新农村建设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解锋，1983年生，山东菏泽人，2006年7月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同年被选聘到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下清水村担任村支书助理，成为北京市首批大学生“村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