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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官员公开道歉的事最近可谓接二连三。比如，杭州地铁工地发生塌陷事故，中铁四局集团党委副书记资宝成专门向遇难者、受伤者及其家属，以及公众鞠躬道歉。此前，就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深圳海事局也发出道歉信，“对林嘉祥酒后的不当言行深表歉意”。更让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今年6月底，贵州发生“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三次向百姓道歉。
其实，作为一项制度建设，失职者道歉在一些地方早已变为刚性规章。去年深圳就规定，政府部门工作有失误，公务员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要以登报发表声明等形式公开向公众道歉。
如果说，在多年以前，一位高级官员就某一事件或事故向公众道歉，人们还感觉新奇的话，那么，在今天，官员道歉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不道歉反而会受到社会诟病和公众质疑。
这表明，在当下中国官员的政治生存法则中，无论是在制度层面上还是在具体实践层面，“道歉”都已逐渐走上前台。在以前，一起事故或事件发生，自始至终都见不到相关责任部门或官员表个态、道个歉。死不认错、永远正确，成为其主要特征，也成为远离公众、脱离实际的重要原因。现在，当道歉不道歉已不成问题的时候，什么时候道歉、主动还是被动道歉则成了问题。
有的部门或官员对事件或事故反应迟钝，迟迟不表态，最后道歉也是迫不得已。比如“华南虎事件”中，公众对虎照真假早就心如明镜，但当地一些部门与官员的表现实在差劲，严重影响了其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就文章开头所列举三起道歉案例看，道歉都比较及时。考虑到此前深圳有关制度规定，深圳海事局的道歉信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落实制度的“规定动作”，难说主动被动。其他两起道歉则更多的是一种主动行为。
如此看来，道歉还是不道歉、什么时候道歉、主动道歉还是被动道歉，构成了“官员道歉政治”的三个环节，展现了政治上的开明、民主与社会进步的轨迹。但是，只有及时而主动的道歉，才是“官员道歉”走向开明政治、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才是真正负起责任、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从政治文明角度看，迫于压力的道歉，体现的是一种制度文明。但被动道歉往往是当事方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有认清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因而在解决问题时容易抓不住问题的症结，道歉之后解决问题的举措，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敷衍塞责，难免会重蹈覆辙，重犯同类错误。
公众欢迎的是真诚主动的道歉。这种道歉，是一种春风化雨的力量，具有润物无声的效果，能够有效拉近官民之间的情感，给公众一个强烈信号：你或你这个部门是负责任的，是真正为了民众、依靠民众的，处事一定是公平、公道、公正的，凡事能够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待。如此，一准能真正赢得群众，在客观上扭转危机，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与稳定。从一定意义上说，瓮安事件能够迅速出现转机并最终妥善解决，与石宗源的三次向百姓道歉关系甚大。
真诚、主动道歉是负责任的第一步。检验道歉是真挚诚恳，抑或是一种公关行为，办法只有一个，那便是看问题解决得及时不及时，彻底不彻底。对于官员来说，切忌把道歉当成一种政治时髦，当成一种危机公关，当成躲避风头的手段。你欺骗了群众，群众就不会再信任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大实话具有实实在在的分量，永远不会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