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优秀的家训十分重视读书，将读书视为子孙后代的立身之本。这些凝结着不同家族智慧的文字，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揭示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千年共识。在家训作者笔下，读书不仅是个人进阶的阶梯，更是维系家族兴衰、塑造个人道德品格的根基。

　　汉高祖刘邦这位曾以“大老粗”自诩的开国皇帝，在《手敕太子》中坦露心迹，活脱脱展现了一个“学渣”的觉醒之路。他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在秦朝焚书禁学的背景下，刘邦曾将不读书视作荣耀。登上帝位后，他却在治国实践中幡然醒悟：“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更令人莞尔的是，刘邦不仅逼着太子勤学苦练，还立下“必须亲笔书写奏疏”的规矩，生怕子孙重蹈自己“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覆辙。

　　南北朝颜之推堪称“鸡娃鼻祖”，他在《颜氏家训》里以“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的记载，勾勒出魏晋门阀时期士大夫家

　　庭的启蒙教育图，指出为学须趁早，必须重视启蒙教育。颜之推还主张幼学当学儒学，展示了士大夫子弟的读书情况：“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更是直指现实：“无世禄可守者，莫如为儒。”在他看来，读书不仅是“取科第，致富贵”的进身之阶，更是“开门教授”的生存之道。当其他文人还在之乎者也时，袁采早已凭借“书中自有稻粱谋”的务实精神，把文化传承变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家族事业。这种将经典研习与现实谋生相贯通的智慧，让文化传承得以在世俗土壤中不断扎根生长。

　　明代袁了凡硬是把《训儿俗说》整成一本“学霸养成手册”，把读书攻略写得十分细致。例如，他指导儿子要相信古代圣贤的经文典籍，读书贵在勤奋有恒心，读书不但要开悟还要知人论事等。这种强调信仰、态度与悟性并重的读书观，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清代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里化身“家庭图书馆推广大使”，呼吁一个家庭“遗金满籝，不如一经”，主张家庭应该广储书籍，使子弟“开卷有益”。这些论述将读书从个人修养升华为家族文化资本的积累，展现出古代士人对知识传承的远见。

　　在知识获取易如反掌的今天，我们更需深刻反思：快餐式阅读是否消解了深度思考？海量信息能否替代经典阅读？这些古代家训启示我们，读书不仅可以获取知识，更是塑造人格、传承文明的修行。只有让书香重新浸润家庭，让经典书籍滋养心灵，我们才能在浮躁时代守护精神家园，让古代家训中那些跨越千年的读书智慧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