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安石变法期间，党争激烈，士风浮躁，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得势，众官便纷纷依附。

　　光禄卿巩申，一生醉心钻营，至老年仍居省中闲职。彼时宰相王安石每逢寿辰，祝寿者摩肩接踵，场面盛大。朝中大臣多献诗贺寿，僧道则献功德疏祈福，就连差役走卒也笼着鸟雀，往王安石府中放生。巩申既不善作诗，又不会诵经，便学那差役走卒，用大笼子装满鸟雀送至王府。待宾客云集时，他亲手开笼放生，每放一只便高声呼道：“愿王公寿至120岁！”

　　谏议大夫程师孟有一回跟王安石说：“您的文章举世无双，希望您能为我撰写一篇墓志铭。”王安石没听明白——他哪想到会有活人求墓志铭——就问：“是为令尊求铭吗？”程师孟说：“不是为家父，是为我自己。我担心不能长伴您左右，想先求您写一篇墓文，死后刻碑。”王安石一笑，但未答允。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亡故后，习学检正张安国披麻戴孝跪在灵柩前痛哭，边哭边说：“您不幸早亡，竟无子嗣，如今夫人有了身孕，我愿意立即去死，好托生为您的儿子。”

　　巩申胸无点墨，作不出谄媚诗文，只能搞搞放生仪式，刷刷存在感，但他这种急于攀附的投机表演，不免被人讥笑。与巩申的不学无术不同，程师孟在北宋堪称一代能吏，治水垦田，整顿治安，功绩不少。按说这般人物应不屑于谄媚上司，谁知他也未能免俗，吹捧王安石的文章，生求墓志铭。

　　如果说巩申、程师孟献谄只是突破了士人的底线，张安国则更进一步，突破了人伦底线。张安国竟求速死托生，做王雱的儿子，简直令人作呕。王雱死了，王安石还在，想做死人的儿子，实则瞄准的是活着的权臣。试想，若王雱的父亲不是王安石，而是集市上引车卖浆之流，张安国还会急着托生做人家儿子？张安国身为习学检正，不过是中书门下省的低级文官，若想快速升迁，要么立丰功伟绩——这既受能力所限，又需机遇加持；要么攀附伯乐——这倒不难，只要豁出去，往往能如愿以偿。可惜史料未载张安国是否得偿所愿。

　　巩、程、张3人，一个利用宗教仪式表演忠诚，一个用墓志铭换取身后名，一个通过自辱来表忠心，堪称溜须拍马的高手。除了程师孟有些能力得善终外，另两人史书无记载，估计也不得重用，否则一定会有记载。

　　深究这些献谄众生相，根源绕不开“权力”二字。古代官场等级森严，下级官吏晋升多需依附上级，尤其是那些手握重权的权臣。权臣一句赞誉，可让人平步青云；一句诋毁，能让人瞬间跌落。而官场潜规则又多“唯上不唯实”，纵有满腹才华，若不入上司法眼，也只能终生屈居人下。若能哄得上司欢心，往往能改写命运，是以变着法巴结逢迎，成了媚臣向上攀爬的秘诀。

　　权力如蜜糖，诱人屈膝跪；利禄似香饵，催人生媚骨。千百年来，献谄众生相何曾真正消失过？不过是舞台布景、谄媚话术不同罢了。世人当以此为鉴，须知铁脊难弯，媚骨易折；依附他人，终成浮萍。做人也好，为官也罢，只有独立自主，坚守道义，方可光明正大地立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