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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市向北7公里，是小平同志故里——协兴镇牌坊村。这里青山绿水，梯田层叠，阡陌纵横，稻谷飘香。渠江、浓溪河绕村而过，宛如两条玉带。清晨，记者到达时，邓小平故里纪念园还没开门，参观者登记处，就已有上百游客在等待。
让亲属自力更生
邓小平故里纪念园对面，坐落着一幢幢中式别墅，这是政府专门给从“邓家老院子”周围搬迁出来的农户修建的，每幢别墅住两户人家。别墅区的电线杆上，有一个大而醒目的路标牌：“邓小平舅父家‘淡氏农家乐’往里50米”。
顺着路标的指示，记者来到一幢别墅前。一位穿着背心短裤的60多岁老人正在“淡氏酒家”门前打扫卫生。他热情地招呼记者进客厅坐下，并自我介绍是“邓小平的表弟”，叫淡文全。
淡家客厅正墙的中央，悬挂着“邓小平舅父淡以兴之家”的大匾额，正上方挂着一张1986年邓小平夫妇和淡以兴夫妇在成都的黑白合影。两边的墙上，贴满了主人收集的小平同志在各个时期的生活照片。进来吃饭的游人，都会在照片前驻足端详。
淡文全告诉记者，“小平表哥”一直对他父亲淡以兴很关照。大约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淡家陆续收到从北京某信箱寄来的衣物等包裹，上面的署名是卓琳。其间，也会不时收到一些汇款，是给淡文全父母的生活补贴，每次基本都是10元钱。从1978年8月开始，这笔汇款每月都固定收到。“以前每次寄钱物来，卓琳嫂子就写一封信给我父亲。这年9月，她连续寄两封信。信中说，‘幺舅舅：8月份生活费10元已于8月初寄出，忘了写信告诉你了，不知收到没有？现在又寄去9月份生活补助费10元，望收。以后我们每月七八号给你寄，你估算一下什么时侯可收到(这个月什么时侯收到的下个月也差不多这样)，你到时就去问一下……’”淡文全说，一直到1990年，他的父母都不在了，这笔固定汇款才停止。据淡文全介绍，他的表哥邓小平虽然对淡家很关心，也很照顾，但更要求他们自力更生，不要依赖政府照顾。1978年初，邓小平夫妇在成都接见广安县委领导时，曾告诉他们不要“因为是邓小平的亲戚”而给淡家搞特殊：“我们年年都给舅舅寄些钱，他好喝酒，寄多了会浪费，也对身体没好处。你们在生活上不要给他太多照顾，叫子女们好好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
“虽然我从没见过小平表哥，但从小，我就感受到了他对我们家的关心。”淡文全说：“在我们协兴老街，有人说因为邓小平属龙，所以他不回家。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表哥是非常爱自己家乡的，我父母在世时，他经常询问家中的情况，只是他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回家乡。”
邓家18代“根深叶茂”
告别“邓小平舅父家”，记者在邓小平故居管理局局长马福的带领下，走进了邓小平故里纪念园。
这个纪念园以邓小平故居为核心，园区总面积55万平方米。园内上百种树木、花草枝叶繁茂，像个森林公园。
入内，首先到达的是邓小平铜像广场。“老人家”身穿短衫、军便裤、圆口布鞋，面带微笑地坐在广场中央的椅子上，亲切地注视着家乡的山山水水。
继续往北走，是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坐西向东。三个斜坡屋顶错落有致，三宕三叠，隐喻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人生经历。中间一堵高墙直耸云天，寓意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馆内有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展厅，分“走出广安”、“戎马生涯”、“艰辛探索”、“非常岁月”、“开创伟业”、“小平您好”六个部分展示了小平同志光辉的一生。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记者看到了新修订的牌坊村《邓氏家族分谱》。族谱记载，邓家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邓家先祖邓鹤轩以兵部员外郎之职入蜀，安家广安。到邓小平的父亲这一代，邓家已经在广安繁衍了18代子孙。
纪念馆北边500米处，是小平同志的故居——一个具有浓郁川东风情的农家三合院。院子大门朝西，由东、南、北屋组成。堂屋门额上挂着江泽民同志题写的匾额：“邓小平同志故居”。北厢房中间的一个房间里，陈列着一张做工精细、古色古香的雕花木床。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就出生在这张木床上。“这床是用柏木做的，是小平同志生母淡氏的陪嫁。”陪同的马福告诉记者，“和很多旧时的妇女一样，小平同志的母亲兼具四川妇女勤劳和善良的优秀品质。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当时那个家庭能够维持下去，全靠母亲。’”
后院有一片茂密的竹林。村里的老人说，小平同志小时候最喜欢到竹林里玩耍。
从竹林沿青石板路往北走百余米，可见一方形似弯月的荷塘。荷塘的旁边有一口老井，这就是远近有名的“邓家老井”。上前看，井里的水面竟高于外面地表近60厘米。据说，这口井是明朝时邓家先祖迁入广安时挖掘的，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邓家祖祖辈辈和乡亲们一直共饮这口老井的水，他们用井水酿酒、磨豆腐。在这里，童年的邓小平经常帮母亲淡氏提水洗菜。夏天，邓小平还经常用井水冲浴。
现在，“邓家老井”已成了当地知名的矿泉水品牌。
牌坊村三易其名
纪念园的尽头，有一座造型精美的高大石牌坊，上书“德政坊”。牌坊用青砂石垒砌而成，高约12米。马福告诉记者，据邓家族谱记载，邓家有过辉煌的族史，迁入此地后邓家第十二世孙邓时敏，1745年官拜大理寺正卿。告老还乡后，被清政府授予通奉大夫。为表彰他的德行，嘉庆皇帝下旨为其家乡赐造了“神道碑”和“德政坊”。牌坊村因此得名。
不过，牌坊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也曾三次改名。
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刮起“共产风”和“浮夸风”。牌坊村也不例外，紧跟形势，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牌坊村改成了“伟大大队”。1962年，刘少奇和邓小平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出台了“农业六十条”，实行农业改革的紧急措施“三自一包”。各地此前充公的房屋、自留地、牲畜等私有财产又还给了农民，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们的生活也得到了较大改善。次年，“伟大大队”又改回了“牌坊村”村名。
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邓小平被戴上“党内第二号最大走资派”的帽子，“红卫兵”、“造反派”冲到邓小平家乡，砸烂了牌坊村的村牌，强迫把村名改为“反修大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拨乱反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牌坊村又恢复了原名，一直到今天。
马福告诉记者，牌坊村村名的变迁，是时代的产物，并非全因小平同志的沉浮而变。当然，小平同志的沉浮对家乡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在今天的牌坊村，人们仍然记得这样的顺口溜：“我是广安叫花子，最恨江青几个人，小平同志快出来，免得我们饿肚子！”
故居的三次维修
小平同志的母亲淡氏于1926年去世，10年后他的父亲也病逝，此后一直是他的继母夏伯根在维持这个家。邓家人全部离开牌坊村是在1951年。当时，主政大西南的小平同志正在领导搞土改，他写信给广安当地政府：按政策办事，不搞特殊照顾，将他家的家产全部分给农民。小平同志把从未谋面的继母夏伯根和两个妹妹接到重庆。广安县委和土改工作队接到小平同志的指示后，立即照办。邓家的家产都分给了当地村民，9户农民搬进了“邓家老院子”。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到邓小平故居参观的国内外游客越来越多。而当时，“邓家老院子”因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
从1980年起，广安县政府开始对邓小平故居进行保护管理，并进行维修。
据当时负责维修的县委办公室主任邓欲治回忆：“县政府给了我们1.1万元经费，我们只是给小平同志故居添了些砖瓦，补了补墙壁，修了一条便道，在周围栽了一些树。可是，这一次小小的维修居然惊动了小平同志。邓办(邓小平办公室)专门通过四川省委过问此事。打那以后，广安县委再也没敢对故居进行过维修。”
但是，对小平同志故居进行维修和保护一直是家乡人的心愿。1986年春，小平同志偕夫人卓琳，到成都考察工作。广安县委领导专程前往成都看望小平同志夫妇。时任县委书记的罗国兴再次向卓琳请示：“故居太破旧了，要不要维修一下？”卓琳思考了一会儿说：“你们要把钱用在人民的事业上，故居能保留下来就行了。”回广安后，县委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开会，研究故居到底维修还是不维修？讨论的结果是：还是要维修，要不然故居就会垮掉。第二次维修时，迁走了住在里面的所有农户，门前的小路也变成了能开进小车的大路，共花费了17万元。
第三次维修是在2004年，即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前夕，这次维修得到了中央、省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马福告诉记者，对于小平同志故居的保护情况，邓家人没有过多的要求，只是要求要多栽树，说小平同志倡导“义务植树，绿化祖国”，他的家乡应该走在前头。邓家子女还把小平同志生前在北京亲手栽培的树木，移栽到了故居。他们说，把这些树木移栽到这里，就像是父亲回到家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