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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2008年8月14日，这一天对我来说很特别——母亲离开我已整整30载了。
千禧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回到了北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把精心制作的一张照片，贴在母亲的墓碑上。那张照片是我刚在台湾出版的一部书的封面，书名叫做《唢呐烟尘》，在大陆出版时改为《刀口上的家族》，是以母亲家族五十年经历为故事线索创作的长篇小说。
赫赫有名的陶家
中国历史悠久，许多家族都有上百代的记录。在我理解中，只有一个有名望的父亲，或者一个有名望的母亲，恐怕都很难说是“名门”。
当年湖北黄冈有三个大家族，夏家、万家、陶家。夏家出过一个夏寿康，正直清廉，做过袁世凯的肃政史，就是监察院长，揭发贪污行为，枪决北京市长。万家出过一个万耀煌，蒋介石对井冈山红军发起过五次围剿，最后致使红军走上长征之路的一仗，就是万耀煌指挥的；“西安事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促成最终和平解决的，也是万耀煌。而夏万陶三大姓，自古联姻。我的外婆姓万，夏姓是她的娘家，万耀煌就是她的叔伯二哥。
至于陶家，不说五百年前，陶渊明后人从江西搬到湖北定居黄冈的古事，就近而言，我回故乡苍埠镇，看到文物局安在墙上的铜牌：陶炯照先生旧居——陶炯照就是我的曾外祖父。在1903年，清政府第一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时，陶炯照榜上有名。然而现在，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陶家，六十岁以下的中国人，真正了解的已经很少了。
我的外公是兄弟两个，长兄陶述曾先生，我们称为公公。他16岁偷跑离家，到武汉当兵，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学习建筑，与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茅以升是同学。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飞虎队战机每天从他建造的机场起飞，他指导建造的机场，布满前线后方。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后，众多欧美专家望而止步，是他领导成功堵口。1954年长江泛洪，是他领导保住武汉三镇。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他是副总指挥。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副省长。
但是他的弟弟，我的外公陶希圣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比他名气更大许多。中国近代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曾留有他不可磨灭的痕迹。
一步一步进入决策核心
外公出生于1899年，16岁跟随父亲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其间参加“五四”运动，初尝民主革命的壮烈。北大毕业之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与恽代英、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成为好友。“五卅”运动爆发，外公愤而著文，声讨英国军警滥杀无辜，被英国领馆点名告上法庭，幸亏王云五先生等援救，方得解脱。
但是上海不能再呆下去。当时正赶上北伐开始，外公冒死冲破军阀重围，赶到当时的北伐中心武汉。他接受校长蒋介石亲笔委任状，任黄浦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恽代英当时主持该校工作，郭沫若是外公的直接上司。
武汉军校一度与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合编独立师，由叶挺将军指挥，西进抵抗四川军阀杨森的进攻。外公也在其中，任军法处长。由于对一些具体做法有不同意见，在汪精卫发动“马日事变”之后，外公选择脱离共产党阵营，做了一位自由派学者。
外公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1931年他应聘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做教授，并任系主任，与胡适先生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一起编辑《独立评论》，经常纵论天下大事。“一二·九”运动之后，外公与胡适先生连夜商量，经北大校长蒋梦麟支持，亲自跑到时任北平市长秦德纯处说情，安排宋哲元与北平学界面谈和解，把学生和教授们救出牢房。
“七七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外公与千万学者一起，丢笔弃教，投身抗战队伍。他到庐山参加茶话会，商讨抗战方略。在那里，他受到汪精卫赏识，并第一次接受蒋介石召见。也是在那里，他见到了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从此之后，外公置身政坛，再未能脱离，而且一步一步进入了决策核心。
在杜月笙帮助下，逃离汪伪集团
外公在抗战期间，最惊险的经历，也最为震撼中国历史的一幕，就是“高陶事件”。汪精卫脱离重庆，私去上海，与日军谈判。他当时的助手包括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还有外公。在谈判过程中，外公发现了日寇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决定脱离汪伪集团，回归抗战阵营。他秘密联系当时在上海的杜月笙，偷梁换柱，逃出上海，到达香港。日汪集团发觉外公潜逃，扣住还在读中学的母亲和两个舅舅，作为人质，逼迫外公回上海。
外公逃出上海时，与高宗武两人，偷出了几份最机密的“日汪密约”，准备公布于众。杜月笙便携带这些文件，飞赴重庆，请示蒋介石。当蒋介石获知外公的三个孩子被扣在上海，便命令杜月笙一定救出孩子们，才准予公布“日汪密约”。这件事在最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里也有记载。去年我到台北开会，碰上陈水扁拆除中正纪念堂，我急忙赶到，对母亲的救命恩人最后行礼。
杜月笙指派潜伏上海的万墨林先生，组织了数十名枪手，四处埋伏，轮番换车，把我母亲和两个舅舅从日汪警特的眼皮底下偷运出海，安全抵达香港，一家人终于团聚。而后，外公将“日汪密约”公布在香港《大公报》上，扫除了世人对日寇所存的最后一线幻想，坚定抗战意志。同时这些密约也震惊世界。
之后，外公返回重庆，官拜少将，成为委员长侍从室组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蒋介石唯一署名的著作《中国之命运》便是外公执笔完成的。那是1942年10月，蒋介石的文稿最初是《告全国国民书》，不过三万字，经多次修改与增订，最后扩至十多万字。外公嫡侄陶鼎来对此曾说过他个人的看法：“蒋要他来写这本书，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会写文章，蒋下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蒋要求伯父写，正是看中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就，希望以此来补充蒋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多年后，母亲给我们讲述当时写作此书的情况，仿佛仍能感到外公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态。替“天子”立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抗战胜利，陈布雷去世，外公成为蒋介石“文胆”，所有蒋介石文稿全部由外公撰写，包括著名的“元旦公告”，宣布蒋介石下野。
听母亲说，那些年家里经常高朋满座，陈立夫、蒋纬国、万耀煌都是常客。母亲讲，他们每次在我家谈天，聊得晚了，外婆只是煮一锅汤面，或者炒两个鸡蛋而已。我的三舅曾偷开蒋纬国的车子，被宪兵队捉到，遣送回家。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陶希圣名列第41位。蒋介石战败以后，外公随之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68年，以《中央日报》董事长身份退休，1988年在台北逝世。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外公一生的所作所为，包括他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都被世人淡忘。
孤独而自尊的少年
许多人羡慕名门出身，却很少有人会晓得，名门的光环经常给子弟带来不幸。
我的母亲陶琴薰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父亲沈苏儒从事翻译工作。在外公离开大陆时，父母亲拒绝和他一同赴台。母亲曾陪外婆抵达香港，但最终毅然返回大陆。
1947年，我出生于南京。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听母亲说，那时衣食无忧，很快乐，有许多照片为证。但在我自己的记忆里，从懂事开始，就很孤独。
7岁那年，我随父母从上海搬家到北京。小学时候，虽然我不很清楚自己生于怎样一个家族，但总能隐约感觉到自家跟别人家的不同。
在我的家里，父母亲常常拉紧窗帘，播放着施特劳斯的唱片，翩翩起舞。家中书架上摆放的是《莎士比亚全集》、《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和《简爱》。母亲爱讲她的大学毕业论文《苔丝姑娘》，还会背诵英文原作给我们听。父亲在家要我们背《唐诗三百首》。每次出游，全家都要换穿出客衣服。父亲要我们学习文化，也学习做人。
到了初中，我知道了自己头顶压着家族的大山，永远无法改变。我的外公陶希圣是蒋介石的“文胆”，毛泽东钦点的国民党大战犯；我的母亲是1957年划定的右派分子。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永远无法与周围的人群相融合。于是我接受事实，我忍受着孤独，度过冷淡的青春。
我难过吗？当然，十几岁的青年，渴望朋友，向往爱情，我却终日孑然一身，怎么会不难过。但有的时候，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又滋生着自尊，或者说是希望。
我的孤独，来自家族的阴影，我的自尊，也来自家族的声誉。我的母亲曾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在政治形势最残酷的时候，继续同台湾的外公通信。母亲常带我到前门邮局发信或寄包裹，那是当时北京唯一能对外发信之处；也因为周总理照应，大型歌舞音乐史诗《东方红》公演第一场，我们都进了人民大会堂；全运会开幕式，我们也能到场。
母亲的伯父陶述曾先生，我们称公公，曾任湖北省副省长兼水利厅厅长，经常到北京出差，每次都带我们到处玩，讲他和外公读北京大学时的趣闻，讲早年北京的故事。也因此，我小时候进过豪华饭店，吃过北京几乎所有的老字号，坐过当时北京所有型号的小轿车。
每年，我们全家都要到北京东总布胡同去几次，拜望二伯父沈钧儒先生。我小学六年级时，二伯父曾派他的吉姆大轿车，接奶奶去聊天，奶奶带了我去。那次，我饱览了二伯伯收集的石头，听他讲了许多好玩的事。1964年二伯伯逝世，在中山公园公祭，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陈毅、贺龙都来了。我是站在棺木前守灵的孩子之一。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难忘的经历，能够让一个十岁男孩记忆一生。
未能继承北大出身的家族传统
到了“文革”，我这样的家庭，命运自然更惨。妹妹年幼，跟邻居小孩发生争吵，有些家长会站在院里，挥舞拳头高呼：打倒国民党！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几次抄家，家里的东西全被席卷一空。最后片纸无存，连《毛选》四卷英文版也被当外国书，撕了擦鞋底。
我到陕北插队，开始仗着身高体壮，卖力干活，和老乡们相处融洽。后来一天，村党支书从公社开会回来，说看了北京学生档案。我一听，头就轰一下木了。老乡不知道陶希圣是谁，支书自己也不知道，想了半天，说：就是跟胡宗南一伙的。陕北老乡都知道胡宗南，于是我就成了胡宗南匪帮。老乡对我另眼看待了，北京学生也都挪屁股，离我远着点。
1977年恢复高考，母亲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女不读大学，我和弟弟便都报了名。外公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30年代任北大法学院教授。40年代初，母亲也在西南联大读书，所以我们兄弟都报了北大。
发榜一看，我所有的成绩都比北京大学录取线高出很多，弟弟的成绩更好。母亲高兴极了，以为我们兄弟会成北大校友，写信给外公，报告喜讯。可是，我们都落选了。还是因为家庭原因。母亲急得吐血。我们终究未能继承北大出身的家族传统。
1978年，母亲因患类风湿已至晚期，在北京逝世，年仅57岁。在海峡对岸听闻此消息的外公，潸然泪下。母亲的去世，成了外公晚年最不堪的痛。
1979年，父亲获得平反，从牢房里获释，任《今日中国》副总编辑。
名门不是豪门
1982年，我大学毕业，在陕西电视台工作一年半之后，自费到美国留学。在美国衣阿华大学研究院做助教，读东亚文化和大众传播两系。之后，我来到加利福尼亚旧金山任教，举家搬到美国西岸。教书3年，我拿到绿卡，开始学习美国商业管理，改行做公司。
外公知道我到了美国，他非常想念家人，亲自找蒋经国特批许可，让我去台湾看他。我没有去。上世纪80年代，老人家将近九十，还到美国来看我。他是想在我的身上追寻自己女儿的身影，安慰他无尽的思念。外公听我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非常喜欢。外公对北京很有感情，特别钟情这块土地。那一个月，我跟外公朝夕相处，听外公讲故事，学外公读书，看外公写字，陪外公走路，再次重温传统书香之家的生活情趣，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光阴。
名门不是豪门，豪门崇拜的是富贵或者权力，现在有人喜欢自称贵族，说来说去，不过是比比谁阔而已。名门家族注重的是文化修养。从外公陶希圣身上，我更深地体会了这种文化修养的绵厚深远。不论在政坛涉足多深，外公首先是个成功的学者，一个传统的文人。他精通京剧，常得意洋洋对后辈们夸口：他听过谭鑫培的“击鼓骂曹”，请余叔岩吃过饭，跟程砚秋说过戏。外公也是书法的好手，他说那是苦练出来的，他读北京大学预科的时候，每天写一百个小楷。至于外公读书之多，范围之广，学问之深，集文史法政经于一身，那更是学界公认。
出身名门，可能会是一种压力，要继承名门家族的传统，更非易事，但这也会成为一种动力，推动后辈们努力，不辱没家族的名望。
沈 宁
美籍华人。蒋介石“文胆”陶希圣之外孙，民主人士沈钧儒之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先后出版过《美国十五年》，《战争地带》等著作，被誉为“目前为止美国新移民文学中表现美国社会最真实、最全面的力作。”长篇小说有《百世门风》、《刀口上的家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