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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中国式“太空行走”
本刊记者 张建魁
2008年9月27日16时45分，在距离地球表面330多公里的太空，中国航天员翟志刚，在队友刘伯明和景海鹏的协助下，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舱门，举步跨向浩瀚的外太空……
进行“太空行走”，是这次“神七”执行的最重要任务，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的新突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成功迈出第二步，突破和掌握出舱活动关键技术，使载人航天事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这也许只是翟志刚的一小步，却是中国航天事业迈出的又一大步。非常巧合的是，“神七”三位航天员同为42岁，都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献身航天事业的脚步，正是我国航天事业奋起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历程。
1965年3月18日，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乘“上升—2”号飞船遨游太空，成为人类“太空行走”第一人。同年6月3日，美国人爱德华·怀特紧追其后，也成功进行了“太空漫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几年的建设，经济和社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科技水平迅速提升。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增添了中国人不甘落后的雄心。在试验“两弹一星”的同时， 我国于1968年4月成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开始研究与航天相关的各种关键技术，并着手选训宇航员和进行载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
虽然此后遭遇了“文革”浩劫，但几十年来，中国在航天技术和培养航天员方面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1992年1月起，我国正式启动了载人航天工程，这项工程后来被定名为“神舟”号飞船载人航天工程，并制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发射无人飞船和有人飞船，将航天员安全地送入近地轨道，进行适量的对地观测和科学试验，并使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第二步，重点完成出舱活动、交会对接试验和发射长期自主飞行、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1998年1月，“中国第一个航天团队”组建，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刘伯明和景海鹏等成为我国第一代航天员。杨利伟驾“神五”，圆了中国人千年飞天梦；费俊龙、聂海胜乘“神六”， 逡巡天宇五日五夜；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飞马腾空”，进行太空行走。
从“神五”、“神六”到“神七”， 三度金秋，三次飞天，三次辉煌。我国第一代航天员的身后，清晰留下新中国航天事业40多年走过的脚印……
和新中国航天梦一起“出生”
本刊记者 李荣刚 刘元亮 本刊特约记者 薛 克 田亚静
人们将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的“神七”飞天组合，形容为“ 天马行空”，因为他们都属“马”，都出生于1966年。他们正好代表了一代人。
“时代造英雄”。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就是中国进入“航天时代”造就出来的英雄，尽管他们仨都出身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
飞机模型“玩”出理想
9月23日，《环球人物》记者来到翟志刚的老家——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江县龙江镇通达街11号。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农家小院落，四间红砖盖起的低矮平房中，除了老旧的电视机、洗衣机外，没有其他值钱的家当。墙上醒目的位置，张贴着翟志刚从北京航天城邮寄回来的“神六”航天员的宣传海报，和一本中国国家航天局印制的航天员日历。
42年前，53岁的翟向朝和41岁的妻子有了他们的第六个孩子——翟志刚。幺儿子的出生，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境变得更加困难。长期的劳累，又使翟向朝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和心脏病，只能常年卧床。生活的重担全落在妻子柔弱的肩膀上，她只得每天到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每卖一小碗瓜子，只有五分钱的微薄进账。
“我爸和我妈大字不识一个，可他们都认死理，明白读书有用。”翟志刚的二哥翟志勇告诉记者，当年，大姐翟朋素从克山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龙江教书，不但在一夜之间“农转非”，每个月还能给家里增添30多块钱收入。这让母亲“尝到了甜头”，也自此下定决心，“要让所有孩子都读书”。翟志刚也在刚到上学年龄的时候，被母亲送到龙江镇小学。
别看翟志刚年龄小，却很懂事，“初中到高中，他每天放学回家后就做饭，然后帮妈妈炒一锅瓜子，送到电影院门口，做完这些‘功课’，才匆匆赶回学校上晚自习”。整整六年，从未间断过。或许是家庭的压力分散了翟志刚在学习上的精力，中考时，本来信心满满的他，“最终却只考上了普高龙江二中”。后来，哥哥姐姐们纷纷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他独自一人守着父母，照顾了他们四年。
在翟志刚十一二岁的时候，大姐翟朋素送给他一个铝制的飞机模型：“那是小弟儿时唯一的玩具，他很喜欢，每天都要拿出来看看，擦得锃亮。”而航天梦，或许就是在与飞机模型的对视中，从年幼的翟志刚心底，悄悄萌芽、成长。
“东方红一号”是最早记忆
刘伯明是翟志刚的齐齐哈尔老乡，出生在依安县农村。和喜爱飞机模型、向往太空的翟志刚一样，儿时的刘伯明也喜欢坐在自家小院中仰望繁星，由此产生无限遐思。
197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年份。那年的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它所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宏亮。
刘伯明的父亲刘志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天，他们父子俩是通过村里的集体广播听到“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的消息的，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儿子对太空最初的印象。
在家人眼中，刘伯明最大的特点就是“特爱念书，特能吃苦”。“那个年代，吃饱饭是最大的事情，刘伯明平时吃得最好的就是馒头了，通常都是玉米饭；衣服，几乎是一年四季就那一套。”可即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仍能坚持学习。
读初二那年暑假，刘伯明帮家里放猪，可有一天，到了下午5点多钟，饥肠辘辘的猪儿自己溜达回了家，刘伯明却不见踪影，这可急坏了家里人。刘伯明的几个兄弟四处寻找，后来才发现他正坐在放猪的路边，啃书本入了迷。
高中，刘伯明考入了依安一中。为了节省每天2角的住宿费，刘伯明是全班52个学生中唯一一个不住校的。每天清晨，做早饭的母亲一起床，刘伯明就跟着起来，点上蜡烛，在烛光下静静看书；吃完早饭，便带着装大饼子的饭盒，骑着父亲给他买的二手自行车上路，六点半前准时赶到10公里外的学校。冬天的依安，天寒地冻，低温能达到零下二三十度，刘伯明每次赶到学校，棉衣都湿透了，而头上没被狗皮帽子遮盖的部分，汗水早已凝结成霜。放学后，刘伯明会再骑10公里山路回家。吃过晚饭，便往大炕上一坐，一声不吱地坐在那儿看书，“每天晚上给他一支蜡烛，都是看书看到燃完了才睡觉”。如今看来，或许就是这三年，为刘伯明的强壮体魄和坚毅性格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离飞机场“最近”的孩子
和翟志刚、刘伯明同样受到人们关注的，还有景海鹏，这个来自山西运城的西北汉子。因为他，盐湖区的杨家卓村，这个原本普通、宁静的北方小村，如今被众多记者频繁“光顾”，变得热闹非凡。
景海鹏的家， 是村里一个平常的院落。推开院门，大红的月季，雪白的海棠，碧绿的吊兰映入眼帘，而一颗高大的枣树上挂着的沉甸甸的尚未成熟的枣子，惹人忍不住想伸手摘来一饱口福。景妈妈笑着说，这颗树并不是刻意栽种的，而是景海鹏出生那一年，自己长出来的。没想到，没人料理的它，竟慢慢长成了一棵大树，每年都能结不少枣，可以给孩子们解解馋。
景海鹏小时候可没这么好的口福。他的弟弟景海龙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由于家里条件不好，哥哥上中学住校后，每周都从家里带走30个馍馍，挂在宿舍的门把手上，将馍晾干。吃时再用热水泡了，就着咸菜。”
景海鹏家一共兄妹三个。为了供养他们上学，除了种地外，父亲还要用高粱穗编扫帚卖钱补贴家用。因为每天晚上都要编到很晚，一个人干活又很闷，容易犯困，思来想去，他一咬牙，买了个红灯牌小收音机。可时间一长，收音机上调频的小旋钮失灵了，没办法，父亲只得重新回到寂寞的工作状态。经常帮父亲干活儿的景海鹏发现了这个问题，便悄悄拆开了收音机。鼓捣了半天，终于明白是连接旋钮的皮带打滑了。很快，他找村里的乐队要了点松香撒在皮带上，再一转旋钮，果真能用了。家里的“高级电器”在他的手上“起死回生”了。
景海鹏喜欢琢磨，也喜欢憧憬。运城有一座老飞机场，后来，国家又在那儿建了一所航校。当其他地方的人们很少见到汽车的时候，运城人已常常仰望在空中翱翔的飞机，飞向蓝天也因此成为当地很多青少年的梦想。“小时候，我们邻村就有一个飞行员。有时，人家穿着皮衣皮裤的飞行服从我们村过，我们可羡慕呢！”景海鹏的弟弟景海龙说，“我哥常说，当飞行员保家卫国，那多光荣啊！”
带着美好的愿望，景海鹏和翟志刚、刘伯明一起跨进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有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年少的他们没有想到，仅若干年后，他们的人生就和祖国的航天事业真的紧密连在了一起。
提要──
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紧接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方案一步步从图纸变为现实；“上天、入地、下海”（发射一颗卫星、把地球钻个洞取矿样、造大轮船）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遍全国的口号。
三“飞马”翱翔蓝天
本刊记者 李荣刚 路琰 刘元亮 本刊特约记者 薛 克 李建中
1985年，翟志刚、刘伯明和景海鹏三位18岁的青年，彼此远隔千里，互不相识。恐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一年与天空结下不解之缘，并于10多年后在北京郊区一个被称为“航天城”的地方，成为生死与共的伙伴。
“招飞”一步跳“农门”
1985年4月的一个清晨，黑龙江省龙江县的所有高三男毕业生都很激动，因为今天是空军来龙江县招收飞行员的日子。在那个年代，“招飞”意味着能一步跳出“农门”，成为“国家的人”。这也是众多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最快捷的途径。
龙江二中有120多名学生报名，翟志刚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招飞”体检是绝对严格的，大部分人都会在过这一关时被无情淘汰。这一次，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平日默默无闻的翟志刚，竟然顺利通过了第一轮筛选，成为仅通过的三人之一。
翟志刚立刻成为了焦点人物，不少老师和同学感到非常惊奇：“怎么会是他，是不是体检的人搞错了。他个子不高，也不壮嘛！”但是，随着翟志刚毫无障碍地通过第二、第三轮复检，大家的疑虑被彻底打消了，翟志刚成为龙江县当年被长春飞行学院录取的唯一一名学生。
然而，这一切翟志刚的家里并不知道。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天，像往常一样，翟志刚放学回到家，先帮母亲打扫好院子，然后一边帮母亲做晚饭一边说：“妈，我考上飞行员了，要到部队里去上学，不交学费，还要发津贴。” 全家人这才知道这个天大的喜讯。
翟志刚的二哥翟志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家里当时很困难，一年到头都吃玉米面。去航校前，母亲特意给翟志刚蒸了一锅白面馒头，做了一锅猪肉炖粉条，还向邻居借了20元钱，给他买了一个旅行包，可是却没什么东西装满它。老人对着旅行包不住地流泪。
翟志刚告别了家乡，告别了泥土，开始了崭新的蓝天人生。
与翟志刚的经历非常相似，同一年，农民的儿子刘伯明、景海鹏也冲过重重“关卡”，考入飞行学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学员。就在这三个有志青年为翱翔蓝天的理想不断努力的时候，依然是1985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曾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的胡世祥回忆，在经过多次讨论后，中科院、国防科工委的多位专家联合上书中央，“863计划”应运而生。运载火箭技术攻关，成为计划重点。载人航天事业有了开端。
高淘汰率吓不倒“尖子”
飞行学院与普通高校最大的不同在于，这里有着严格的淘汰制度。进入长春飞行学院的学员中，最后只有70%能顺利进入下一环节——到空军第三飞行学院继续学习。
翟志刚在长春飞行学院学习的一年零八个月里，主要进行的是飞行理论知识普及和体能训练。他奋发图强，努力上进，功课、体能、内务样样拔尖。198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各项考核，顺利进入空军第三飞行学院。距离翱翔天空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学习飞行，要先从初级教练机开始。这是一个淘汰率更高的地方，50%的淘汰率让许多学员一进门就感到巨大的压力。大家都是入校新生，向往飞行的迫切心情可想而知。第一周准备工作，主要是在教练机上熟悉各种仪表的性能和开关电源。翟志刚非常想早日熟悉这些设备，每天下午下课后的休息时间，他都会来到训练场，拉拉操纵杆，踩踩油门，感受一下驾驶力度的大小、方向和速度。翟志刚心里清楚，在这个高淘汰率的学校里，不刻苦、不努力是飞不出来的。“在那个年代，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飞出来。”翟志刚飞行学院的同学、空军驻阜新某部飞行员陈继革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一周过去了，翟志刚终于可以飞行了。陈继革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翟志刚登上飞机时那一套连贯而优美的动作：右手拉住机身外侧拉手，左脚踩着机翼下的踏板，往上一跃，站到机翼上，然后再纵身一跳进入机舱。40分钟后，飞行一圈的翟志刚平稳着陆。很快，翟志刚就成为该队第一批放单飞（指没有教练员陪同，自己独立飞行）的飞行员。
再残酷的淘汰也吓不倒尖子。他一马当先，直接进入高教机的学习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翟志刚和刘伯明被分在了同一个大队，两个齐齐哈尔的同乡从此渐渐成为亲密战友。当年的教员盘湘英，是一个有几十年驾驶经验的老飞行员，回忆起翟志刚和刘伯明，他用了“不可多得的飞行员”来形容他们。“他们两个都是班里的尖子，平时练习时，别人做一遍，他俩做两遍、三遍，不达到满分的标准绝不罢休。每学一个课目，翟志刚都会专门用一个笔记本，详细记录每个程序、动作要领、注意力分配、安全知识、飞行体会等内容。只要一有空，他就背记飞行理论和飞机的有关数据，而且坚持不懈。日积月累，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与危险朝夕相伴
学生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翟志刚和刘伯明毕业离开学校，一同来到了驻扎在大山深处的飞行部队，成为了真正的飞行员。
翟志刚惊人的技术和心理素质在他初到部队时，就已经显露出来。曾担任翟志刚教导主任的蔡文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山中突降大雾，指挥中心要求正在飞行的飞机马上迫降，但飞行员已经无法用肉眼看到降落的跑道。翟志刚初来乍到，对周边环境并不熟悉，但他却利用驾驶室中的仪表数据，结合自己背下来的相关参数，顺利地穿过漫天迷雾，平稳地降落在大山之中的跑道上。这一场景，令蔡文杰对这名新兵的胆识与果断刮目相看，至今难忘。
在部队飞“歼八”战斗机那几年，刘伯明也遇到一次惊心动魄的事。有一次，刘伯明奉命驾机察看天气情况。当时天气不太稳定，起飞后能见度很差，地面的风力又不断增强，导致飞机在空中比原计划多飞行了40分钟。由于起飞前估计不足，飞机燃油准备不够，只好在空中用最省油的方式飞行，但无法正常着陆。眼看燃油就要耗尽，刘伯明果断地选择了非常危险的迫降方式——调头强行着陆。最后，飞机是斜着落下来的。
此时，来自山西的景海鹏虽然还不认识东北的这两个兄弟，但他也在另外一个飞行大队里拼命进行着最初的训练。
擅长打篮球和长跑的景海鹏，不会游泳，是不折不扣的旱鸭子。飞行员必须会游泳，否则就被淘汰。当时这项训练科目的及格标准是游50米，100米为良好，200米为优秀。临考试前，中队长对景海鹏说：“你一定要及格！我给你点时间，你先在水上练习调整呼吸，我最后一个来检查你。”
考试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景海鹏竟然一气游了200米，让所有人惊讶万分。原来，景海鹏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在游泳池里整整苦练了一天。一天时间，景海鹏的游泳水平从勉强及格提高到优秀，并因此获得了自他入伍以来，全中队的第一个嘉奖。
三名航天员相像之处有很多，身高、体重、年龄、经历……除此之外，顽强的拼搏精神也是他们所同有的财富。正因如此，他们才能从全国上千名精英飞行员中脱颖而出，告别战斗机，进入“航天城”。
提要——
1979年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此行不仅结束了中美两国近30年的敌对和隔绝，也为新中国航天工程的启动悄然拉开了帷幕。在美国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坐进了月球车。“我是代表近十亿中国人民坐进月球车的。”邓小平事后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此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了在外太空追赶美苏两个大国的脚步。
为漫步太空十年“磨剑”
本刊记者 杜飞进 廖文根 余建斌
1998年1月5日，是中国航天史上殊不平凡的一日。位于京郊的“中国北京航天城”迎来了包括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在内的14名空军部队飞行员。他们摘下飞行徽标，换上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徽标，在“航天城”的一面五星红旗下紧握拳头，发出铿锵有力的誓言：“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高于一切，为实现中华民族飞天梦想不懈奋斗！”
这个庄重的仪式，翻开了中国航天史册上的重要一页：中国第一个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这是全球第三支航天员大队，距离前两个海外航天员选训中心——俄罗斯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和美国约翰逊航天中心的成立，分别过去了38年和37年。到1998年，俄罗斯正忙于修复第三代空间站——“和平号”空间站，美国则忙于让美国首位宇航员、77岁的参议员约翰·格伦重返太空，成为最高龄的“太空人”。
相比之下，中国的载人航天如初生的婴儿，正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载人航天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科技基础。时不待我，第一代中国航天员的“飞天”之旅，提上了日程表。
三项特殊训练
早在2003年，翟志刚已经为国人所熟悉。当时，作为“神五”的梯队成员，他紧紧跟随在杨利伟的身后。从1999年的“神一”到2003年的“神五”，翟志刚等第一代航天员训练的前5年，为的是实现中国航天事业从“无人”到“载人”的突破。他在航天城接受的“魔鬼训练”包括：超重耐力训练、低压缺氧训练、隔绝训练、过载曲线体验、跳伞训练、血液重新分配训练、野外生存训练等共计8大类58个小项。
当杨利伟平安落地时，新的任务随即摆到了航天员面前：实现从“一人”到“多人”、从舱内到舱外的飞跃。为了完成“神七”的出舱行走任务，翟志刚的训练中新增了3个地面大型设备：模拟失重水槽、低压舱设备、出舱程序模拟器。
“通过这3个地面设备，可以尽量地模拟空间失重环境下的真空低压条件。”在“神七”即将发射的前夕，《环球人物》记者对三名航天员进行了专访。采访中，翟志刚详细讲述了三项特殊训练是如何进行的。“在水槽训练中，最大的体会就是累。我们着舱外服进入失重水槽，此时，舱外服里加了40千帕的压强，即使不在水中，也比较累，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力。同时，着舱外服后，人的视线受限了。平时我们一转头就是90度，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而穿上舱外服，即使自己转头，只要舱外服不转，你就看不到，只能通过舱外服看到这个视角里的东西。漂在水槽里时，脚是看不见的，也用不上，可手的活动也受限了，抬手只能抬到齐眉的高度，再也抬不上去；两手搭起来，只能指尖碰到指尖，想抱都抱不起来了，因此两只手只能操作对接状态的东西。再者，着舱外服在水下工作，并不像着潜水服想怎么翻就怎么翻，而是想快快不了。我第一次做完水槽训练的时候，感觉浑身没劲了。每一次水槽训练结束都要休息两天，如果连续训练的话，两个前臂都是酸的。”
翟志刚在失重水槽里曾发生过一次意外。那是他第二次下水，进行轻装潜水训练。到了水里，刚进行工作，翟志刚就听见氧气瓶发出一声清脆的声音，接着，又是“呼噜呼噜”的水声，他以为是自己水下呼气的气泡声。渐渐的，他觉得不对劲了：水下吸气是不冒气泡的，可他吸气时还在冒，这是氧气瓶漏气了！一同下水的另一位潜水员，立即把翟志刚的呼吸嘴拿掉，换上了备用的。此时，跟在后面的教员不知道呼吸嘴已换，连忙追上来“抢”翟志刚的呼吸嘴。翟志刚一摆头，没让教员拿走。氧气瓶漏得越来越多，所有的人都被埋在气泡里，看不清彼此。翟志刚保持冷静，慢慢浮上水面，从容地化险为夷。
如果说失重水槽最大限度地模拟了在舱外行走时所面对的太空环境，那么低压舱则是模拟出舱过程中的“出门”和“回家”，它让航天员真实地体验到出舱泄压过闸和返回过闸的全过程。而出舱程序模拟器，则是模拟出舱活动的全程序，包括舱外服的使用、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舱载设备的使用方法、整个舱外活动过程中的每一指令、每一动作。
“生死与共的伙伴”
从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的太空行走史实看，出舱行走，航天员之间必需默契配合。在“神七”乘组中，翟志刚是指令长，刘伯明、景海鹏是航天员，这是一个合作多年、性格相近、了解甚深的三人组合。其中，翟志刚和刘伯明在空军部队里就已相识，在航天城宿舍楼里两人正巧住楼上楼下，刘伯明和景海鹏则是在“神六”任务梯队中被编在一组。“对我们的配合，我觉得可能是最完美的组合。我们三个都是1985年同一届‘招飞’的，又在航天员大队朝夕相处，情谊很深。我们有各自的岗位，有些衔接的任务三个人都比较熟悉，配合起来比较顺畅。大的训练，不管是两个人一起还是单人训练，完成后三个人都会在一起交流探讨，统一想法。出舱、舱外行走、关舱门，这些会讨论得更多一些。”刘伯明对记者说。
按照分工，刘伯明和翟志刚两人在轨道舱，刘伯明负责轨道舱的设备，穿的是“海鹰”舱外服；而翟志刚穿的是“飞天”舱外服（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我们同时操作设备，有两人一起做的，也有一个人操作的。”刘伯明说：“在出舱过闸阶段，对我的要求可能比对‘飞天’（代指翟志刚）的要求更高一些。因为很多指令，包括读手势等，都是我在那里做观察。我可能是边做手势边操作自己的服装，他做自己的就可以。到最后过闸时，两人协助、配合，在一两分钟内打开舱门，一起面对同样的真空条件。但是‘飞天’出舱后，他面临的困难大一些，我主要是在舱门附近，一直关注他、提示他、支持他，包括安全系绳，电脐带是否缠绕等。出舱后我们的视线变窄，周围的情况他看得不是很全面，我要经常观察，时刻提醒他检查氧气瓶、电这些参数，一切以安全为主。”
而此时，景海鹏的任务是留在返回舱。“你们在前面大刀阔斧地干，大刀阔斧地做，我在后面给你们填空、弥补、查漏补缺。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会全力协调，全力配合，全力支持，肯定没问题的。”景海鹏常常这样鼓励同伴，“曾经有人问过我，你感觉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是战友，平时是亲密无间的伙伴，执行任务时是生死与共的伙伴。”
接受我们的采访时，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特意提到了航天员大队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10年来，他们和整个航天员大队的教员、专家、工作人员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飞跃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是他们的每一步，汇聚成了中国在太空中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