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一定要通过大运河运到京城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明清两朝几百年。可在元代，答案却似乎很简单。那时，运河航行并不顺畅，裁弯取直之前，从杭州到北京需绕道洛阳，路线曲折、水陆并用，耗时费力。

　　朱清、张瑄是南宋末年两个私盐贩子兼海盗，后来降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朝廷议论运粮路线，朱清、张瑄主张通过海运输送漕粮，宰相伯颜让他俩负责此事。他们造了60艘平底海船，自江苏省太仓刘家港运粮4万余石至京师，由此揭开了元代海运漕粮的序幕。在元代，漕粮长期以海运为主。

　　明初，漕运沿袭元代的做法，仍以海运为主。由

　　于海路运输风浪险恶，翻漕船、溺军卒的事故时有发生。后来重开会通河，永乐十三年开始停止海运，单纯依靠河运。

　　如前所述，水路运输的成本比陆路运输低得多，根据明人袁黄《皇都水利》记载，通州张家湾至北京城60里陆路的运输费用竟然与从苏松（苏州和松江）至张家湾3700里水运的运费差不多；同样是水路运输，海运（海上运输）又比河运（沿着大运河或其他内陆河道运输）成本低得多。人们无数次总结河运与海运的优缺点——海运有风浪之险、海盗之险，但速度快、运量大、省费用、省人力。与此同时，漕运的劣势则一天天凸显，运河经常淤塞，修建成本、维护成本巨大，运输过程中各级官吏更是巧立名目增加了数不清的附加税费，给老百姓造成沉重负担，也给朝廷造成巨大浪费。

　　自明朝中后期起，朝廷一次次为要不要把“漕运为主”改成“海运漕运并行”而激烈争论，“海运派”一次次惨败，甚至没人敢提“海运为主”或“废漕改海”。

　　难道此间就一直只有河运，从未实行过海运吗？当然不是。隆庆六年（1572年）三月，漕运总督王宗沐曾组织了一次成功的海运，从淮安入海，运输大米12万石，五月抵达天津。但次年，万历元年（1573年），王宗沐再次组织海运，却遭遇飓风而发生沉船事故，言官纷纷弹劾，最终朝廷决定停罢海运。这成为后来朝中“反海派”一个反复引用的把柄。他们全然不顾另一个事实——随着造船技术和航运技术的进步，随着倭患的平息，“漕运改海”无论在技术层面、安全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早已没多大障碍。

　　那么，最大的障碍在哪里？说到底，不过是既得利益者阻挠罢了。曾经有个梗：“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废漕改海断然不许！”这句话折射出改革与转型之难。多年来，“漕运”已经衍生出一长串上下游产业，上到朝堂诸公，下到运丁闸夫，“沿途吃河者不计其数，他们如何愿意朝廷废漕改海？”

　　直至清末，在铁路、轮船、战乱等的冲击下，1901年清廷终于颁布“废漕令”，大运河告别“漕运时代”，步入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