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一张京沪高铁车厢内的照片，让无数成年人在心中长叹了一口粗气。

　　原因无他，作为连接北京、上海两座一线城市的快速通道，京沪高铁无意间成了全中国最忙碌的一批人的临时工位，窗外夜色铁黑，车厢里的打工人，却放下小桌板、打开笔记本，把高铁车厢当成移动办公室，继续加着白天没加完的班，一身“班味”在旅途中仍没能找到挥发的空间。

　　在各大社交网站占据流量风口的“班味”，一时间成了每个成年人避之不及的黑暗入口。京沪高铁则用具象化的“班味”，让人们对诗意生活的想象阵地，再次失守。

　　2022年，人类学家大卫·格雷柏的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文版出版，格雷柏用犀利的语言和滑稽的比喻，将40%的工作归到“狗屁工作”麾下。在他的助攻下，职场生活在世俗领域的地位被迅速祛魅，大把的年轻人开始奔向野地、公园、海边，寻找百年前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地栖居”，试图在一个无人谈论诗歌和文学的年代，以诗的尺度，重新接起自然、艺术与自我的纽带。

　　只可惜，越剧烈的逃离越容易引发机体的排异反应。第一批数字游民开始重返北上广，曾经为城市人筑起“一夜乌托邦”的露营也开始退潮。在心性修行上缺课的逃离，只能让人们在工业味过重的“诗意”幻象中，难以为继。从露营到骑行再到路亚，“中产三坑”的主角永远在轮换，但我们关于诗意生活的想象始终在城市中流浪。

　　或许在寻求诗意这件事上，宇宙的自然规律也让“诗意”本能地排斥任何急功近利的贪心之人。如果我们在文艺作品里再多停留一些时刻，便会发现，“诗意”的存在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灵活、更加触手可及。

　　2000年，法国电影新浪潮祖母阿涅斯·瓦尔达带着一台小型DV在法国乡村旅行。其间偶然捡拾到的一颗心形土豆，让瓦尔达反复端详、视若珍宝。最终，这颗土豆成了《拾穗者》这部纪录片中最动人的诗意象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任何时空都可以参照的，诗意生活的坐标——离散的、不起眼的，但隐藏在每一个人生活中的诗意碎片，而它正平等地等待着每个有心之人的寻觅。

　　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意地栖居”，实际上最早来自19世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人充满劳绩，但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而我们不断修习自身、不断探寻适合自己的物理坐标，为的便是在生活和诗意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并且在其中长长久久地回味诗意的每一刻。