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的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会变,得不偿失。——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
这段话,被印在一张名片上,其主人,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久,一个靠炒瓜子起家的个体户。
年广久1937年1月出生于安徽怀远县一个满族家庭。年幼时,他随父母一路乞讨来到芜湖,并从9岁起就随父亲在街头叫卖水果,可家里的水果摊随后却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1963年,年广久本人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一年。1972年,他学会了炒瓜子的技术,便偷偷摸摸卖起了瓜子。
年广久的瓜子又香又容易磕,而且凡有人买一袋瓜子,他总会再抓一大把送给对方,对方不要,他还硬塞。一来二去,年广久“傻子”的名号便随着瓜子的香味传开了,他也干脆借势将其瓜子称为“傻子瓜子”。特殊又易记的牌子让年广久的买卖越发红火。到1976年,不过39岁的年广久就已是百万富翁了,钱多得要用麻袋装。
生意做大了,年广久不得不请一些帮手。帮手越请越多,很快便达到12个。好事者马上联想到马克思《资本论》中著名的“七上八下”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一时间,“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的流言满天飞,“雇工是否属于剥削”的敏感命题也随之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为此,安徽省农工委不得不派专人到芜湖调查。1980年,调查报告被呈送至邓小平处,他看过之后明确表示,对“傻子瓜子”姓“社”姓“资”的争论,要“放一放”、“看一看”。
争论的平息让年广久的生意得以继续发展,到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量已达到9000公斤,雇工数也超过百人,成为当时中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个体户。可很快,又有人将“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要求“治治他”。
消息再次传到邓小平耳朵里。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年广久就这样再次被邓小平“保”了下来。和他一样“获救”的,还有全国逾10万的个体工商户,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最终因这番话迎刃而解。
1986年,在销售上遇到瓶颈的年广久决定推出全国最大规模的有奖销售,一等奖为上海牌小轿车一辆。此举一出,市场疯狂,在随后短短半个多月时间里,其累计销售金额就已达700余万元,5家工厂全天24小时不间断加工,还是供不应求。可火爆局面持续不过一个月,国务院就下达了“废止全国有奖销售活动”通知,年广久也被人以“贪污罪”告上了法庭。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这一次,为年广久带来转机的还是邓小平。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的时候发表讲话,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段文字。此话一出,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了,1992年3月13日,年广久被改判无罪。
三落三起,年广久是幸运的。正因为有了邓小平的“保护”,他才得以在改革开放初期用坚持带动沉寂市场的复苏,用勇敢为私营企业赢得了生存的空间。30多年后的今天,年广久早已将事业传给了下一代。“傻子瓜子”还是当年的“傻子瓜子”,只不过市场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